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转型期的腐败问题

从社会转型期容易产生腐败问题作为切入点 ,分析了转型期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治理和减少腐败问题应采取的对策和办法     

转型时期美国城市中的政治腐败问题及其改革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美国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 ,城市中的政治腐败问题更加严重 ,其根本原因是城市政治制度发展的滞后。一批城市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对旧的市政体制进行了改革 ,取消了以城市老板为首的政治核心小集团对市政的操纵 ,使腐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中国转型期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它维系着一个政治体系的存续和发展。合法性作为现代政治分析的基本框架,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腐败问题、阶层分化与利益主体多样化及“三农问题”、价值多元化严重腐蚀合法性。在新的形势下,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完善政治参与制度、健全法制是维护和强化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措施。研究转型期的合法性问题,追溯、考察与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对合法性中的潜在威胁适时予以警惕与消解,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预警意识,多层面多视角把合法性的潜在威胁消弭于萌芽状态,可以为党的执政提供一个宽松的和谐的生态环境。     

从思想到举措:中国防治腐败有效性提升研究

中国正值转型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腐败即为其中之一。根据西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转型期的腐败是很常见的现象,但要战胜这种困难得下大功夫。针对腐败问题,中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成效并不显著。因此,有必要从思想到举措全方位地研究中国腐败问题,以西为鉴,特别是北欧、美国等国经验;继承和发展历史经验,尤其是汉唐盛世的监察经验;学习同为大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韩国等国经验,厉行法治,深入改革,提倡道德防腐,加强完善与腐败相关的立法,提高防治腐败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论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对策

"腐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敏感的社会问题,消除腐败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腐败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大,以致老百姓常常是"谈腐色变",本文拟在分析腐败形成的基础上,以"三个代表"为指引,从不同角度对腐败问题作一探讨,试图为解决目前腐败问题作些有益的探索.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问题及对策

转型期中国各种公共危机事件的频频发生,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环境资源和经济社会安全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也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了破坏.如何有效地应对这些危机,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转型期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型期中国公共危机形态的复杂化加大了政府进行危机管理的难度.因此,加强对政府的危机管理的认识,深化对政府危机管理的研究,探索其管理对策,意义重大且十分紧迫.     

关于政治腐败效应的争论--国外政治腐败研究的文献评述

政治腐败效应是一个有关政治腐败与政治发展、政治衰败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国外政治腐败研究的文献表明,有关政治腐败效应的争论先后经历了传统政治腐败效应观、修正派与后修正派三个发展阶段;传统政治腐败效应观把政治腐败视为政治衰败;修正派在理论上给予政治腐败效应重新定位,认为政治腐败可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后修正派对修正派的观点作了批评和补充,重新将政治腐败看作是政治衰败,本文批判总结了国外政治腐败研究文献,指出以简单化的正负分明的发展观不能有效分析政治腐败效应的复杂问题,并提出一种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转型期社会建设基本概念解读

社会转型是研究社会建设问题的历史大背景,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研究社会建设问题是社会建设理论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通过对社会转型的内涵及其复杂性、社会转型期的认识和梳理以及社会建设范围与内涵的研究分析,解读并归纳出了转型期社会建设的概念,希望借此引发人们对转型期社会建设问题的关注,并推动有志于此的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试论腐败的根源与遏制

腐败是人们切齿痛恨的社会顽症 ,是执政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文章通过对腐败问题的分析 ,确认腐败的本质根源是权力的商品化行为 ,并就腐败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 ,进而探寻遏制和解决腐败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社会化视角下转型期青少年社会失范问题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青少年越轨行为表现出日益加重的趋势,社会呈现出明显的青少年社会失范状态。本文从社会化的视角,通过对转型期内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介和同龄群体等社会化主体对青少年社会化进程的作用加以分析,对当前我国转型期内青少年社会失范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美国进步时代的廉政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政治腐败的高峰期。贪污受贿、收取回扣、巧取豪夺、偷盗欺诈、内部人交易等形形色色的丑闻充斥着当时的美国社会。对这个时代美国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描述,剖析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系统介绍当时美国所采取的反腐措施,对于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面临着一些与美国进步时代相似问题的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这可以为廉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惩治腐败：关口需前移——关于防腐治本的几点思考

腐败作为一个社会最大的政治污染，是任何社会的政治建设中无法避免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执行部门对反腐倡廉建设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大力工作，但效果并不是十分的理想，“前腐后继”的怪象时有发生。本文主要从历史的视角分析封建主义流毒对腐败的影响，同时以现存制度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为依据，重点探析预防腐败在我国惩治腐败这个关键时期的治本作用。     

寻租、腐败及其治理

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讨了腐败与寻租的亲缘关系,寻租行为模式在我国经济转型期的变化,以及制度在治理寻租和腐败中的障碍和关键性地位,并提出了以制度创新来治理寻租与腐败的应对策略。     

俘获与腐败的比较分析

虽然人们普遍承认俘获和腐败是政治经济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但迄今还没进行什么系统性的努力对其进行辨别、分析和衡量,也未能区分出其原因及后果有何不同。俘获与腐败的普遍性和危害性要求我们既要认清俘获与腐败内在互补和相互渗透的必然性,同时也要准确辨识、分析和衡量俘获与腐败的区别。以政府与私人关系的角度作为切入点,重新定义俘获与腐败作为比较分析的基准,探讨了俘获与腐败在产生原因、作用方式、影响结果和治理策略等方面的差异性,然后结合我国转型时期的现状,提出我国治理与防范俘获和腐败现象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转型期腐败的制度性因素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已成为困扰全球的一个大问题,在中国也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政权巩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公害。尤其是处在体制转型期的中国,更是经历着腐败滋生甚至蔓延的侵蚀。毋庸置疑,二十余年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世人瞩目,但转型期的种种制度缺陷也助长了腐败行为发生的频数和规模。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即假设腐败者都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理性的经济人,从而揭示腐败滋生的制度性因素。     

转型期中国社会政治冲突发生的深层原因探析

转型期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政治资源分配不均衡,政治文化深刻变革,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贫富差距扩大,政治权力腐败等多种因素,引发了政治冲突的频繁发生,政治矛盾与冲突有增无减,并且日益凸显出来,社会动荡情绪滋长蔓延,政治运行张力日趋扩大,政治秩序与稳定面临严重的挑战与压力。     

明代监察制度特点的历史思考

我国明代封建统治体制中有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其特点是:严密布网有效监督;监察渠道,畅通迅捷;监督考核,奖惩分明;以卑临高,动态监察。曾经在明朝初期“纠察官邪、整顿吏治、严肃法纪、惩贪防腐”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我国一项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总结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并进行历史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对当代监察工作和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研究。     

论近代早期英国政治社会监督机制与社会腐败

都铎晚期和斯图亚特早期是英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也是英国历史上社会腐败较为突出的时期。引起腐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监督机制的弱化和缺失与腐败的盛行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一时期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新的王室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使得英国王室政府监督机制具有如下特点:政治监督的尴尬和社会监督的两难。正是在如此的监督状况之下,社会腐败的态势难以监控和遏制。     

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比较研究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反对和防止腐败工作,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反腐败的认识和实践上于诸多方面各有建树和侧重,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表现出突出的阶段性特征。通过对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认识和实践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任何社会历史时期,反腐败必须顺应社会物质基础、体制条件和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具有法制保证、政治保证和思想保证,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人民群众需要相符合,才能取得良好的反腐倡廉的政治经济综合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