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的现实性分析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参与度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际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从本质上来看,这无疑会涉及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当前我国国家利益及国际责任的定位,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推动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迈向责任理念的中国主权及其实践

主权不仅是权利(权力),也是国家承担的对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责任.国际社会里存在着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主张.实际上,中国主权最初就是以承担、履行保护国内人民的责任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同时,中国主权的早期实践也证明了其对国际和平稳定的责任承担.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中国严格地遵从国际制度与规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为主权代表和维护着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主体身份、地位,所以中国坚定地保护、提升其主体身份、地位.同时,主权也代表反映了具体的权益,中国总是平衡协调这些主权权益的冲突.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不是盲目地听从外来的行动指导,而是根据和平与发展的需要来承担、履行责任.     

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国际责任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已经承担了大量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国力增强,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必须坚持四项重要原则,即符合国家身份定位、符合国家利益、量力而行、参照以往实践和经验.中国承担国际责任要自觉接受国家大战略和总体外交战略的指导,注重当前和长远目标、目标与手段、手段与资源之间的合理平衡,要在必要与合理原则的基础上,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进行必要而适时的动态调控.     

国际体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的形成和阐释既受到一国特定因素作用，也受到国际规范影响。对于渐趋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国来说，国家利益的生成在此背景下变得更加理性。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主要包括发展利益、主权利益、责任利益和制度安全利益四方面。     

论当今世界中国的国际责任

“中国责任论”是伴随中国快速崛起后国际社会的某种期待表述,其主要内涵为：第一,中国未能尽到自己的国际责任;第二,中国所应担负的责任应与其实力相适应;第三,中国30多年的高速发展是搭了西方国家的便车,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其中既有合理的诉求也隐含着不善动机,应理性理解并区别对待。对此,我们必须做到：首先,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应该与自身的能力相适应,不能承担力所不及的责任。其次,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应该与国家战略相适应,不能以损害国家战略为代价承担国际责任。第三,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应与中国享有的国际权力相适应。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大包大揽,要在国家利益与国际主义间构建起一种平衡。     

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观体系

随着中国迈向更高阶段的经济甚至物质性崛起,中国迫切需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观体系,当然这也是顺应当代世界历史潮流内在要求的应有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利益—责任—命运“三位一体”的共同体,总体上应大致遵循以下路径:首先通过继续坚持和平共处建构利益共同体,进而大力倡导和平共生建构责任共同体,最终实现以和谐共生建构命运共同体的长期愿景.这不仅符合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安全文化从霍布斯式向洛克式直至康德式发展的一般逻辑,也符合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国际关系发展史和自1949年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总体规律.而通过继承、升级和创新实现中国特色的国际道德价值体系与既有国际道德价值体系的和平共处、和平共生直至和谐共生,将是推动中国与世界由利益共同体向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迈进的必然方式,确保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国际投资与海外利益维护

世界经济一体化致使国际投资成为当今趋势,中国也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断向海外延伸,海外利益问题愈发凸显,如何有效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成为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与世界关系的重大问题。国际法作为规范和调整国家间利益的重要法律形式,能够为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提供合法性依据和制度保障。本文以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为例,分析中国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面临的海外利益风险,以期为中国在国际投资中的海外利益维护提出可行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利益观的时代嬗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家利益观随时代不断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利益观其基本出发点是国家主权和安全,并以此构成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秉持国家利益和国际礼仪相结合的原则,外交政策灵活务实.改革开放期间第二代国家领导集体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基础上,将“和平与发展”视为新时代的主题.全球化时期第三代国家领导集体的国家利益观以世界多样性、多极化为前提,提出新的安全观.21世纪以来新的国家领导集体的国家利益理念是建立在“和谐世界”的基础之上,推进和维护中国核心利益.不同领导集体和国家利益观,在时序上各有重心,但是在思想体系上是一以贯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力变迁、道义坚守与大国责任的衡量——新时代中国国际责任的动态界定

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的国际责任逐渐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点议题。如何界定自身的国际责任,如何更好地承担国际责任,成为新时代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国家实力和国际道义是界定一国国际责任的主要依据,国家身份则是调节国际责任内容的重要因素。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实力定位是全球性强国,秉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的国际道义观,具有较强国际道义感,并且积极建构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与之相应,中国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要国际责任,在区域层次推动经济发展、维护和平稳定,在全球层次建设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发展。实力变迁、道义坚守和身份明晰的态势决定了中国国际责任的发展趋势。中国国际责任的重心正逐步从区域走向全球,从以经济和安全责任为主走向全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要平衡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类别的国际责任,还要平衡实力、道义与身份之间的关系,为国际社会作出力所能及且可持续的积极贡献。     

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论析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解释存在局限性。为此,借鉴中国安全外交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概念。其内涵指国家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念,借由双边或多边协同方式展开安全合作,以期达到地区或全球层面公共领域的安全状态。它具有四个"统一"特征,即在观念层面呈现国家自我定义与国际社会认知的统一;在行为层面呈现国家主观自觉与国际社会客观要求的统一;在状态层面呈现国家承担国际公共安全责任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统一;在效应层面呈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统一。在吉布提建立保障基地,是中国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理念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逐步影响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格局的变革。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了中国智慧。     

如何构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文化新秩序

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科学审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文化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进一步推动和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应积极推进国际文化新秩序建设,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平等交流与时话,积极利用国际机制,弘扬中国先进文化,使之成为构建和谐世界和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础,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结构探析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体系在结构上完整地包括了国际环境分析、国家利益目标规定和对外方针政策的确定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以及世界格局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国际背景中,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是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独立自主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对外方针,积极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坚持全面对外开放、军事合作、全方位外交和反对全盘西化等对外政策。     

国家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基于国际政治公共领域“有限话语民主”情境的研究

由于西方话语霸权的阻滞,导致国际话语格局的失衡,使得话语民主发展尚不充分。世界话语民主发展的有限性态势,亟需中国担负起国际话语责任。为此,应培育一批意识形态精英,使之在国际话语场表达中国价值;立足于文化间性寻求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共义域,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意识形态进行新的知识叙述,推动文化交往。并且,还应提升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表达的高度,使之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进而建构具有世界魅力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由此,全面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衰落与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也是中国深度参与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面临重大调整的时代.国家的属性决定着内政外交中"我是谁"的身份问题.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西方制度模式的发展中大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日益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舞台的外围走向中心.这种地位的变化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嬗变同步发生,国际环境的干扰和破坏给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秩序中如何"趋利避害",完善制度优势、夯实发展基础、打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并积极推动和引领建立更为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环境,是实现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路径.     

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政府与人民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的伟大战略抉择.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所扮演角色的追问和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同时会加速解构西方传统霸权崛起理论在国际社会的习惯性影响,开辟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平发展的成就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构成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国际传播的有利条件.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必须继续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着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周边睦邻友好关系,打造中国和平发展的话语体系.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文化利益及其实现方式

全球化时代一国的文化是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感召力对于一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成了构成民族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特别是对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大国而言,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利益的维护与发展。国家文化利益有三个层次,即国家文化产业利益、国家文化自身利益、广义国家文化利益。国家文化利益的实现有向内向外两个维度,向内通过增强民族凝聚力、锻造民族精神、确立道德规范、发展文化产业、提高精英文化的水平等方式;向外通过拓展国际责任利益、坚持意识形态独立性、拓展中华文化发展空间等方式。中国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应是在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学习和文化调整的基础上,强调中华文化的特质,增强中华文化的感染力,推进中华文化的传播。     

全球治理语境下主权国家的国际责任

全球治理理论强调国际事务的多元主体共治,但并不否认主权国家仍在其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尤其是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的作用更是无可替代。倡导主权国家的国际责任不仅有利于维护其自身日益扩展的利益需要,而且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尽管面临着一些困境,但无论在经济、政治、生态还是安全领域,主权国家都应该克服困难,践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崛起中的中国应当坚持力所能及的均衡责任观,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选择性地担当国际责任。     

利益、观念与制度：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是自我实施的.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不仅包括国家间的长期重复博弈、世界的相互依赖和大国充当准第三方实施者等利益机制,还包括路线图、协调和黏合剂等观念机制.因此,基于利益与观念基础上的制度分析,可以较为充分地揭示国际制度自我实施的内在机理.     

论构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与交往的历史主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动指南。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普遍交往的同时也带来了分配不公、权利失衡和责任赤字等世界之乱,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出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世界向何处去”的中国方案,是国际社会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正确选择。以全面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理论旨趣,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着构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新型世界秩序的内在要求。在行动路径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以合作共赢为导向建设利益共生的世界,以主权平等为原则建设权利共享的世界,以集体行动为关键建设责任共担的世界。     

以国家利益为准绳构建中国外交新战略--对中国外交的定位思考

中国国际角色转变将引起国际关系结构性的变化,中国外交进展的程度和影响力,是影响中国外交战略构建的主要因素.中国外交战略筹划的基本思路是战略观念和思维方法的不断创新,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安全与主权利益的有效维护,营造稳定的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充分利用现有的或未来可能拥有的外交资源和国际机制,有效维护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