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化、宗族式微下的农村和谐公民政治发展

工业文明诸要素对中国农村日益的渗透引起了村民们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转变,在村民自治的小政治共同体内,村民的利益开始多元化,传统宗族力量影响开始下降,经济力量影响逐渐凸现。调查显示,村干部政治能力全面性和系统性的提升是我国村民自治和现代公民政治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村治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和谐互动机制绩效的优劣与否是农村综合治理和发展成败的关键。     

从宗族到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基层政权建设--以1929-1934年的闽西赣南为中心的考察

1929-1934年的闽西赣南地区,也被称之为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应用到各种具体实践中去,为以后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基层政权建设为考察对象,通过比较基层政权在此前此后的变化,力图揭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改变基层社会控制力量,达到"从宗族到国家"的国家建设目的的.     

从正式治理者到非正式治理者——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变迁

自明清至1949年,在乡村治理中宗族体现出"正式治理者"的角色特征。而自1949年至1978年间,宗族则演变为"非正式影响者"角色,即从正式变成了非正式,从体制内转到了体制外,从治理者变成了影响者。宗族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传统权力已丧失合法性,既不能直接作为治理者实施管理行为,也不能对精英选拔政策产生影响。它们所能发挥作用的,一是影响村民日常生活,二是通过对村社区权力分配的非正式争夺,通过对村干部工作的支持或配合与否,来影响上级对管理精英的选任、影响村干部的治理行为。影响宗族角色变迁最重要、最直接的决定性因素,即国家宏观环境与体制的变化。     

族员与公民:村民自治语境下农村权利结构调整中的角色冲突

中国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努力避免路径依赖的产生,就要对制约农村民主的权力、利益和文化等因素进行分析。宗族无疑通过特定的权力、利益和文化的结构制约着村民的思维和行动,从而阻碍自治的实施。宗族与村民自治的博弈在村民个体上的表现就是族员与公民身份的角色冲突。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时代挑战与教育应答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是公民对所属国家的一种认知、肯定、接纳,以寻求公民间的我们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包括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在当代,国家公民身份认同受到族群认同、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想的挑战,呈现出开放性,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国家公民。这是当代国家公民身份的新定位。适应国家公民身份的这一定位,公民教育需要同时进行政治认同教育、文化认同教育和全球认同教育。     

从民族认同到公民认同:新疆政治文化转型刍议

实践证明:公民政治文化与国家认同有着天然的契合,政治文化转型有利于增进国家认同,而"民族政治文化"不利于国家认同。面对现代化、全球化、风险化的时代趋势,新疆传统政治文化面临挑战与危机。从民族身份向公民身份的转型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必然选择。     

从覆盖到分工:人民与公民话语的历史实践与关系变迁

通过对《人民日报》宣传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部《婚姻法》的考察,发现体制对“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使用有一个从前者覆盖后者,到后者获得一定表述空间,两者有分工有接汇的变化。改革开放前,虽然公民的概念存在,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生活中,人民话语对公民话语表现出全方位的覆盖。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概念及其话语被激活,但人民话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但是言说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与道德传统的功能始终不变,相形之下,公民话语主要用于法律—社会生活中个体成员的权责界定。两种话语的体制性关系变化,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在经历改革开放中国家“政道”与“治道”关系重构后的意识形态印证：在革命型国家向建设型国家的转型中,一方面“政道”延续,另一方面“治道”再造。正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建设,决定了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并存、分工及其主次结构。     

底线伦理建设与道德培育:从政府到公民

在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观中,诚信是其基石,也是社会的底线伦理.而在诚信之上,公民道德建设拥有广阔的发展和提升空间.由于不同层次的伦理道德具有不同的特点,决定了从底线伦理建设到高层次的道德培育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政府应肩负起捍卫底线伦理、引领良好道德风尚的职责;公民则要在现实生活中严格践行底线伦理,在提高个人品德、维护社会公德、弘扬家庭美德、遵守职业道德的基础上,努力承担社会道德建设的重任,在回报社会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公民身份: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概念——论女性主义对传统公民身份理论的批评

女性主义研究表明,公民身份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概念。公民身份的两大理论传统从公私领域的划分、公民主体的预设、到普遍主义的基本理念都是以男性经验和利益为基础的,忽视了女性的特质和需求。这一高度性别化的理论建构正是女性不能充分实践完整公民身份的理论根源。女性主义要求打破西方政治思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塑公、私领域,重新思考公民身份的道德基础,打破伦理领域的男权制统治,揭开传统公民身份普遍主义的伪装,真正包容女性的差异和多样化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女性的公民身份。     

从上帝选民到社区公民:新英格兰殖民地早期公民意识的形成

以马萨诸塞为核心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在其成长过程中的前50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教界限不甚分明的单一社会。温斯罗普设计的作为上帝之城的马萨诸塞,被当作一个神学实验,具有较强的等级观和排他性。在这个共同体中享有充分政治权利的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教会成员,即所谓"上帝选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并经历来自内部反对派和新移民中清教激进派的挑战,原来的宗教热情在第二、三代移民身上已经淡化,而清教教义和实践本身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也为民主思想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欧洲启蒙思想的传入和各殖民地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基于宗教热忱的选民观逐步为基于世俗理性的公民观所代替,新英格兰殖民地也由早期的清教社会逐步转变为美国革命前的公民社会。     

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民间社团中最具实力的商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未几商会已丧失独立性。为应对专制强权和列强的双重侵害,商人倒退回去利用血缘、地缘关系以求扩大生存空间。本文拟通过杭州吴山汪王庙变迁的个案研究,探讨抗战前夕汪氏宗族组织建立的前提条件,以及透过该组织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阐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汪氏宗族组织对杭州徽商的意义。     

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社会——康德现代国家观起源的演绎逻辑及其意义

康德关于现代国家起源的论证是其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康德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人自由权利的绝对性之上.据此,他从社会契约论的逻辑发展和大自然合目的性的历史进程出发,推演出人类社会必将会从野蛮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的公民社会.这样产生的现代国家作为自由法则的人格化,就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坚实基础.康德所确立的原则与精神在今天愈发显示出特别的理论生命力.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从概念建构到关联性议题反思

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已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公民网络抗争动员"这一概念是基于既有研究概念的不足而提出的,希望能够统合不同形态的抗争行动,打破虚拟与现实社会抗争行动的僵化对立,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立体和丰富的解释性框架。对于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研究,还需聚焦关联性议题尤其是要对线上线下抗争行动转换、网络抗争形塑下的国家—市场—社会的内在关系、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互动以及网络协同性治理等议题作出理性分析和反思,不断拓展网络抗争性政治研究的题域,以新的理论工具建构来寻求网络治理之道。     

白孝文:从宗族的“样板”到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白鹿原》人物论之四

白孝文是长篇小说《白鹿原》中又一个命运大起大落的人物。这一形象中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内容和社会历史内容。白孝文由封建宗族的“样板”演变为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的历程,凝聚着许许多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政治内涵。这一人物灵魂的异化也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悲剧性的。     

公民主体角色的嬗变:从代议民主制下的传统政府管理到治理

在代议民主制下的传统政府管理中,公民所扮演的是旨在影响政府决策而非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参与角色。公民的此项角色为政府管理的顺利进行所不可或缺,但因其较为间接性的特征阻碍了公民影响力的充分发挥。而在新兴的治理实践中,公民对合作治理的深度参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公民因之被赋予积极的治理主体资格。这无疑将有助于公民意愿的更好实现,也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因此可被视为对代议民主制的重大改革与创新。     

政府成本研究的视角转向:从新公共管理到公民治理

政府成本研究主要有政府内部管理视角、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和政府与社会关系视角等。前两个视角属于传统研究视角,把这两个视角融合起来研究属于新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第三个视角及其与第一个视角的融合则属于公民治理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方向,即政府成本研究的新视角。公民治理研究视角需要构建公民治理序列模型,然后从其与政府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内部管理如何吸收公民治理的相关理念并作相应的技术和制度设计两个方面来探讨降低政府成本的问题。而正是这样的研究才使得治理理论有可能超越新公共管理而成为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从解释到批判:马克思哲学当代化的出路

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化”来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马克思,而在于对当代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的批判。当代人类生存的现实困境在于生存危机。因而,马克思哲学当代化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生存危机的根源进行批判。而生存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因而,必须结合时代特点,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