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象”、“意”：中国古代语言观管窥

中国古人，儒道佛各家，都程度不同地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低估语言的作用及独立性，视语言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单纯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媒介，形成一种以“道”等本体为中心或至上，以“言”等符号为边缘或附庸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说不可言说者，却是中国哲学与艺术强烈的形而上学企图。因此，“立象以尽意”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象”成了“言”与“意”、“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而这正是我们揭示文学语言符号奥妙的一把钥匙。     

“尊师”与“献金”:战后上海市教育局的“尊师”困境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情况尤为严重，物价指数与工资严重脱节，公教人员大受影响，引发市立中学教师怠教。以市校教师怠教事件为契机，上海市教育局发起成立尊师运动委员会，“尊师”运动开始发轫。运动开展后，上海市教育局与尊师运动委员会互相配合，教育局以“尊师金”担保贷款并发起募捐，尊师运动委员会以“尊师”为号召广泛发动义募，成为当时舆论焦点。市政当局不遗余力，明星名人上阵义募，万名学生沿街劝募，尊师募捐掀起高潮。政府主导的“义募”带动了社会自发的“自募”,“募”的热情大大激发，而“捐”的热情却难升华。募捐本应出于自愿，在尊师运动中，屡屡出现学校借尊师之名强令学生家长“献金”之事。随着以“尊师”为名之“献金”由私校扩展到市校，“尊师金”变为了上海各中小学常规性的征收款项。“尊师金”变“捐”为“收”,由自觉性募捐成为公开性收费，尊师运动发生“变奏”。为改善和提高教师待遇，借着尊师运动这股东风，上海市教育局决定由市立学校公开向学生家长征收“尊师金”。教育局出台公开征收尊师金政策，遭到家长和舆论的强烈反对，仅仅一月即在市参议会议决下停征。捐款分配矛盾重重，强制“献金”不...     

从“经”“纬”维度看中国哲学史的五种诠释体例

从研究坐标的纵轴即“经”、横轴即“纬”看，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呈现为五种诠释体例。一是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二是以学派或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三是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四是以学理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五是以学人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是当今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诠释体例。     

“言”、“象”、“意:中国古代语言观管窥

中国古人，儒道佛各家，都程度不同地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低估语言的作用及独立性，视语言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单纯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媒介，形成一种以“道”等思维本体为中心或至上，以“言”等符号形式为边缘或附庸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说不可言说者，却是中国哲学与艺术强烈的形而上学企图。因此，“立象以尽意”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象”成了“言”与“意”、“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     

“太太”与“夫人”

“太太”与“夫人”新近流行的习俗：向人介绍自己的妻，可以称太太，不可以称夫人。称别人的妻为太太表示关系一般，称别人的妻为夫人表示尊重，是以“夫人”为尊称。若称自己的妻为夫人，是表示自大，会惹人笑话。中国历史上却是以“太”为至尊的。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     

西塞罗“人民”“共和”思想的哲学考察及其意义研究

在继承和批判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古罗马“王制”和“共和”的发展历史，西塞罗提出了一套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以正义观念为原则，以基于权利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共同体为内容，以“混合制”政治制度为形式的“人民”至上“共和”思想，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构建一个真正理想的“共和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在西方政治哲学从传统转变到现代的复杂发展过程中，西塞罗的“人民”“共和”思想对后来基督教神正论的产生和近代的社会契约论等政治哲学理论的提出，乃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西塞罗的政治哲学思想并非完美无缺，其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多少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如对为什么“混合制”是最好的，它是如何可能的?“人民”的内涵外延是什么?“人民”至上需要什么限制条件等关键问题缺少有效论证等。这些正是后来者应加强研究的。     

两宋“双城记”:“包公”“济公”系列小说解读的城市文化视角

以两宋“双城”的视角来观照“包公”“济公”系列小说，能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包公与济公皆为明清通俗小说中的传奇人物，以两人为中心的系列小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两大文本系统。“开封包青天”和“钱塘济颠禅师”都带有鲜明的城市属性，两个系列都以宋代都城生活为主要背景展开叙事，呈现出一北一南两大都城的文化特色。两类小说在都城文化和人物属性的互动上颇为相似。一方面是“依城塑人”,即人物开展都城化叙事。“包龙图”依托“开封府”统领侠客在以政治主题为主的多元空间内惩恶扬善，济公则以“替僧”身份游走临安的市井江湖，带领徒弟扶危济困、普度众生。另一方面则是“因人名城”,即都城彰显人格化特征。城市与主人公之间展开多维度的互文与对话，以彰显城市的人格化气质，包公逐渐演变为中原清官文化的时代象征，济公身上则凝聚了江南和合文化的世俗样貌，威严气度与谐谑趣味参与建构了小说中开封与临安的城市美学形象。     

“古为今用”和“外为中用”辨析

“古为今用”和“外为中用”辨析姜文闵“古为今用”和“外为中用”，长期以来，是我们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两个口号。本文拟对此略抒管见，以求教正。一先说“古为今用”。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有人标榜“为学问而学问”，似乎学者就该置身于象牙塔内，幽居独处，超...     

“剖析论”与“关联论”的本体阐释

笔者基于翻译的“符号转换”和“意义再生”的“跨文化交际”性质，从认知与交际的功能视角出发，对比分析了以语言文字“心理剖析”先明行文“心理事实”的“剖析论”与以“语用推理”确定行文“最佳关联”的“关联论”在本体论和方法论阐发上的殊途同归。论证了行文“心理事实”的“剖析”结果与“最佳关联”的“推理”结果，都是语言符号转换的“依据”和意义再生的“本源”，旨在揭示“剖析论”高屋建瓴，“关联论”条分缕析，所遵循的都是以原文意义“再生”为取向的“忠实”原则。“剖析论”与“关联论”一样，对指导翻译和翻译研究与批评具有潜在的解释力。     

从“文明冲突论”走向“文化冲和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囿于“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未能提出解决文明冲突、实现文明对话、构建全球秩序的理论与方法；以中国传统智慧为资源构建出的“文化冲和说”可与“文明冲突论”展开积极的理论对话，为应对当前人类文明、文化发展乃至全球治理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提供重要的理念。“文化冲和说”认为，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交冲”“激荡”,即动态的分化、演替、会合、互生的律动，会产生“激荡中的平衡力和创造力”,不同文化、文明通过相互接触、渗透、兼容、均衡，能够在“多元互济”“一多不分”中最终和合而成崭新的文化形态而彼此升华。“文化冲和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全球文化、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并在“和”之以“法”、以“仁”、以“礼”、以“义”等具体的文化交往实践过程中，使不同的文化、文明在激荡碰撞中互鉴、交融、共享，最终铸造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     

中国文化现象中的“内平衡”与“外平衡”

平衡，是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其大者，可分为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两方面，即：以“价值置换”、“反求诸己”和腐朽“神奇”为思维特征的“内平衡”模式和以“谗嫉毁谤”、“杀尽不平方太平”为行为特征的“外平衡”模式。系统揭示这一文化现象，对于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之优劣短长，可提供客观而诚实的依据     

浅谈“点”“画”“表”在教学中的运用

浅谈“点”“画”“表”在教学中的运用刘全志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恰当地运用“点”、“画”、“表”的教学方法，给学生一个清晰的感知，激发学生的情趣，增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本文以《百草园》一文为例，浅谈“点”、“画”、“表”的运用，请同...     

从“自我提升”到“真知的意味”

朱子所言“知”“行”的核心义涵，不是“成物”领域内的“认识此事物并谋定处置方案”和“将之付诸实施”，而是“成己”领域内的“自我提升”和“自我保持”。其对于知行轻重的看法，并非“行重于知”，而是知行各有其“重”。朱子对于知作出了浅、深的区分，对于行则相应地作出了小、大的区分，其在知行次第问题上的看法与其说是“知先行后”，不如说是“浅知-小行—深知-大行”。朱子有时以“真知”为“行”的前提，有时又以“行”为“真知”的前提，似涉逻辑谬误，但实际上后一种说法中的“真知”并不是指“真知”本身，而是指“真知的意味”。这些关键点的探明，极有助于重新理解朱子知行论的价值以及日常的知行实践。     

符号学理论“旅行”与“形而下学”的意义

符号学理论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锐利的反思锋芒，既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又具备方法论的可操作性；既强调形式立场，又超越了形式研究的局限，是整个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方法论基础。通过对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可归纳出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一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二是以皮尔斯为代表的“三元模式”符号学，三是以卡西尔为代表的“符号形式哲学”，四是以巴赫金为代表的“文化符号理论”。这些代表性的符号学理论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解释譬如敦煌艺术符号、民间视觉符号、当代互联网符号等具有中国意味的研究对象时，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试图以“中国方式”重新阐释符号学理论，这种阐释旨在符号学理论的本土化，使符号学理论成为解释“中国问题”更有力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武器。     

“心”──“象”──“术”(一)─—中国传统思维的一条主线

本文指出，以往关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研究，存在着一个较普遍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即以现时代的哲学范畴和原理为模式，去理解和判定历史上各种观念、学说的性质归属，而古今思维方式所涉及的哲学范畴和原理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这就难免造成用“应该怎样”的标准去判定“事实上怎样”的倾向，进而影响传统思维方式研究的准确性。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其特定的认知结构，它以“心”为认识主体，以“象”为认识对象，以“术”为认识结果，“心”──“象”──“术”构成中国传统思维的一条主线。     

“四诊工作法”使社区服务“精细化”

天津市大港区海滨街道团结村居委会针对辖区内困难人口多，困难老人多的特点，坚持以便民、利民、亲民为宗旨，以“思想会诊室”为平台，采用接诊、寻诊、会诊、复诊的“四诊”方式做好网格精细化服务，努力打造以“服务困难老人，共享幸福生活”为特色的社区创建工作。     

“三分伦理”下的“德性观”分析——兼论建构“公共道德空间”的可能性

立足“伦理三分”并在辩证分析康德“德性论”的基础上，超越康德“两个世界”论的局限和麦金泰尔观点的西方想象，以“公共道德空间”的开拓为目标，以“实践与三个世界”的形成为旨归并在建构“新德性论”的过程中人类完全有可能推进自身的道德建设。     

孔子“道”范畴的哲学阐释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及其意义。孔子的“道”范畴具有天道观与人道观的涵义，人道观是其重心。就人道观而言，孔子的“道”主要是指以“仁”为最高范畴的价值理论体系，它蕴涵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目标；以“礼”为核心的价值准则；以“正名”为核心的政治理想；以“中庸”为核心的方法论和以“君子”为核心的理想人格。     

栖霞区：“十廉”“五进”打造廉政文化品牌

今年以来．栖霞区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为契机，积极探索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以“十廉”为重点，以“五进”为基本，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在全区营造了“思廉崇廉”的浓厚氛围。     

“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

自然和历史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科学地、正确地解决。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只承认“历史的自然”，而否认“自然的历史”；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只承认“自然的历史”，而否认“历史的自然”，二者都割裂了自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历史是“自然的历史”，自然是“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是一个基于实践活动而诞生和发展的现实的辩证的有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