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弱化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研究

实现粮食自给,确保粮食安全,是保障国家独立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稳定农业生产的主体,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弱化趋势进一步显现,这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生产。要遏制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弱化的趋势,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提高农民种粮收益,采用多种措施,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隐患与解决建议

粮食安全问题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从粮食生产和粮食供给的微观角度来看,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取得显著成就,但同时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也存在一些隐患,包括耕地和水资源短缺,粮食种植结构与消费结构不适应,种粮收益逐年下降,粮食生产劳动力老龄化严重,现有的粮食补贴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以及粮食浪费现象严重等。因此,需要从健全耕地保护监管体系,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优化粮食产业区域布局,构建生态高值粮食产业体系,推进新产业新模式融合发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完善粮食动态补贴机制,倡导全民节约等方面着手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波动及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粮食安全事关我国经济平稳发展与社会和谐安定,但在当前却面临诸多挑战。考虑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与农业支持的针对性,深入分析新形势下我国粮食产量波动及增长的影响因素,这对形成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结果显示:播种面积、化肥投入、有效灌溉面积对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的提高具有积极影响;成灾面积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劳动力投入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不显著。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需逐步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严守耕地保护制度,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业气象灾害防御联动机制;宣传农业科普知识,科学合理施肥。     

以提高粮食主产区综合生产能力来确保中国粮食安全

比之依靠自给自足或贸易进口来保障粮食安全,提高粮食主产区综合生产能力更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由此,农业发展的目标应是,在确保粮食主产区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农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制度完善与分区域保供路径

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把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的重要性提升到崭新的政治高度。2021—2022年,地方党委和政府都把扛稳粮食安全责任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初步见到实效。下一步,在制度上要细化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的考核指标并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三大区域在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保障粮食供给方面,应采取不同措施：主产区在保障自身粮食供给的同时还要努力增加净调出量,重点是以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为主要抓手,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的“良田”基础;产销平衡区粮食供给主要依靠自己,重点是将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与高效节水灌溉、撂荒地整治等工程同步实施,加快补齐粮食生产的农田水利设施短板;主销区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主产区,要在巩固区域内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拓展外部粮源渠道。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复杂矛盾

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有粮食产业固有的一般性矛盾,即粮食的私人性与粮食安全的公共性、粮食产业收益隐性和危害显性、粮食市场的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粮食的国内生产与国外进口的矛盾,又有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存在的特殊性矛盾,即粮食安全极端重要性与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城镇化持续高速发展与农民种粮争地、粮食增产目标的压力与农户种粮积极性不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争利、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及粮农利益与消费者福利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的根源及现实表征有助于进一步认清国家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畅通农业"双循环"系统的现实逻辑与发展思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双循环"战略离不开农业的参与.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起点和基础,我国农业面临自然资源不足、增产能力有限、供求结构错位等现实问题,必须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循环,才能实现农业发展目标.有效的农业"双循环",应是包含产品、资金、技术三个方面循环的多层次系统,我国农业"双循环"的发展目标应是"内循环以保障粮食安全为主,外循环以改善食物供给为主,内外联动相互促进".结合我国农业现状,要构建契合国家新发展格局的农业"双循环"系统,应着重做好七个方面的工作:切实保护好国内耕地资源、适度调整国内农业生产结构、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建立现代化粮食收储体系、优化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创新与完善

随着我国惠农政策的逐步确立并常态化,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但粮食生产的补贴较低而且分散,粮食主产区产粮越多财政越困难.建议据上一年各省工业总产值,抽肥补农,建立农业生产发展基金,重点解决粮食产区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销售地区主动承担相应的扶农、护粮义务,对口援建,产销两区“互帮结对”,实现互利共赢;中央财政承担提高和扩大粮食风险基金的提取总量和使用范围;以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收益差额为参考,逐步加大粮食补贴比例;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论我国对粮食主产区的保护和支持

我国粮食主产区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民增产增收等方面面临着诸多问题,当前国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保护和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又是极为紧迫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粮食安全视角下的粮食补贴政策研究

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业补贴的核心是粮食补贴.粮食补贴能否对实现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双赢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能否利用市场机制,以利益杠杆调动粮农的种粮积极性,使之能够从增产中增收,从而主动地寻求更高粮食产量上的均衡收益点.通过粮农种粮收益函数的构建,从粮食安全的视角分析粮食补贴与粮食安全(粮食产量)、粮农收益之间的关系,将粮农作为市场竞争中的经济人看待,确定了既能刺激粮食生产,又能减轻财政负担的合理补贴结构和最佳粮食直接补贴量.     

提高种粮积极性：中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完善与转型

创新和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保护和提高种粮积极性，是中国粮食安全之路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因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承载了“确保口粮绝对安全”重任和多元目标，以及部分政策的实施机制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引发了粮食市场扭曲严重、经济社会代价高昂、实际种粮者受益减少、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受困、合规性挑战和贸易争端等问题。据此，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将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重心转到支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种粮者利益保障、主产区粮食产业集群和粮食产业经济发展上去。同时，应积极探索“政策保本兜底稳预期、市场提质优价促增收、科技节本增效提效率”的种粮者利益保障机制，让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共保种粮者基本利益。这种政策的创新完善和转型升级，既能夯实粮食产能基础，也能让实际种粮者和主产区抓粮者受益，同时可提升中国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系统性、精准性、合规性和实效性。     

关于中国粮食安全的调查与思考——来自安徽农村的报告

本报告以安徽为例,研究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粮食安全与粮食生产问题：通过回顾30年来安徽粮食生产的发展,总结了推动安徽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原因;tg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潜在威胁：因种粮比较效益下降造成的地方政府和农民对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性的缺失是威胁粮食安全的最主要因素;最后就立足国内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提出对策建议。     

南疆粮食安全及供需状况分析

南疆是新疆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和粮食消费的主要区域,对新疆的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总的来看,现阶段南疆地区的粮食安全相对较好,能实现新疆“区内平衡,略有结余”粮食安全方针,满足南疆的粮食安全。但由于消费需求刚性增长、耕地数量逐步减少,水资源短缺矛盾显现,供求区域性矛盾突出,品种结构矛盾加剧,种粮比较效益低下等原因,将对南疆粮食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在处理南疆特色林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保障的关系上,关键在农业技术进步。南疆应该走“以果哺粮,以粮稳果”的发展之路,对于优质良田还是要优先用于粮食生产,避免良田林地化。     

粮食安全背景下的家庭农场“非粮化”研究——以河南省舞钢市21个家庭农场为个案

粮食安全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战略性问题。在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撂荒和农业劳动力不足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不但能够解决土地撂荒和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有利于提高粮食生产经营的集约化程度,从而保障粮食安全。然而通过对河南省舞钢市21个家庭农场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家庭农场呈现出显著的"非粮化"倾向,原因主要在于粮食经营投入高、收益低。因此本文在对该地家庭农场"弃粮从经"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引导家庭农场转向经营粮食作物的若干对策建议。     

中国农业的挑战与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

未来我国农业将面临两个挑战人口和食物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农业资源刚性约束更加突出。这将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考验中国粮食安全。现有的应对方案包括扩大粮食进口、依靠市场调节、增加技术投入和强调政府支持等,虽能取得一定效果,但都不足以在根本上构建起实现粮食安全目标的长效机制。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要害是进行粮食生产的组织方式创新,这可以从生产、贸易、市场等方面降低粮食领域中的风险。围绕组织创新,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完善现有粮食安全政策。     

构建粮食主产区发展补偿机制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粮食主产区是保障我国粮食有效供给的最主要动力源。近年粮食主产区经济尤其是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少新亮点,但粮食生产能力与财力之间的"粮财倒挂"现象依旧十分严重,过去"打补丁"式地出台政策已无法有效解决主产区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重塑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新体系迫在眉睫。要以粮食主产省、主产县为平台,从立足生存性需要和发展性需要两个层面,构建粮食主产区发展补偿机制。为此,需要加快培育壮大主产区的粮食产业经济,加快构建定量核算与按量补还的补偿体系,加快构建补贴、保险与贷款"三位一体"的生产支持体系,以粮食为纽带加强产、销区投资合作。     

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风险及其战略应对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始终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这一目标在充满不可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新形势下更为紧迫。新形势下,粮食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深化,在战略目标上体现为数量可得、质量可靠、品种多样和底线保障四个方面。同时,新形势下确保粮食安全既面临自然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等传统风险,又面临农业技术应用风险、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等新型风险,而且风险叠加易形成系统风险。为此,亟待构建以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国际治理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粮食安全战略保障体系,保障我国长久可持续的粮食安全。在具体政策措施上,需要通过提升粮食竞争力、深入实施“两藏”战略、优化粮食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和构建“节粮减损”机制提升我国粮食生产能力;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支持企业“走出去”提升国际治理能力;通过完善仓储、物流和应急等设施以及划分突发事件等级并制定预案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新常态下我国粮食主产区综合利益补偿机制创新研究

当前我国实施的"普惠性"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不仅越来越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粮食主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现有补偿机制的根本缺陷在于忽略了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土地发展权。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我们应兼顾粮食安全与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发挥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协同作用,筑牢粮食主产区区域发展的物质基础,建立粮食补贴"双挂钩"制度,加大适度规模粮食生产补贴力度,以土地发展权为政策工具对粮食主产区实施粮食生产、现代农业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的"综合利益补偿"机制。     

基于粮食金融化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居民粮食消费结构变化的双重影响,我国粮食供应缺口不断增大,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粮食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新形势下粮食安全形势堪忧:快速城镇化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都会减少粮食生产规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会提高粮食消费数量,国际贸易新规模可能影响到粮食进口。粮食金融化会从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和贸易四个方面影响粮食供应。发挥市场对粮食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完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引导新型粮食生产单位对冲粮食价格风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以提高粮食流通的效率,利用贸易新规则稳定粮食贸易价格和数量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要举措。     

对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案调整的思考

2016年6月出台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调整方案》有利于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提高土地资源宏观配置效率,缓解发达地区建设用地紧张,加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但调整方案也可能加剧区域发展机会不均等,扩大区域经济差距,降低土地微观利用效率,逆转发达地区土地集约化利用趋势,降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只有进一步增加中央政府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调整粮食补贴政策,创新区域利益补偿机制,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高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方案才能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基础上兼顾效率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