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鲁阳公挥戈“回日”与日食事件

相传楚国鲁阳公与韩交战至“日暮”,挥戈将落日扯回到天空中,于是“日返三舍”。这场战事引发“时间倒流”的假想。合理的解释是当事者对一场发生在下午的大食分(>0.8)“云遮日食”产生了错觉：当“食甚”时人们以为到了“日暮”;当复圆时人们又以为“日返三舍”。考证鲁阳公生活年代及日食发生地点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通过对食分和食甚时刻进行适当限制,利用现代日食表和天文软件,证实公元前451年3月20日下午发生的日环食,就是这场日食。由于有相对明确的食分和食甚时刻的限制框架,这次日食对探讨地球自转改正参数(ΔT)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包山楚简中的宛郡

包山楚简中的“子公”的“”应读为从“”从“”之字,即古书中的“宛”字。“子公”的身份是宛郡长官,他所代表的宛郡是我们在出土资料中看到的第一个楚国的郡。     

包山楚简中的宛郡

包山楚简中的“子公”的“”应读为从“肙”从“阝”之字,即古书中的“宛”字。“子公”的身份是宛郡长官,他所代表的宛郡是我们在出土资料中看到的第一个楚国的郡。     

墨子游鲁阳及孟胜守鲁阳考说

墨子晚年游说鲁阳文君,死于鲁阳。由墨子游说鲁阳文君的说辞,可见墨家“非攻”学说成熟于墨子晚年。墨子死后,巨子孟胜继续守卫鲁阳,并死于阳城。自此后墨家出现派别分化。     

楚文字释丛（五则）

江陵望山楚简代月名“月”，包山楚简作“月”，实即“月”，同于秦简“月”；据包山简知其指楚历十一月。包山简有、三字，用作月名外，还读为翼，指炊煮之灶；读为或，指长兵秘下之铜饰物；读为，指缚。长沙五里牌楚简“长”与包山简“相”相当，指椁室尾部的脚箱。楚文宇中鸟形变化复杂，过去一些从鸟的简帛文不易辨认，今可释出楚帛书的枭、（鸢）、（翼）和包山简的鸣字。风字自甲骨文时代至今皆假凤字为之，后代分别以其尾饰之局部代替凤体，许慎据己讹之形牵强附会，不足为训。     

清华简《系年》“徒林”考

从语言文字和历史地理等角度看,《系年》及包山简地名“徒蔷”即先秦楚薮“云梦”.楚简“徒蔷”、《禹贡》“云土梦”、《楚语》“云连徒洲”、《晋语》“徒林”皆为“云梦”异名,其差异是由时、空以及语言因素造成的.     

战国文字姓氏用字疏释六则

对战国文字中六个释读存有争议的姓氏用字进行考释及疏证得出:释古玺中的“(翻)”(《玺汇》3200、3201)为“(舤)“、“(翻)”(《玺汇》0249)为“幾”;释包山楚简2号简中的“(整)”为“彭”;补证古玺文“(签)”(《玺汇》3190)当释为“骚”、“(稍)”(《玺汇》1884、1885)当释为“酆”;并以古玺文“(固)”(《玺汇》2553、2554)隶作“(侈)”(侈),为“(侈)”的异构,当释为“夙”.     

碉生三器中“公”及相关问题的补论

五年、六年琱生簋中的“妇氏”“君氏”分别指的是召伯虎与琱生的母亲、父亲。五年琱生尊中“召姜”即谥号为“幽姜”的“妇氏”,为召虎之母;“君氏”即六年簋铭之“宗君”死后谥号为“幽伯”,为召虎之父。琱生三器中“公仆庸土田”“公厥禀贝”“其兄公”之“公”都可以作“公家”解。其他如“召公”“烈祖召公”应是指召伯虎之祖父。作为宗子身份的祖先死后可以被谥称为“某公”,宗子在世时族内可以他称为“公”,“其兄公”与“召公”之称“公”非以职官故,而是宗子身份的一种体现。     

千古谁识曹无伤

作为历史公案的鸿门宴，其始其终都与一个人物挂上了号，这个人就是曹无伤。《史记·项羽本纪》对他一笔带过：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     

包山楚简释地四则

包山楚简所见之“正阳”即两汉之慎阳、隋唐之真阳、清以来之河南省正阳县;“宜阳”当即两汉平氏县义阳乡、魏晋义阳县,在今桐柏县东北境与信阳县两北境;简文之“荇”当释为“项”,为春秋古国,地在今河南沈丘县城关一带;“庐”当即汉晋中庐县,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境。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札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楚简文字补释

古书类的简文因有上下文辞例对照,文字相对容易释读,但包山楚简中未能释读的字,大部分为人名、地名,这给文字考释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根据字形释读文字七则,希望对包山楚简的研究有所帮助。简130■字应释为"■";简183■字应释为"秋";简90■字应释为"";简60■字应隶定为"■",读为"捷";简119反■字应释为"紴";简4■字应读为"翠";简190号■字应读为"闵"。     

郑武公灭桧年代补证

周幽王九年(前773年),郑桓公遂东寄帑贿于虢、郐;大致在周幽王十年(前772年)时,桓公袭郐而取其地。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后,桓公之子武公继续伐郐夺邑;周平王二年(前 769 年),郐国灭亡,武公遂从郑(在今陕西省华县市)东迁于郐国故地———新郑(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北)。可见,袭郐而取其邑者为桓公,灭郐而迁郑者为武公。     

论周公在维护西周政权中的重大贡献

周公是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自小聪明好学,成年后以笃厚仁孝、多才多艺著称,从父王处理政务或征战,才干过人.武王继位后,他任辅佐大臣,在灭殷建周中立下汗马功劳.武王崩,成王年少,局势不稳.周公临危受命,摄政称王,维护和巩固周王朝统一政权.他在大功告成后,又还政于成王,成为流芳百代的社稷大臣.     

战国楚简方言词语释证二则

结合扬雄《方言》及古籍相关训诂材料,释证战国楚简文字中的古方言词语二则：将《曹沫之陈》的“散果”释为“散敫”,为同义并列复合词,意指击伐;将包山楚简的容器名“算”释读为“戺”,是一种长颈大腹的陶器。     

2011年出土儒学文献研究综述

2011年,国内学术界对出土文献,尤其是出土儒学文献的研究,仍然以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为重点;其中,关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对于其他出土儒学文献的研究,本年亦有不少新成果问世。本文就2011年出土儒学文献研究的状况作一综述。       

“楚辞”的初义和能指

“楚辞”一词出现在汉武帝之时,其初义与发生在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创作无关。其初义所指有二：一是指朱买臣和庄助写作的辞赋;二是指他们用楚国方言诵读所写的辞赋,以此来干谒君主。楚辞的能指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流传在楚地的民歌;二是指楚地流传的道家作品,其中包括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黄老学说等;三是战国后期屈宋等人的文学创作。     

瓯越人和东瓯国

浙江省东南部的瓯越人历史悠久,是于越人的近亲．越国乱时,大量于越人南奔瓯越,建立闽越国,后被秦所灭．越君摇佐汉平秦,汉封摇为东海王,都东瓯．汉武帝建元三年,东瓯国除．元鼎三年,设东部都尉,曾以鄞（今宁波市）为尉治,管辖东瓯国故地——今浙江省东南部。     

周穆王其人

西周穆王喜爱游猎,但又不荒废政事。周穆王西征,加强了与西方诸部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人员往来,进一步巩固了西周的宗主地位,意义深远。穆王在位期间,平息徐、楚、越的反叛,制定刑典,是一位深谋远虑、有所作为的君主,且又是一位重感情的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