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研究之于"和谐关系"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理论性与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民族志的几项重要议题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是当今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面临的境况。作为人类学"学科门楣"的民族志,在全球化背景下也处于转型当中。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近年来凸显的新型民族志理论动向,集中探讨了人类学和全球化的关系、民族志与政治经济体系、民族志的真实性、民族志的时间维度、民族志田野调查转向等几项关键议题,并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志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固此民族志撰写者应具备博大的胸怀,不断实现田野研究和文本叙事的创新,以此进一步提升民族志的理论和实践素养。     

田野民族志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纪念费孝通、林耀华先生100周年诞辰

从费孝通、林耀华两位中国人类学大师的相关论述和研究实践出发,对中国人类学界田野民族志文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人类学专业学术训练、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中田野工作的深入、民族志材料与理论的关联性、民族志文本的场景和能动性、"可持续性"的田野民族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强调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中的理论反思与创新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瑶族人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延续

现代人类学学科意义上的瑶族研究走过了90年的历程。以中山大学师生瑶族研究的学术史为主线进行梳理,可发现人类学研究瑶族的学术传统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写作聚焦瑶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关注瑶族区域的社会发展变迁。在新时代,瑶族研究应接续人类学者优良的学术传统,立足田野,扎根中国大地,把脉瑶族群众的主要矛盾,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加强与境内外人类学的对话,为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格尔茨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实践

20世纪中后期,有关人类学民族志书写问题的讨论逐渐成为学科内热点话题之一,这实际上是在整个西方学术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下发生的。"记"和"写"代表民族志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概念,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认识论之下的民族志写作模式。通过对格尔茨的两本民族志作品及其人类学理论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学学科内的这种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写作模式的转变。     

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几点思考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区别的标志。本文从田野研究的意义、田野研究的局限、本土研究的定位三方面对这一基础性工作进行了思考,内容涉及异文化民族志研究、主客位观察、民族志撰写与传统文化真相以及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学等当前人类学界争议颇多的议题     

民族学、人类学前景广阔 ——北大学者系列学术讲座在民研所举行

(上接封二 )王铭铭教授的《社会人类学理论的国际动态》和《汉族社区人类学研究的若干理论方法问题》两场报告 ,系统介绍了人类学各学派的观点和该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演变以及人类学中国学派的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王教授说 ,中国民族学的未来在我们手中 ,但我们要坚持做田野调查 ,撰写出一流的民族志。他回顾了 2 0世纪 2 0 - 4 0年代中国人类学研究取得的辉煌成就 ,介绍了 2 0世纪 50 - 60年代一批海外学者对汉族社区的研究以及当今汉族社区的研究情况。王教授认为 ,对汉族文化的研究在于恢复中国早期人类学研究的辉煌 ,但无论对少数…     

历史·现状·发展: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综述

西南民族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历史.现状.发展: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于2007年4月14日~15日在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下面简称“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云南社会科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     

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访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教授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教授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西南族群研究和彝学研究方面都有大量的著述,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郝瑞教授在回顾自身的中国西南研究历程中,就多点民族志、田野中的合作与对话、民族与族群的论争、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西南区域人类学的研究前景等问题进行了述评。     

民族志方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国外得到广泛运用,已经从对"原始文化"的研究延伸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而在国内,民族志方法大部分局限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很少有关于大学英语教学的研究。从民族志的定义和特征入手,探究民族志可以用于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原因以及教师如何运用该方法从事研究,可以让它更好地为大学英语教学理论和实践服务。     

多维视野中的人类学西南研究——著名人类学者彭兆荣教授专访

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人类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彭兆荣教授以自己在西南的学术经历为线索,讨论了人类学与族群、区域、文学、旅游、遗产等研究领域的关系,对目前学术界的学派划分、学科界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倡导一种无边界的人类学研究.并以西南为例,对"学派"、"遗产"等概念在中国的使用进行了谱系梳理和辨析,对于我们了解西南地区的旅游人类学和遗产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回归地方再思田野──著名人类学者翁乃群教授专访

翁乃群教授追溯了他进入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经历及其与国内学科发展历程的关系,并且以纳日(纳、摩梭)人社会的田野研究历程为例,讨论了"地方"概念的多元性;在反思"地方"和"田野"的基础上,指出人类学的根本仍然是经验研究,而且西南作为一个富于差异性和区域相似性的民族学、人类学场城和田野基地,对中国人类学的整体发展具有很大的理论潜力.     

米德·弗里曼·萨摩亚——兼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

“米德-弗里曼之争”是人类学史上最为激烈的论战之一,对人类学学科甚至所有“软科学”的反思性思维的培育和启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文章回顾了学科史上的“米德-弗里曼之争”,概括了论战涉及的几个焦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内在特性、人类学知识的客观性、人类学学科的科学性以及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假设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力图超越“论战”表象而发掘更深层次的理论意义。     

高校文史哲系主任会议在烟台大学召开

由国家教委主办的高校文史哲系主任会议于1991年6月25日至27日在烟台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辽宁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烟台大学等19所大学的42名系主任参加了会议,国家教委社科司王茂根司长,就文史哲学科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目前文史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办学方向、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改革、修订教学计划等问题做了报     

民族志与作为过程的人类学:读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的演讲稿

蒂姆.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发展演说,认为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者更精确地说,人类学不等于民族志;人类学不是"研究谁"的学问,而是"和谁研究"的学问。说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民族志不等于人类学是个偏激的说法,比较贴切的表述是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二者不存在对立,也不能截然分开。民族志和人类学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研究过程:一是纵向上运动中的时空连续;一是物质为一端、精神为另一端的"心物"连续。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坐落在有着百年历史的马丁堂,其学术传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创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人类学系历史悠久,学术氛围浓厚。先后有傅斯年、顾颉刚、杨成志、梁钊韬、容观瓊、黄淑娉等著名学者,为人类学系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开创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视田野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并走上了蓬勃发展之路。2000年,周大鸣教授被任命为人类学系系主任。这一阶段,人类学系对内加强教师问的交流与合作,对外加强与系友和相关单位的联系,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了本系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目前国内唯一拥有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科研机构,2002年人类学专业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本系拥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考古学四个学科的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同时招收人类学、考古学两个专业的本科生。并建有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实验窒(包括视觉人类学工作室、体质人类学工作室、考古学工作室)、文物年代测定实验室(筹建)等教学试验单位；建立了“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历史系合作)等多个学术研究平台,其中“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人类学系同校外学术机构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渠道,开展了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2005年人类学系教师派出学术交流共计28次,包括选派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及赴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赴瑞典隆德大学做访问学者等；同时接待国内外学者共计26次,并与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学术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人类学系还多次主办国际会议,如2006年人类学系主办了“田野中的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有日本爱知大学、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日本冲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 在科学研究方面,人类学系制定了“加强科学研究,以科研促进教学,以科研带动学科发展”的科研战略。积极开拓渠道寻求科研课题,例如在积极申报国家、教育部和省市科研项目的同时广泛争取横向课题。在考古学方面,与国家文物局,湖北重庆三峡文物办联系并获得研究课题,2005年9月,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签订“共建广东田野考古研究基地协议书”；在人类学方面,2004年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共建“凌云县教学研究基地”。     

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志渊源

我们承认人类学、民族志等概念来自西方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方志学意义的民族志对人类学意义民族志构成的影响和渗透。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与人类学民族志共享着“志”的功能,即对资料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也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考察的时间长度和研究深度。     

“我看人看我”——田野调查初期的身份猜疑遭遇之反思

民族志的反思揭示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客体互为观察和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深刻意识到这种存在会显著影响到观察的结果和研究的结论。因此,在收集、记录各种田野资料的同时,研究者自身的具体参与过程及其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各种交往和互动——田野关系——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研究者思考的范畴。但是这种反思大多是研究者对自身固有的身份及自己的参与对研究关系造成的影响的自我剖析,并未能充分考虑被研究者对研究者动机、行为的反应而造成的对研究者观察与研究的影响。只有当研究者在"我看人"——"我看我"/"我看我看人"的同时充分自觉地做到"我看人看我"时,民族志方法的反思才会更加完善,田野调查的效果才会更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