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机构的模式比较及其启示

成立监察委员会是应对腐败问题的一种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监察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及其制度设计直接影响腐败治理的成效。反腐败机构有单一机构模式和多机构模式两种主要类型。保障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专业性、充分性和廉洁性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腐败的共同经验。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模式,我国可以从增强监察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提高监察委员会成员的专业化程度、赋予监察委员会充分的反腐败职权和健全针对监察委员会的全方位监督机制四个方面推动监察委员会制度不断完善。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随着反腐工作进入深水区,现行对公权力的监督和监察制度弊端逐渐凸显,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提出正是为了应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要求,整合有关力量,配套制度供给,将反腐败完全纳入党的直接领导下,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覆盖。本文所指的反腐监察不仅指行政监察,而是涵盖纪律检查、预防腐败、贪污贿赂查处、失职渎职和预防职务犯罪等在内的大监察的概念。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改革。当前有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研究多从政治学、法学等维度展开,忽视了议题本身具有的公共管理专业属性。本文立足公共管理专业,分析了现行反腐监察体制的问题,并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起点,指出改革的路径,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注重对监察权性质的研究

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共同实现反腐败的制度目标,由此必然产生二者共同行使监察权的问题。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可以把中国特色监察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党的执政权延伸出来的政治权力性质的监察权,这种监察权的正当性来自于党管干部原则;另一部分是需要借助于国家权力体系运行的国家监察权,这种监察权需要纳入由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国家权力运行体系以及法律监督权的运行秩序中。基于监察权的性质和功能,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成立的监察委员会在组织领导体制上虽然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对同级人大负责,但在具体运行机制上不需要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而应向上级监察机构报告工作。监察委员会并没有改变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结构,而是通过抓住党员干部及在国家机关中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廉政建设这条主线来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体系中各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人事监督权,从而构成反腐败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反腐败机制的运行效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创制的中国特色监察权不仅可以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权,而且可以进一步优化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运行效果,形成反腐败工作的新格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综述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党内监督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生动体现。2016年以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专家学者主要围绕改革的逻辑起点、基本原则、实践特征和实践方向四个方面,集中研究了改革所处的外部环境、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的措施,取得了大量成果。同时,当前的研究中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从文化角度、多学科角度、基础理论等方面完善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研究。     

渐进与突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考察与分析

作为一项优化现行监督体系的顶层设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考察国家监察体制的历史变迁,是解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视角。我国国家监察体制经历了初创和建设受挫、恢复与重建、发展与壮大、整合与完善四个阶段。此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外界环境、思想观念和政治精英三者互动的结果:外界环境的改变形成了制度变迁的压力,新观念的输入为制度变迁提供了牵引力,而政治精英则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鉴于此,国家监察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应该从制度规则和制度组织两个方面着手,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从而实现国家监察体制的有效性与长期性。     

省级文化行政机构改革:历史、现实和展望

省级文化行政机构改革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破口,是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开展对省级文化行政机构改革的研究很有必要.论文在总结省级文化行政机构改革历史经验和分析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省级文化行政机构改革应遵循的一般性原则,并对其进行了前景展望.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律师帮助权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组织重塑和权属调整将全面整合反腐资源,建立起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从而全面打击腐败行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但是,当下对于此次改革的文件内容仍相对原则化,很多具体制度的设计方向在相应文件中均未涵涉,尤其未对被调查对象权益保护的相关问题如律师辩护权的内容有所关切。而为保障国家监察在法治轨道下运行,避免相应公权力滥用,对于律师辩护权在改革背景下的新定位,尤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律师帮助权在新体系下的存焉与否、位置如何、制度设计都已成为亟待回应的问题。不论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性质与任务等宏观视角出发,还是从保障人权、推动程序正义、制约公权力等具体理念出发,新的国家监察体制的职务犯罪体系均应吸纳律师帮助权,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修正,在明确介入时间、确定权力内容、完善救济机制的基础上,将律师帮助权落到实处,最终实现改革的社会效果、政策目标和理论意义的和谐统一。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国际追逃追赃机制及其完善

国际追逃追赃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工作之一,监察体制改革确立了监察机关反腐败专责机关的职能定位,因而二者之间必然产生实质关联.在新时代反腐败的国际追逃追赃活动中,监察机关面临着监察全覆盖带来的追逃追赃繁重任务,需要结合机构增设下的职能承担进行合理定位,自觉立足国内和国外两个作用面予以开展工作,积极处理监察权集中高效与国际司法协作之间的关系.中国将以大国担当把国际追逃追赃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监察机关在职能转型的组织统筹与事务承办中进行互动促进,充分利用国际条约进行互惠性国际司法协作,综合使用政治外交与法治手段,加强"追""防"一体化机制构建,提高我国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的实绩并奉献中国智慧.     

以邓小平理论作指导 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及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其他改革的重要条件。对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及政府机构改革，邓小平同志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学说和行政科学理论。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以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作指导，积极推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及政府机构改革，都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发，这是邓小平给我们确定的一个总原则。相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来说，为什么我们在…     

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为响应十八大和2014年全国两会提出的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一个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必须将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作为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而乡镇作为国家和社会的连接点,乡镇政府的改革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石、是城镇化顺利推进的有力保障、是农民安居乐业的稳定载体。但是,当前乡镇机构改革存在着许多问题,阻碍农村基层治理的障碍因素还未根本消除。因此在探讨乡镇政府改革问题的同时,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试图寻找解决乡镇政府改革障碍的路径:强化社会管理,建立有限政府;坚持依法审批,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健全对乡镇机构权力运行监督。根据不同的行政生态诉求,给予不同的回应。     

论行政责任制是我国行政机关的基本管理制度

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领导机关本身的改革,加强国家机关的制度建设。当前,我国行政机构所进行的改革和调整,就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适应改革由经济基础推进到上层建筑领域的实际需要。改革国家行政机关,就要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精简机构,转变管理职能;调整人员,实行定编;层层建立行政责任制;加强     

系统法学视野下监察委员会运行机制的法律衔接

法律衔接是指法律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连接,其强调系统要素间的整体性、配套性、协调性、互补性和连贯性.监委会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应当是各内设机构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形成一个衔接顺畅的有机系统.整个监委会系统的运转离不开各要素之间的密切衔接,但作为新机构、新机制,在其运行的初期,其构成要素运转中的承接、对接,难免出现衔接不畅、协调不够的状况.实践中,纪法衔接、法法衔接是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实现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必须把系统论贯穿于监察体制改革始终,把建立一套系统衔接、运作有序、顺畅高效的纪检监察工作制度体系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实现纪法衔接、法法衔接需将监委会视作如生命体一样的自创生系统,厘清纪法关系,完善监委会内外部衔接机制,不断将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最终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大系统的构建.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绩效评估问题探析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对于这项重大的改革,必须适时进行全面、科学的绩效评估,以检验目标实现度、总结成功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绩效评估指标主要包括内部运行指标、外部影响力指标和反腐绩效指标。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由人民代表大会、监察机关自身或独立的第三方进行评估,评估方式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实地考察、文本分析等。     

试论社会主义政{台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在苏联、东欧以及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中,都出现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反的迹象,那就是其进程的相对缓慢性。这除了政治体制改革较之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外,缺乏正确的理论基础,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提出了不少理论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依据。如苏联的“社会主义开放政治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政治论”,我国的“社会主     

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意义、要义及对策

切实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定。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能否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取决于制定和执行两大环节,但关键是执行。新加坡在严格执行行政纪律方面有一些好的作法和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借鉴新加坡经验,切实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必须继续深化我国的反腐败机构及其体制改革,使我国的反腐败机构早日具备独立、权威、廉洁、专业四大特征。在这项改革完成之前,作为过渡性的、替代性的方案,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纪法同行;二是,法在前面、纪律监督。     

中国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的方向——基于三门峡市“大纪检组制”改革调查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启示我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办好党的事情,关键在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的理论、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实践、科学的探索来加强,必须深入推进反腐倡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对反腐倡廉工作方向、特点和规律科学化的认识。廉政制序的构建、纪检监察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无疑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期我们选取陈建平、樊红敏二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是想展示这两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樊红敏以河南省三门峡的"大纪检组制"改革实践为个案,对中国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方向进行了深入调查和深刻思考。该文通过对三门峡大纪检组改革的实践探索、制度绩效以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探讨反腐败战略转型背景下,我国纪检派驻机构改革的方向。进而得出自己的认识: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加强政党领导力,改革的关键是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改革的着力点是反腐败的专业化建设。陈建平从国际的视野、以透明国际的研究为参照,研究廉政制序的构建,他借以分析的廉政制序之"S-H-T"系统结构,最重要之处不在于系统之间的分合重整,而在于目标系统——"廉洁与善政"的价值导向与愿景共识,在于推动廉政制序的稳健构造与创新发展。两文皆有真知灼见。当然,这些观点都是一家之言,但我们期望通过本期的讨论,给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提供更多的理论解读和实践参考。     

监察委的权力运作与宪法规制

为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中共中央在三地试点改革,并在三省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当前总结改革经验准备向全国推广。这涉及到监察委权力的运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迈出坚实步伐就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改革的合宪性和合法性为改革顺利进行提供法治保障。国家监察权的权力范围广,对其监督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对权力的监督是为了更好保证权力的不滥用,秉承依法治国,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条件论：中国劳动监察解决纠纷职能的实证分析

对于中国劳动监察机构解决纠纷职能的改革,学界长期存在“保存论”和“废除论”两种政策建议,但既有研究多规范分析而缺乏实证研究。四川省P、S两县劳动局2012-2015年数据显示,劳动监察多年来集中于解决农民工工资纠纷。这保护了农民工利益和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却牵制了其主动监察职能的履行。这种现状是农民工工资纠纷六大特点与劳动监察执法权灵活运用相互契合的结果。因此,无论是保存还是废除劳动监察机构解决纠纷的职能,都须以解决“谁来处理农民工工资纠纷”的问题作为前提条件。这可谓“改革条件论”。     

效能监察与效能建设关系的探析

效能监察和效能建设是机关工作中较为重要的两种运作机制。效能监察与效能建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在主体、对象、运作机制、着力点、处理手段等方面存在着区别,但同时效能监察又是推进效能建设的重要保障。因此,应正确认识效能监察与效能建设的关系,不断强化效能监察以推动机关效能建设的运行和发展。     

试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难点、成因与对策

巨额不良资产严重制约着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不良的社会信用阻碍着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机构人员膨胀构成银行集约经营的障碍;经营管理人才缺乏使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乏力.解决重重困难,推动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需要各方面措施配套运行(1)消解不良资产;(2)调整政策,严重过量增加不良资产;(3)深化人事、机构改革;(4)建立健全金融法律体系,营造良好社会信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