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及其辩证关系研究

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学界就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就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及其辩证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认为：（1）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在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条件下提出，以发展为核心，以高质量为衡量尺度，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质量与经济适度增长相统一，以及独特的发展指标体系，一系列发展战略保障等特征。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表征。（2）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彰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成都要以共同富裕为基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有先有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首先是富裕，然后是全体人民一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实现富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3）高质量发展同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首先，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是富裕的前提，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进行；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其次，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结果。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结果；是高质量发展的体现；高质量发展推动的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最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相互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高质量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共同富裕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发挥；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产生作用，共同富裕也对高质量发展产生作用。高质量发展是前提，共同富裕是目标。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演进逻辑、现实阻碍与实践进路

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和重要途径,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指向和价值旨归。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不仅是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实现了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从现实来看,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存在,区域、城乡、行业收入差距亟待解决,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有待进一步巩固等突出问题,亟待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基于诊断法的共同富裕之路——以示范区浙江为例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进入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整体要求,它包含经济持续增长和分配更加公平两个方面,其中,前者是基础前提,旨在解决发展的不充分问题;后者是内在要求,旨在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共建共同富裕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历史任务,需要学会区别诊断的艺术。基于共同富裕的双重含义,并借鉴经济增长诊断法,文章创造性地提出共同富裕诊断法,发现当前进一步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在供给端加速实现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和消费主导,在需求端实现居民收入、实际消费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全面趋同。作为示范区的浙江,如今已经具备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不过,消费需求、浙西南地区和教育仍然是制约其率先基本建成共同富裕社会的动力因素、区域因素和人类发展因素。     

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话语的历史嬗变、逻辑证成与时代观照

共同富裕话语是拥有高度理论深意和实践品格的政治表达,既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目标、纲领的软实力,也是巩固党的领导、夯实执政根基的隐性资源。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话语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嬗变,在“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主题引领下,形成“革命求富”“建设谋富”“改革致富”“脱贫共富”的话语表达。基于此,中国共产党聚焦共同富裕话语的理论溯源、文化基因、实践诠释,深化了共同富裕话语的逻辑证成,从而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增进共同富裕的道路自信、树立共同富裕的国际典范提供了话语支撑。     

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问题和实践路径探究

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共同富裕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全体人民共建共享、适度差距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具有鲜明的全局性和阶段性特征。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和实践探索的历史逻辑,更面临深刻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难题。当前,应着力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畅通向上流动通道,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加强民生保障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东数西算”赋能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一步。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鸿沟加剧不平等以及生态空间利用不合理等问题影响和制约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东数西算”是我国出台的一项跨区域超级工程,它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跨越财富鸿沟、发挥数字成果溢出效应以缩小数字鸿沟、推动碳排放总量降低以改善生态环境。“东数西算”赋能新时代共同富裕,可以从发挥算力优势、发展新型基建、优化能源结构三个方面展开实践探索。     

共同富裕视域下“一个民族不能少”的话语嬗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也是新时代高质量做好民族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必然要求“一个民族不能少”。以建党百年的大历史观审视党的民族工作,将“一个民族不能少”作为价值遵循是一条重要经验。百年以来,“一个民族不能少”话语经历了奠定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进行共同富裕的社会动员、确定共同富裕的政策保障和彰显共同富裕的时代目标四个表达阶段。虽然每一阶段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但都致力于推动共同富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不能少”话语历经百年嬗变,既是一种价值遵循存在,同时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主要包含主体、主题、主力等理论要素。话语来源于实践,也指引着实践的发展,“一个民族不能少”话语具有促进解决各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等实践指引价值,能够不断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各族人民迈向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共同富裕思想源远流长,既是中华民族长期追寻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强调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实现物质层面的富足,更包含了经济富裕、政治昌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环境宜居等多个层次的内涵。高质量发展是旨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更高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是新时期发展的方向和重要课题。经济环节的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并以此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促进乡村振兴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实现经济富裕。其中,坚持科技创新的首要地位、目标与结果和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以及发展成果的普惠性,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道路鲜明的时代特征。基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可以从理论逻辑、时代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角度讨论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共同富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结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在时间脉络上相互衔接,同时也具备实践意义上的可行性。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拥有着时代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群众基础、国家治理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是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时代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人口老龄化问题和财政压力、数字技术发展不平等、新旧动能转换造成短期经济承压、新冠疫情加剧不确定性五大挑战。最后,提出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推动财税制度改革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推动产业融合发展;顺应数字化转型,完善科技创新体制,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加科学的现代化手段;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升金融发展质量,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可以认为,本研究结论对理解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间的内在逻辑,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意义。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现实挑战与实践向度

数字经济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能。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数字经济中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轮驱动能为实现共同富裕赋能增效,但也面临着数字经济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阶层固化与数字鸿沟态势初显、数字经济领域的社会保障有待完善、良好的网络文明生态有待构建等现实挑战。新发展阶段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完善数字经济赋能的制度机制、加强数字经济赋能的政策引领、加强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拓宽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向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我国进入新时代面临的一项极其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补齐农村发展短板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解决“三大民生”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高质量发展是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关键举措。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基础：化解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选择,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和能力提升是高质量发展的必备条件。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路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以公共服务为重点优化共同富裕的资源配置,以人的能力提升为抓手强化共同富裕的动力系统,以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完善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     

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

本文以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为指导,从总体富裕、均衡水平、弱势保障三个维度入手,构建了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使用省级数据、地级市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对我国24个省份2013至2019年间隔年份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共同富裕水平自2013年起大幅提升;2019年,浙江、江苏、吉林共同富裕水平列全国前三,河南、广西、广东三省共同富裕水平列全国末位;此外,本文对2019年各二级指标的得分排名进行分析,厘清各地区当前共同富裕的驱动因素和阻碍短板,为各省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指明方向。     

互塑协同：集体产权改革与公共服务供给

集体产权改革与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互塑协同既是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客观要求,又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基础。共同富裕目标视域下,集体产权改革与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间的耦合和协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集体产权改革资本化、股份化的推进,重塑了公共服务供给格局。政经分离的滞后、股权设置的弊端以及外来主体的挤压等困境,阻碍“互塑”机制发挥协同作用。研究表明：集体产权改革是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为此,应构建以主体责任协同、发展要素协同、价值协同为内涵的互塑协同机制,即以监督性责任共担实现高效能治理,以内部资源整合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多元主体协作创造高品质生活。     

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障碍与突破方向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通过对劳动细化和劳动作用对象的分析能够得出以下结论：不同质的劳动创造出价值量不同的农产品价值、劳动作用对象差异形成高低不同的农产品价格是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动力来源。再以山东、四川、河南三个农业大省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对稀缺资源、级差地租收益管理不到位,加之农业经济属地利益流失到异地,以上原因阻碍了农业大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为此,应开启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大力度理顺级差地租收益分配、大力度推动农业区域性品牌发展,以行政区品牌建设为突破口,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 ——基于空间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看,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互补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等促进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通过消除市场分割实现产业的非中心化,通过降低金融支持门槛提升共同富裕。文章采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验证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具有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大于直接效应,但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中介效应都不太显著。进一步,文章基于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中介效应不显著的原因,研究发现,当产业去中心化程度达到0.7986时,数字经济可以显著地提升共同富裕的程度。     

以共享发展促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理想的发展逻辑

以共享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体现了共产主义理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实践过程。共享发展强调物的普惠与人的包容,凸显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性,是追求共同富裕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前提条件。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旨在实现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富裕,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要保证。共产主义是践行共享发展和追求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为践行共享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价值引领,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方向。     

从“共同富裕”到“共享发展”理念演进探析

以先进科学的发展理念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思考的重要主题。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从提出以实现共同富裕到正式提出以共享发展理念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能一蹴而就,必须以实现共享发展作为必要步骤,同时实现共享发展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的探索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并有力推动了当代中国发展。     

山区县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迭代升级新模式——以浙江省武义县为例

浙江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山区26县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共同富裕新模式。文章以浙江省武义县为例,基于对15个乡镇案例的质性元分析,系统归纳了山区县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迭代升级新模式,如共富联盟、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建设等。在此基础上,还为下一阶段的山区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加强产业、平台、市场方面的协同合作,提升高端要素循环与资源重整等政策建议。     

“治理”话语与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丰富

话语即权利,在特定语境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话语体系都是一种价值表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为解决和研究民族问题树立了"治理"的价值准则。"治理"话语与我国现行民族理论政策上的"帮助"话语、"自治"话语和"民族关系"话语存有矛盾。贯彻"治理",使我国民族工作主题有了重要目标,使我国民族理论政策有了新内容,并拓宽了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执行方式。运用"治理",可以看到当前关于民族问题研究中的"族群""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话语不符合治理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思想。     

邓小平“共同富裕”的反贫困思想探讨

贫困与反贫困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我国大面积的贫困地区和５８００ 万的贫困人口也日益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邓小平同志在深入认识贫困实质的基础上,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的反贫困战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反贫困思想,文章试从贫困的实质、共同富裕的含义及反贫困战略三个方面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