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的政治观念与西方保守主义

本文论述了学衡派的政治观念与西方保守主义的关系。指出,西方保守主义思潮对学衡派影响较大,学衡派在宗教观、平等观、保护私有财产、反对革命等问题上与西方保守主义有较大的一致性。而西方保守主义最为珍视的自由,学衡派却由于民族危亡语境中对国家富强的渴望,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学衡派”是以文化保守主义身份,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共同构成“五四”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相对于前两者,“学衡派”确立了典型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立场。他们严厉地批判现代性的进化论、进步观念、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主体自由和民主取向等,执着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浪潮中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这种文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但也存在理论倡导和现实需要之间脱节的局限,也很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并在现代化浪潮中再次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     

古今中西辩证关系的哲学思考——重评“学衡派”和《学衡》杂志

我国思想文化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学衡派”及其所创办的刊物《学衡》杂志,不仅知之不多,且多有误解,更有甚者竞把这股思潮作为顽固、落伍,乃至反动的形象,划入敌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阵营而弃之不顾.这是很不妥当的.“学衡派”诸君既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人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破旧立新的激烈主张,也不认同顽固守旧人士对西方文化所持的盲目排斥的错误态度.他们的基本态度正如办刊宗旨所昭示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学衡》学术圈的聚合及其特征

<学衡>学术圈的聚合是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它的酝酿与成型,归功于梅光迪的串引和吴宓的推进;它的发展与延伸,得益于吴宓和柳诒微对学者的网罗;此外,东南大学是它的地域根基.总之,合力促成了学衡派的产生、发展、壮大,理解<学衡>学术圈聚合的过程,能够加深我们对民国思想学术圈的理解.     

论学衡派作为理性保守主义的现代品格

学衡派的理论基础是从西方输入的,他们也主张学习西方从而建设中国现代文化,只是在具体观点和逻辑思路上与新文化派不同.学衡派是新文化派的反对派但不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反对派,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本质上是西方保守主义观念在现代中国的表现形态.对语言的误解使学衡派坚守文言文,并最终使他们的现代思想显示出古代性.事实上,学衡派与顽固派有本质的区别,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现代品格.     

学衡派论诸子学

五四后的诸子学研究所以常起纷争,说到底,其核心还是涉及到一个怎样评价孔子的问题.这里存在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向一个是以学衡派等为代表始终反对一味诋毁谩骂孔子的一些学者,他们极力主张恢复孔子应有的历史地位,给他一个科学的评价.一个是以胡适为代表当年激烈主张"打倒孔家店"的一批学者,开始摆脱狂热,从历史的意义上研究孔子,强调诸子学平等.二者相辅相成,加速了传统经学的终结和现代学术的发展.这又是一个从心理到学术都需要调适的过渡时期,学术观点的分歧与冲突,甚至不乏情感的偏向,都应视为正常的现象.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话语权争夺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是20世纪两个重要的思想文化流派,两派均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成长路线,但是对抗不断,这一对抗源于胡适和梅光迪在美国的思想争论,后扩展到中国学术界,新文化派占据了上风。两派的争论固然有着学术本体的辩论,更有着强烈的争夺学界和时代话语权的浓厚色彩。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的错位论争

学衡派是新文化运动遭遇到的一个重要反对者。二者之所以产生如此分歧是因为他们对传统和新文化 (西洋文化 )的解读不同所致。学衡派强调的是儒家的“仁” ,新文化派攻击的是儒家的“礼” ;新文化派选取的“新文化”是西洋晚近的文化 ,而学衡派看重的是西洋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这种不同的对传统和文化的取向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错位论争。与其说他们是敌对的 ,不如说他们是互补的 ,因此对当年的那一场论争很有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必要。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批评家的胡先骕

胡先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群体“学衡派”的批评家,以古典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标准批评胡适及新文学运动。其独立之精神和独特之思想,使之成为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双重追求的现代学者。     

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是贯通中国近现代的主要思潮之一 ,但它并非铁板一块 ,而是存在着层次之分。“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以顽固派思想、洋务派思想以及晚年康有为的保皇尊孔观点等为代表 ;“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学等为代表。文化保守主义虽然有它的历史限制 ,也有诸多合理因素     

“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

“学衡派”成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流动群体,文化认同构成了他们的“精神共同体”。文化保守成为他们的精神联系,并表现在“学衡派”成员创办的三个刊物、一个报纸副刊、三个外围刊物上。“学衡派”的国学研究在学术传承意义上体现出的是知识传统的延续。     

古典主义的建设与坚守——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关于文学论争的学术史意义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关于文学思想的理论论争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基于人文主义立场,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批评;二是基于古典主义立场,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批评。在对文学革命的批判和修正的论争中,学衡派成员提出了自己对于建设新文学的古典主义的主张。通过学衡派的传承与辐射,古典主义文学思想对后世京派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一道独特的古典主义文学风景,共同参与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史。     

学衡派群体的主导价值观

学衡派学术影响力很大,他们的文章多是直指新文化派的领军人物和观点。但不能简单认为,学衡派的言行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他们的思想中有着即使没有新文化派也会说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主导价值观:推进中国现代化和保留国性。他们主张尊重经验理性,尊重历史传统,与时俱进,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学衡派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换

本文对处在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大背景之下的学衡派学术立场和学术动向进行了总体考察 ,指出学衡派一方面仍坚持传统学术学以载道的主旨 ,但他们学术实践显然不囿于此 ,他们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坚持客观的态度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研究范式上 ,也接受了分科研究等现代学术的研究模式 ;同时 ,他们努力传播西学 ,是一些现代学术学科的奠基人。这一切都表明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重要的一支力量 ,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换做出了贡献     

《学衡》派的普遍主义失落

《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现实纠葛,既有现实政治的影响,也有思想上的原因。本文认为,《学衡》自身的普遍主义思想取向,已经预言了后来种种争论不可避免。"去政治化"的政治态度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在文化领域为后人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学衡派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

学衡派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流派,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吴宓、胡先■、刘诒徵等学衡派成员都受到宋诗派较大影响。学衡派内部也有唐宋诗之争,这种冲突之所以没有酿成大的论争,有着复杂的原因。     

新人文主义的现代性建构与乌托邦冲动

本文试图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境中白壁德新人文主义被接受与诠释的历史事实为依托,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新人文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内涵与效应,以此考察白璧德思想作为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精神资源,是如何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被创造性地阐释并发挥独特作用的.文章认为,以道德原则为文学批评的最高原则,以精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来建构现代性话语体系,是新人文主义的核心问题,也是其内在矛盾性的症结所在.以此为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思想的演进逻辑,特别是文化乌托邦的意义及可能蕴涵的问题.     

西学引入与文化抉择——论新文学阵营与学衡派对外国文学的引介

在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的引介中,新文学阵营与学衡派都引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目前学界已经关注到处于文化弱势的学衡派在引介外国文学方面的贡献,但是对其呈现的引介特色未能从社会文化层面去追溯其根源。本文以新文学阵营的《小说月报》和文化保守主义派的《学衡》为研究对象,描述两份杂志引介外国文学的大致面貌,比较它们之间呈现的差异,并说明差异的产生与特定社会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文化抉择密切相关,而赞助力量的参与最终决定了差异格局的生成。     

一个现代堂吉诃德的命运——吴宓及其文化保守主义

以吴宓为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命运,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吴宓的追求是理想的,为追求理想,宁舍弃“实际的生活”,这就注定了他的命运是堂吉诃德式的悲壮。在文化激变的时代,吴宓更注重守成更注重建设,这对于现代中国不无启示意义。在世纪之交,对有着鲜明、独到的文化主张且拥有许多与吴宓齐名的文化名人的“学衡派”作重估,也是极其必要的     

学衡派史学思想述论

学衡派将人的活动视做历史的主要内容 ,人们“保生”、“乐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 ,同时以此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在史学研究上 ,学衡派强调史学研究应该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上 ,学衡派充分认识到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并总结了发掘整理运用史料的系统理论 ,尤其主张把文献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对于历史诠释 ,学衡派反对运用现代的理论去比附历史 ,而是主张将历史事实放入历史环境中 ,做“了解之同情”。学衡派就古史问题与顾颉刚等人进行了辩论 ,事实上双方实无太多分歧 ,辩论有意气之争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