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町人文化与《诗经》研究

江户时代由町人(生活于城堡附近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兴起的主流文化思潮对日本《诗经》学有重大影响.江户前期的《诗》学独尊“朱传”,理论创新的源动力严重乏力.町人文化崛起之后,情势大变,新见迭出.以人情《诗》学为契机,不仅涌现出大量新《诗》著、新观点、新派别,而且促成了日本《诗》学自觉时代的全面到来,开辟出一个崭新的《诗》学时代.     

《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 传播与接受考论

晚明时期出现的“世说体”小说《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广为传播,江户士人对其展开大量的注解、抄补、音译等研究工作,并掀起了日本“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热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通过对《世说新语补》渡日版本内容的比勘,发现其书基本承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一贯风格,但在内容上又根据作者的价值旨趣进行了删减或增补,增加了大量符合儒家思想观念之内容。《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的风行,以及其后在日本产生的“世说热”的现象,折射出江户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     

李白对《诗经》的接受

李白对<诗经>的接受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在思想上自觉把<诗经>当作反对齐梁柔靡之风的武嚣;第二,他与<诗经>有着相同的精神契合点即抒发性情;第三,他看重<诗经>的政治讽刺精神.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白在其作品中从字词、句式、意境、手法、题材等各个方面对<诗经>进行了接受.     

《诗经》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国教科书"身份的探讨

《诗经》域外流传十分广泛,在日本影响尤大.对于身在域外的《诗经》,其身份是汉籍、是儒家经典,这毋庸置疑.但考察日本江户时代的《诗经》,我们发现它在唐通事和藩校教育中,都曾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在语学、儒学及文学等方面成为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范本.《诗经》所涉内容与中国、中国文化的多方面相关联,因此,《诗经》拥有着"中国教科书"的身份.在"教科书"视角下考察以《诗经》为代表的域外经典汉籍,更有助于我们思考并清晰地认识中华文化流播海外并参与构建异文化的过程.     

从诗歌韵律特点评析《诗经》的英译——以《小雅·采薇》为例

中诗和英诗的韵律特点不同。以《小雅·采薇》为例来看,＂诗体＂和＂散体＂译文各有特点,这说明在进行《诗经》英译时,应做到音韵兼顾,在不因韵害意的情况下韵体为上,从而尽可能缩小和弥补中英之间的差异。     

《三国演义》与日本江户文学

《三国演义》于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7年)输入日本,与这一时期崛起的庶民文化相得益彰,尤其伴随着第一个日译本《通俗三国志》的诞生,《三国演义》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同时,对江户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不仅涉及小说、戏剧,还波及到绘画领域。另一方面,江户文学在接受《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将一部中国小说通过一步步日本化,演变成日本的小说和戏剧,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过滤特质。     

清代《诗经》考据学派《诗》学宗旨论析

考据学派是清代《诗经》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奉行"由小学以得《诗》旨"和"求古与求是"的《诗》学宗旨,在《诗经》语言文字的考释、名物典制的考证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部分学者能以文本之意为最高阐释原则,从而为《诗经》由经学阐释走向文学阐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诗经·小雅·大田》主旨辨析

关于《诗经·小雅·大田》的主旨,众说纷纭,主要有“刺幽王”、“颂美”、“省敛”、“祭祀”等几种说法。其中“祭祀”说细分为“报祭”和“因农事而及祭祀”两类。经过分析文本的字词、内在逻辑以及联系古老的蜡词,《大田》乃贵族为祈年而祭祀田祖之诗。     

牧角悦子《诗经》学研究述评

日本近代之前的《诗经》研究以考证学为主,近代之后以文学、文化人类学等新方法、新理论的新科学研究为主。牧角悦子教授将日本《诗经》近代之前的经学研究与近代之后的新科学研究加以融合,既传承了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基础,又吸收了西方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是目前日本《诗经》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牧角的《诗经》研究,从否定经学、重视文学与文化人类学,再到重新认识到经学与文献学的重要性,力图在经学与文学、文化人类学的平衡中综合研究《诗经》。牧角《诗经》学研究史所呈现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也与日本《诗经》学整体发展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日本《诗经》研究的近况。     

《诗经》学在三至九世纪的传播与接受

在<诗经>学的传播与接受历史中,三至九世纪这一时段,往往被归入汉学系统而为学者所忽略.事实上,就<毛诗>的地位及其研究变化而言,三至九世纪是不容忽视的历史阶段.三至九世纪的中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与隋唐的统一与强盛,<诗经>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轨迹.汉代本在民间流传的<毛诗>成为官学中的唯一教本,经过唐人的修撰而颁行天下.而<毛诗正义>在继续汉代章句之学的同时,也吸收了魏晋人的某些成果以及义疏学的新路径,并且糅进了一些文学解读的因素,揭开了宋代<诗经>学发展的序幕.     

元代江西的《诗经》学

元代江西的《诗经》学成就突出,马端临、胡一桂、刘瑾、罗復、朱公迁、刘玉汝、梁寅等《诗经》学者在江西余干一脉、江西余干另一脉、江西鄱阳一脉的三脉系《诗经》学传承中不乏相似的经学实践倾向:羽翼和绍述朱子学说,融合吕祖谦史学观念,汇通陆九渊心性思想,吸纳朱子《易》学思想,在字义训诂、字音考定、诗义探寻、历史考证等方面积极探寻,不断丰富和发展元代江西的《诗经》学的内涵及价值,也对明代《诗经》学的发展产生着潜在影响。     

《诗经·小雅》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探析

以<诗经·小雅>中的几篇政治讽喻诗为例,通过对知识分子原型的追述,旨在探究<诗经·小雅>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从《说文》所收《诗经》用字谈许慎《诗》学——以“从女”字为例

汉代《诗》学的今古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这是由《诗》文本传承的历史状态决定的。检诸古文字材料,《毛诗》文本中亦有不少从女字,很可能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许慎《诗》学既宗《毛诗》,亦取三家诗之说,这不仅源自于许慎的学术渊源,还与许慎强烈的文字本借意识和模糊的文字今古认识有关,也与《诗》学和小学的复杂关系有关。     

《诗经·风雨》诗旨辨析

历代对诗经《郑风·风雨》一诗的题旨解释,大致有三种:《毛传》传统认为,此诗旨在“乱世则思君子”;朱子解为“男女淫奔”之诗,现代人则舍去朱子之道德偏见,认为此诗表达了寻常正当的男女相悦之情;方玉润解为怀念朋友之诗.三种解释的差异取决于如何理解诗中的“君子”.透过对“君子”的辨析,可以得出对此诗主旨的三种不同理解,但这三种理解未尝不可合而为一.     

略论《诗经》英译的韵脚处理——《小雅·采薇》译文的启示

诗歌翻译用韵与否是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对于《诗经》而言 ,行文达到同样水准的译诗中 ,韵体可为上品。这是因为《诗经》有其特殊性 :音韵合谐 ,节奏齐整 ,加之迭章手法 ,使诗歌首首有韵 ;其体裁与音乐相配 ,因而诗歌可以配乐吟唱。而且 ,其中的诗歌起初是靠口头传诵而得以流传。通过对《小雅·采薇》的 3种非韵体译文和 4种韵体译文管窥《诗经》翻译的韵脚处理得失 ,阐述了音韵美在《诗经》翻译中造就音乐美和赋予生命力的重要性     

孔颖达《诗经》学的北学性质论

魏晋以来学术重南轻北。至隋代,随着全国政治统一,南北学术开始合流,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而初唐的文化整合却理性得多,提出了＂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方针。从《五经正义》所选用的传注来看,与东晋以来的南学取向一脉相承。但从其所据义疏来看,诸儒在整合中表现了平衡南北的努力。与其他几部《正义》多取南学不同,惟《毛诗正义》更多明显的北学倾向,这不仅纠正了魏晋以来的学术偏向,而且有力的引领了有唐一代的学风。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 ,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 ,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 ,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 ;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 ,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 ,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 ,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诗经》学与“诗本义”

本文认为，发轫于汉代的《诗经》学，并不是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经学来研究，由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基础，后来的研究都逃不出它划定的大框框。传统《诗经》学的致命弊端，就是完全脱离《诗经》的文学性，因此而导致明显的“误读”。这是由中国经学的性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特点。我们既要立足于遗产的清理，同时，也要在“诗本义”的解读和破译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诗经·小雅》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探析

以《诗经.小雅》中的几篇政治讽喻诗为例,通过对知识分子原型的追述,旨在探究《诗经.小雅》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人对汉诗的认识——以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为线索

津阪东阳的《夜航诗话》是一部学术氛围很浓的作品,反映了江戸时代后期的日本人对于中国古典诗创作的认识。津阪东阳基于对同时代日本汉诗文创作的强烈不满而写作《夜航诗话》。他推崇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唐诗,针对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对汉诗文(尤其是宋诗)一味模仿的流弊,旗帜鲜明地反对盲目接受汉文学。与此同时,津阪东阳主张初学者从绝句开始学习直到律诗是正确的习诗方法,并且强调律诗和绝句是不分民族、国籍的世界文学形式,如果能够遵守作诗的规则,律诗创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没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