流动性、现代性与村民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基于CLDS2016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CLDS2016年调查数据,考察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村的流动性及其现代化进程对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村庄的流动性与现代化进程与村庄建设意愿显著相关,并影响村民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第二,农村居民的现代性不断增强,个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乡土性逐渐衰弱,导致乡村建设参与意愿下降;第三,流动农民工中的返乡村民有着更强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实证结果表明,乡村的流行性和现代化过程对村庄公共精神的影响是复杂的,要实现乡村的重新整合,既要继续乡村的现代化,实现村庄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又要促进流动农民工返乡就业,从而重建社区共同体。     

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技术赋能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技术赋能的理论视角,本文利用全国1189个外出务工村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乡村治理参与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数字治理平台通过增强外出务工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其对村务信息的了解、与村民的联结四方面中介传导机制,间接促进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3）数字治理平台对数字解决问题素养较高、与村庄的利益关联较深、政治权利意识较强的外出务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更强。这些结果对促进外出务工村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基于转型中国背景的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的丰富理论意涵能够弥补既有文献在讨论生育意愿时未能结合个体家庭特征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的不足,为改善生育意愿提供了新视角。研究深入剖析了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的一般理论逻辑,并结合转型中国背景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生育意愿影响效应在中国可能存在的具体机制。实证检验显示,一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对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青年群体间存在异质性;另一方面,转型中国情境赋予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具体机制,可以通过心理缓释效应提升青年居民幸福感,通过规范转换效应改善青年居民的育儿态度,进而提升生育意愿。研究拓展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研究视野,有利于中国本土化生育理论的构建,为应对中国低生育问题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留城务工或永久返乡: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老年农民工抉择的影响

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主流时,第一代农民工中的老年、高龄群体是该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是继续留城务工,是他们必须面临的问题。研究发现:虽然老年农民工人力资本明显较弱,但相比青壮年农民工,他们累积了更多的城乡社会资本;在以退出劳动力市场为前提的返乡意愿上,那些流出地社会资本越多、流入地社会资本越少的农民工返乡意愿越强烈;对于永久返乡的老年农民工来说,流出地乡村社会资本对其有决定性影响。农民工群体在"生命周期论"和"历史决定论"之间寻找平衡,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意愿上,乡土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格局和"落叶归根"情结,对其永久返乡有强烈的吸引力。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理论逻辑、困境及路径优化

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有利于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探讨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构建的逻辑关联、多重逻辑、动力生成和应然状态对其理论逻辑作出分析。研究发现,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存在政策保障不充分、参与发展动力不足、协同参与平台缺乏以及机制构建环境不契合等方面困境。因此,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需要完善创业帮扶政策,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力量,拓展多方主体参与机制;培养创新创业精神,提升参与主体动力机制;增强乡村环境契合,促进参与乡村治理机制。     

关系驱动、资源赋能与空间重构：农民渐进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关键主体,其主体作用的发挥是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中,社会关系网可以使农民快速建立连接,并通过在地化“中介”、乡村文化精英以及本土文化仪式等,提升农民参与意愿,实现农民从无参与走向旁观式参与;乡村资源禀赋影响着农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包括物质资源、文化资本以及象征性资源,整合与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实现农民从旁观式参与走向实质性参与;空间重构关系着农民参与的整体生态,通过物理文化空间、精神文化空间和虚拟文化空间,打造统一的乡村文化空间,实现农民主动持续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为此,要唤醒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意识,提升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修复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生态。     

草地资源共管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基于青海牧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随着草地资源的商品化,实施共管模式的集体草场中出现了抢占牧场、过度利用、违规放牧等“公地悲剧”情形,其根源在于牧民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基于“认知—意愿—行为”分析框架,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牧民之间产生集体行动困境的主要影响因素——村庄规模、贫富差距、社会资本、利用规则。同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庄规模扩大、贫富差距拉大和利用规则缺失对牧民的集体行动意愿和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社会资本流失则通过意愿来抑制牧民的集体行动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揭示草地资源共管中牧民之间产生集体行动困境的行为逻辑,为我国草原牧区推广草地资源共管模式提供政策和管理启示。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能提升政治参与吗？——基于政策反馈理论的实证研究

中国已进入社会政策快速发展和完善的时代,然而学界对社会政策的发展和调整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和后果关注较少。本研究运用政策反馈理论,以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为例,利用微观调查数据CSS2017分析了中国社会政策对大众政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提升了高制度化和低制度化政治参与,最终显著促进了公众的整体政治参与;（2）进一步分析发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对高、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通过解释效应实现,资源效应不显著。即养老保险金的发放未对参保者的政治参与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能够通过增强居民的社会地位认知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等方式塑造参保者的认知和态度,进而促使高、低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增加。（3）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无明显影响,资源效应和解释效应均不显著。本文的结果证实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支撑了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合法性;同时也发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所提供的资源及其产生的政治影响仍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社会网络下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55个村庄的调查数据

农民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主力军,提高其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是建立农村环境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基于福建省福州市、三明市、宁德市、龙岩市、南平市55个村庄的286份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路径：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均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有较强的影响,网络越发达,农户越愿意参与环境治理;在正式网络方面,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最大影响因素来自村庄治理参与意愿与家乡建设参与意愿两方面;在非正式网络方面,邻里关系、公益活动参与意愿均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尤其是邻里关系;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中互有中介效应。为此,应建立健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体系,发挥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积极影响。     

农村非治理精英与农村社区发展

20世纪90年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得村庄中非治理精英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这一群体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特别是在弱社区记忆的传统村庄中,非治理精英对农村社区发展有着显著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带动扶持、参与乡村治理和彰显社会示范方面,当然这种作用也存在局限性。制度的规范和完善、政府层面的政策保证可以使这一群体在法理化的条件下对推动农村社区发展发挥更充分、长足的作用。     

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与内在机制——一项计量社会学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分析了不同个体资本的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及内在机制,并检验了成本与效用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在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六年多时间,生育意愿的演变趋势与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一致,即呈现弱化之势;但不同年代以及个体资本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大,而文化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小;生育子女的内在机制由经济资本而非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决定;在我国,经济资本的影响机制与成本与效用假说一致,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却与其相悖。最后,本文对研究发现进行了相应讨论并指出了今后需要研究的课题。     

迈向依法有序的网络维权：社会资本的力量

互联网时代,虽然普通网络维权是频繁发生的社会现象,但鲜有深入的学术研究。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社会资本是促进依法有序网络维权的重要社会机制。具体地说：一是社会资本发挥社会支持和社会动员功能,通过资源帮扶和网络交往两种机制,作用于个体网络维权意愿和行动;二是嵌入人际关系的法律资源（法律知识和法律运用技能）,促进个体利用线上的制度渠道,依法维权;三是同等条件下,年轻人、高教育群体网络维权意愿更强烈、行动更频繁;对网民影响力的乐观判断也鼓舞了普通网络维权。这些发现预示着,丰富的人际社会资本含量,将促使人们通过线上正式渠道维护权益,有利于推进互联网治理和数字社会的法治建设。     

社会资本视域下“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实现国家治理有效的重要保障，是有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组织—制度—情感”三维框架剖析了当前“饭圈”的运作现状。基于“饭圈”参与治理现状的系统梳理发现，其运行困境主要有三:一是科层管理模式下网络资本弱化影响粉丝的参与意愿，二是组织资本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饭圈运营前景堪忧的结果，三是以数据劳动为代表的卷入式参与模式盛行制约了个体性资本的生成。针对上述困境，设计了优化社会参与网络、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制度、培育和提升个体参与热情的三重应对策略，以期为“饭圈”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拓展渠道，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创新路径和理论支撑。     

心理健康对劳动参与和生产率的影响——以中老年群体为分析对象

在理论阐述心理健康的人力资本特性基础上,采用CHARLS数据实证考察了心理健康资本对中国45~65岁中老年群体劳动行为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心理健康资本显著影响中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和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受教育程度和生理健康等人力资本形式而言,心理健康的影响更稳健。同时还发现,心理健康对劳动参与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城乡之间和不同职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因而,重视和改善人口心理健康问题对提升老龄化社会劳动参与和社会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外流与村庄内部分化:代际间的动态视角——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后发型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村庄利益密度较低且人口外流严重,其村庄内部分化呈现出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相异的过程机理和最终形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研究发现,村庄就业形势的转变使理性农民将就业视野拓展到村外,村庄人口大规模外流成为常态.受个体禀赋和能力差异的影响,外流农民职业分化逐渐形成,经济分化继而推进.但因人力资本差异有限,同时受职业和生活风险及父代责任绵延等的影响,有限的经济分化难以进一步扩张,因而并不足以造成社会生活区隔,也无力形塑村庄内部社会分层.与经济分化并行的是社会性分化.由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加之村庄人口的大规模、长期性外流,市场观念的持续输入和由村庄"助行为"的消散引发的公共性消解,加速了乡村伦理共同体的裂解,而这也成为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的主要动力.代际间阶梯式推进的"有分化无分层"的村庄内部分化形态与动态化、螺旋式产生的房支"断链化"、家庭"核心化"和个人"原子化"的村庄治理困境相伴而生.破解这一困局,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90村的调查数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排放量迅速增长,导致村庄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并制约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提出三个假说,并利用对全国9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探讨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个人因素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人因素均对村庄生活垃圾治理有正向影响。其中,政府管理和村域社会资本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发挥作用,且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体因素的结构性优化,是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住房产权异质性、住房财富与社区治理参与

社会治理模式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落实社区治理的多方主体参与是微观基础,而这就要求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文章利用3个年度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住房产权异质性视角剖析居民社区治理参与热情是否受其房产类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房主较租户更愿意参与社区治理,但是拥有不同住房产权的房主的参与意愿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此外,房价上涨仅能显著提升完全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房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影响共有产权房主的参与意愿,这为识别住房产权对社区治理参与的作用机制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别提供了证据。文章的实证发现为坚持以“房住不炒”原则来治理住房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提供了方向。文中验证的住房产权与社区治理参与之间的关联在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中存在差异。这提示我们应针对不同类型家庭制定差异性的策略来提高其社区治理参与意愿。研究结论为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构建社区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社区治理框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研究

文章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研究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问题。首先,在梳理文献基础上提出居民参与认知、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其次,在对成熟量表适应性改进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第三,利用SPSS22.0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验证了相关假设,即居民参与认知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参与意愿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资源保障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提升策略,对居民社区参与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