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新疆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农村电商是助力乡村振兴重要举措,对促进经济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文章以新疆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为研究对象,构建农村电商和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因子模型探究2014～2021年新疆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及障碍因子。研究发现,新疆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递增趋势,两系统耦合程度一直为高水平耦合,耦合协调度在0.2112～0.6469之间,目前已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并呈现出直线递增趋势,主要障碍因子为乡村振兴系统转变为农村电商系统。     

中国省域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运用条件核密度估计、拉格朗日乘数综合赋权法等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省域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指数大多数处在0.3～0.7之间,但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西部地区发展较落后的分布态势依旧存在,大部分省份存在明显的发展短板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从时间维度来看,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指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也有少部分省份呈现“U”形、倒“U”形甚至下降的趋势。从空间差异来看,我国各省份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指数存在较大差异,呈现出东部地区得分最高、中部地区得分较低、西部地区得分最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差距在逐步缩小。从各维度发展水平来看,随着包容性发展指数的提升,各省份在产业、开放、创新、包容性和环境等5个维度的得分也显著提高,但各省份在每个维度具有显著的差异且优劣势各不相同,同时各省份各系统耦合协调程度绝大部分位于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阶段,但也存在部分省份位于轻中度失调阶段。为提高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水平,各省份应充分利用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适宜的发展战略,积极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补齐短板推...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现实阻碍与行动路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构成部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不仅事关边疆繁荣稳定，而且关乎民生福祉。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在内容、过程、动力维度具有高度契合的共通关系。然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仍面临相对贫困治理难度较大、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薄弱、生态环境治理短板亟需补齐等现实桎梏，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民生福祉的提升。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应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积极践行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缩小收入水平差距，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增进各族群众获得感，以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共享美好生态福祉，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研究的问题导向与短板视角

共同富裕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问题导向则是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从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或多或少地隐含着做“证明题”的取向。然而,从现实意义层面来看,共同富裕研究应该实现由做“证明题”向做“问答题”的研究转向,应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现实社会,提出现实问题并深入分析问题的背后原因、自身逻辑和发展规律。此外,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有梯度、有层次的目标,衡量是否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应是下限,即“木桶中的最短板”。当下,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短板在于农民和农村,共同富裕研究应该在问题导向的前提下,坚持短板视角,重视农民的理解、期望和需求。从农民视角出发,发现、研究和分析现实问题,全面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才是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共同富裕问题的关键所在。     

新时代“共同富裕论”的四维透视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堪称新时代“共同富裕论”,其中包含着许多富有时代气息、具有原创性贡献的鲜活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从政治要求维度看,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促进共同富裕须着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分配制度、分配秩序和调节方式;从时代特征维度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促进共同富裕是一场关乎中国社会发展全局的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从人民情怀维度看,共同富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践要求,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促进共同富裕是人民立场和人民江山论的生动实践;从发展路径维度看,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第一要务,须不断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和专业水平。     

中国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程度的省域差异实证研究

共同富裕体现了共享的发展理念,无论是“共同”还是“富裕”都是相对而言的,都是在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我们可以说这个地区比那个地区更富裕,这个时期比那个时期更富裕,或是这个地区比那个地区有更高的共同富裕程度。本文对省级区域之间城乡共同富裕差距的研究就是从比较的角度用指数化的形式测度其共同富裕的相对发展程度。通过用熵权法对基础指标客观赋权,运用TOPSIS综合评价模型对除港澳台之外的国内其他31个省级区域2021年的城乡共同富裕差异程度进行评估,通过进一步细分富裕度指数和共同度指数,把各省级区域的共同富裕类型划分为九种。     

实现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支撑、探索历程和实践方略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重要政治判断。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生产和生产力、人的全面发展及社会主义本质等思想观点成为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学理支撑。从百年党史看,为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追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高质量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美好生活创建等三个维度可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方略。这三个维度各自发力、协同弥合,有助于渐进实现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和目标。     

第三次分配如何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多维检视与实践向度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第三次分配在农村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体系的重要方面。农村虽然一直是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目标领域，但存在的问题亦较明显。在总量维度，农村慈善捐赠资源数量有限；在结构维度，农民精神生活富裕短板突出；在动力维度，农村志愿服务动力明显不足；在环境维度，农村公益慈善文化氛围淡薄。尽管第三次分配依靠的是民间的“自觉自愿”行动，但是这种“自觉自愿”行动也需要一定的制度设计进行激发。以第三次分配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应落实慈善捐赠激励机制扩大农村公益慈善资源，建立精神生活富裕促进机制弥补农村富裕短板，塑造志愿服务成长机制增强志愿服务动力，加强慈善文化引领机制优化农村公益慈善环境。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发展历程和时代进路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具有丰富的内涵。总的来说,包括以下五个层面：从对象上来看,它指的是涵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全民富裕;从内容上来看,它指的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协调的全面富裕;从性质上来看,它指的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相统一的富裕;从实现进程上来看,它指的是分阶段实现的逐步富裕;从实现路径上来看,它指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建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发展目标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历程。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了初步探索;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认识与具体实践都取得了质的升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了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也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筑牢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还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振共同富裕的精神动力,更要鼓励全体人民共同奋斗,凝聚共同富裕的强大合力。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实施路径——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实证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奋斗目标。在把握共同富裕本质和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在内的富裕指数,并以富裕指数和共享指数为基础构建共同富裕指数。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区、市)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计算我国31个省份2020年度的共同富裕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两个维度,将31个省份分为不平衡贫困、共同贫困、不平衡富裕和共同富裕四种状态。聚焦我国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对其2007—2020年共同富裕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当前除浙江、天津、福建、山东、重庆和江苏已初步达到或接近共同富裕以及上海、北京、广东、湖南、内蒙古属于不平衡富裕地区外,近67%的省份仍处于相对的共同贫困和不平衡贫困阶段,要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任重道远;其次,从浙江的经验来看,浙江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历程上先后经历了共同贫困、低水平共同富裕到初步共同富裕的发展过程,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以加快发展地区生产力为前提;最后,共享与富裕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逻辑关系,即地区富裕并非必然导致该地区人民对富裕的共享,地方政府必须以“提低扩中”为重点,通过加快重点地区、重点乡村和重点人群的脱贫...     

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统计测度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实时掌握现代化进程,科学评价现代化程度,有助于及时发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短板弱项,为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发展的新征程指明方向。本文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布局、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以及新发展理念,构建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精神文明富裕、社会和谐和睦、绿色生态发展、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等五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并辅之以专家咨询法,对2007—2021年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整体呈稳定上升趋势,且基于既定目标值,目前中国式现代化进度达到67%,其中精神文明富裕维度的现代化是突出短板,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和谐和睦维度的现代化水平也有待提高。为此,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以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提升。     

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矛盾及路径探索

西方涓滴经济学理论认为依靠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实现共同富裕,该理论被实践证明是失效的,共同富裕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实现,需要政府干预。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倡导的涓滴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应该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理论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矛盾。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主要面临三大矛盾：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之间的矛盾、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矛盾及共同富裕促进国内大循环面临的矛盾。据此,需要从东中西部均衡发展、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推动存量改革等方面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创建区域共同富裕的江苏范例

"十三五"以来,江苏同步实现居民收入、劳动者报酬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县(市)区经济快速发展,绝对贫困消除.在全面开启建设现代化新征程的新阶段,江苏需围绕现代化阶段共同富裕的目标内涵,聚焦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区域协调两大主线,创建区域共同富裕的江苏范例.当前,江苏区域共同富裕的主要制约因素有:经济发展富民效应仍待提升,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差距,区域协调瓶颈短板依然存在.未来江苏应夯实乡村振兴制度基础,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城乡发展协同度;利用主体功能区建设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推动沿江城市群组团发展,提升南北产业转移力度,构建省域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习近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的时代话语。习近平围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理想统一于人民理想生活方式的建构过程，揭示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是美好生活的精神满足，主体是现实活动的人，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构方式是高品质的精神生产，由此构成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鲜活意涵，在时代性、人民性、发展性和实践性上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质的创新表达和理论升华。     

从“晋江模式”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晋江经验”

从县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出晋江的改革发展实践经过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自发的“草根生长”、自觉的模式总结、自信的经验探索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晋江进入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从“晋江模式”到“晋江经验”,再到以民营经济助推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县域探索,晋江的改革发展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鲜活经验。这个经验概括地说,是一种“内生动力型现代化”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论共同富裕的内涵、道路及重点

从共同富裕的内涵来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形态最根本的特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发展导向和目标约束的作用,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从实现共同富裕的步骤看,应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从当前共同富裕的重点来看,使共同富裕成为"中心课题"已经刻不容缓。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构想变为现实,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创造性地实践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284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重要机制;样本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本地和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政府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金融服务和增收渠道。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产能的扩大,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借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给予更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在我国进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协同合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三重逻辑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历史任务从“全面小康”转换为“全面现代化”,共同富裕成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使得农村相对贫困成为推动共同富裕最薄弱、最艰巨且最易突破的地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贫困治理体系、以及消除绝对贫困的丰富经验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独特优势。随着贫困治理的转型,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要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范式、治理路径等模式转换。     

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逻辑关系与理论建构

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入新时代迈向新征程背景下提出的重大命题。科学阐释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深入研究高质量发展对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条件,对于精准回答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路径和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确立关联、制度和策略三大理论标尺,可以更好地理解新发展理念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逻辑联系,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能力为之且行得通的战略构想。在此基础上,研究还发现以发展推进共同富裕,是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相统一的科学命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走过了从全民共建到要素共创的发展历程,目前正在经历从机会共享到全面共富的发展演化。其中,要格外关注有效市场、有机社会和有为政府的组合搭配。     

中国共产党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建成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一般理论原则,列宁和斯大林在此基础上探索了经济落后国家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一般模式,这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遵循.各国国情差异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径不同,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之路.在100年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探索了一条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同富裕道路,其实践如下:第一,党带领人民通过武装革命翻身当家作主,为共同富裕建立政权基础;第二,党带领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把劳动者组织起来,仿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为共同富裕构建制度基础和生产力条件;第三,党带领人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实行改革开放,为共同富裕构建体制基础和生产力条件,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第四,党带领人民在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为全人类共同富裕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