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名号研究概述

目前学界围绕＂轩辕＂名号来源取得的研究成果,大致从四个方面进行介绍：第一,认为黄帝＂轩辕＂的由来与黄帝的制作发明有关;第二,＂人因地名＂与＂地因人名＂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三,认为金文中的＂天鼋＂即是＂轩辕＂的观点;第四,从音韵角度出发得出的其他观点。就目前学界的整体研究来看,因观察视角广、涉及领域多,多数观点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黄帝名号的神话历史编码——四重证据法再释“轩辕”与“有熊”

轩辕,为星宿名,蜿蜒如龙如车,喻指通天的神车,玉璜是通天的虹桥,熊为天熊,通天的神话动物,即天与地、阴与阳之间二元对立的调解者、中介者的形象。在黄帝名轩辕号有熊这一符号现象背后,共有三种作为天地之间中介物的象征存在,即玉璜(天桥)、天车(轩辕)、天熊(有熊)。前二者作为神话想象的运载工具,有着互为象征的对应性:玉璜的形制中有一种雕刻出双龙首(有时则为一龙首)的原型形象,故为龙璜或龙形璜;轩辕神车为龙驾之车,上天入地。所谓黄帝骑龙而升天的传说,成为将三种神话名号统一在一个神话情节中的最佳实例。璜为龙形天桥,轩辕为龙驾之天车。有熊为升降于天地之间之天熊。对于黄帝之多种名号的这种三合一式贯通阐释,能够顺理成章,调和三者间的符码矛盾和语义对立,达成统一的神话理解。充分利用四重证据的论证优势,对此做出多方面的证明,将是找回并有效解读有关华夏人文初祖的文化记忆的一条途径。     

论黄帝身世和姓名

目前学术界对《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身世和姓名的理解没有到位。笔者认为,“黄帝者,少典之子”一语应该理解为“黄帝是少典氏的后裔”,“少典”既是部落名称,又是时代名称,这个名称是春秋时期司空季子编造的。黄帝的名字“轩辕”是战国中期魏国史官编造的,他的姓氏“公孙”是西汉中期司马迁编造的。古代文献对于传说时代历史的记载往往透露了重要信息,很容易被人们忽视,需要我们认真研读,仔细考辨,既不可轻信,也不能全面否定。就研究传说时代历史而言,揭示这些文献记载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至关重要。     

仪式再造与乡村社会整合——以安徽省黄山市仙源镇“轩辕车会”为例

为探索“传统仪式再造”与“乡村社会整合”之间的关联,在呈现轩辕车会的历史仪式流程与功能后,通过深描来追踪它在黄山北麓一个乡村社区的重现与再造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官方意识形态的相对放松为轩辕车会的重现与再造提供了政策空间;地方政府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提振地方经济的需求提供了驱动力;仙源镇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民众参与的基础。地方政府、体制内知识精英、民间精英与村民等多元主体展开协作,共同形塑了轩辕车会的“新貌”。在此过程中原本呈离散化趋势的仙源镇乡村社会获得了全新的公共空间、增强了地方认同、实现了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从而有效促进了乡村社会整合。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一统”思想研究述评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大一统思想的概念及内涵,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形成及演变,儒家文化与大一统思想,不同时期不同历史人物的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的作用及影响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大一统思想研究中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一是概念还不够完善;二是研究着力不均;三是对少数民族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的大一统思想研究重视不够;四是现实性关注略显不足。根据目前研究成果和学术发展趋势,大一统思想研究中还有许多进一步探讨和深化的空间,主要应从四个方面持续努力。     

黄帝之黄来自阿尔泰游牧文化——兼论黄帝之黑

黄帝的历史记载与文化内涵都指向了阿尔泰游牧民族和他们固有的原始萨满教。历史上也只有北方游牧民族一直延续着以黄为号的习俗,这种文化遗存还延伸到了整个欧亚大草原。但黄帝轩辕名的女直语含义指向了黑,尚黑也是萨满教的特征。黄帝名号中两种文化内涵的交汇重合已经锁定了他的阿尔泰游牧民族背景。     

关于黄帝的几个问题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倍受关注,但由于文献记载的纷繁杂乱,有许多问题目前还尚存争议。本文通过辨析各家观点,对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补充看法:黄帝不是人名而是部落联盟长的职务称谓;黄帝具有神职身份且是女性;黄帝名轩辕是因世选于以“车”为标志的轩辕部;黄帝的地望可按不同时期定为三个地点;黄帝的经济类型应属农业经济而非游牧经济。     

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

为研究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通过分析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检索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对黄帝陵的祭祀,分析认为,河南新郑“黄帝故里”主张可能有误,真正的黄帝故里应在泾渭流域的黄土高原;黄帝陵“国祭”地位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是不可置疑、不可被替代的。     

大地湾文化与黄帝时代——从考古实物与史料看古成纪地区在我国远古史上的地位

大地湾遗址对探索伏羲、炎帝、黄帝之间的历史联系有着重要参考、印证作用。生活在黄帝时代的众多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在迁徙、交往、融合中,共同创造了以轩辕黄帝为象征的当时最高形态的文化——炎黄文化。炎黄文化和黄帝时代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华夏人在亚洲东部地区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础。甘肃清水县应是第一代轩辕黄帝的初居地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五四”前后北京大学世界语传播概述

世界语(Esperanto)清末传入中国,但真正在中国得到推广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摇篮,对于世界语这种外来语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并走出校园,到民众中进行宣传,从而为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观念则是世界语在中国得以大力推广并形成社会运动的思想基础。     

说“东”道“西”话“南”“北”

我常常想,“东”（柬）这个字,为什么是“日”在“木”中呢,“日”在“木”上为“东”,即“杲”字,“日”在“木”下为“两”,即“杳”字,不是更好吗,好记又容易理解。偏偏造个“柬”字是“日”在树林（木）中,多不显眼呀。     

“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用法探析

日语中的“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有时都可译成汉语的“应该”、“应当”、“理应”等旭在日语表达中三者并不相同。以“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各自的使用特征及它们的使用区别为中心，结合汉语的“应该”、“应当”等进行对比性的探讨。     

晚清民国时期“尊黄”思潮研究述论

论文就当代学者对晚清、民国时期＂尊黄＂思潮的研究成果作一总结,分别论述了晚清时期＂黄帝＂与清末民族主义的关系、黄帝纪年的政治文化意义,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尊黄＂所表达的＂大民族主义＂诉求。并就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     

“花儿”研究与“花儿学”

“花儿学”著作出现之后 ,“花儿”研究走进了低谷。对“花儿学”的新理解———从“花儿”研究的其他领域 ,可能会使“花儿”研究范围得以开拓 ,但实践此研究方法的条件难以轻易完备。因此 ,对“花儿”研究的预测是 :过去的热闹局面不可能重现 ,但随着上述理论、方法的宣传和实践 ,有较高学术质量成果的出现是可以期待的。     

“生命美学”研究成果文学社科应用性阐释

潘知常出版了多部“生命美学”研究方面的著述,深刻阐释了“我审美,故我在”以及“知行合一”的要义,尤其《走向生命美学》一书的出版,更加夯实了“生命美学”的学术建树及其在美学界的话语权,“生命美学”研究成果及其文学社科应用空间的确是辽阔的,没有止境的,无论是诗与思的对话,还是文学研究性阐释,“生命美学”研究成果的应用空间及其审美应用空间都是大有作为的。     

近代汉语“被”字式概述

近代汉语作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间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其间“被”字式出现了许多新的用法，本文主要对近代汉语时期“被”字式所呈现出的新的发展特点加以初步探讨。     

谈“そうだ”“ようだ”“らしい”的区别

“そうだ”主要表示说话者根据眼前的具体情况 ,也就是对事物外观的观察作出的主观推断。“ようだ”表示说话者在没有足够的客观根据的情况下 ,作出的主观推测。“らしい”表示说话者在有一定客观事实根据的基础上作出的极其客观的推测     

张载的“一”“两”说与“仇”“和”论

张载是北宋“气”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规定和诠释“气”范畴,运用了“太和”“太虚”“太极”“神”“化”“道”“易”诸范畴,张载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又离不开对“一”“两”范畴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对张载哲学中的“一”“两”范畴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辨析,可以真实地论定张载哲学的基本架构与理论价值。     

国内学界关于“四个全面”的研究新进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提出一年多来,国内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对“四个全面”的内涵与特点、形成过程、内在逻辑关系、方法论基础、理论定位和战略意义等方面展开研讨。然而,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当前学术界需要明确“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关系,重点研究“四个全面”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中国梦”之间的关系,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发展战略调整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