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存在”意义统一性问题的生存论解释

在试图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存在”的四种含义加以统一的过程中,海德格尔逐渐认识到,或许只有“真理”意义上的存在（是）才是“存在（是）”的基本含义。而这也正是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读中,海德格尔对真理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的原因。这种关注使真理、“实际生命”（此在）、存在者自身的显现（即存在者之存在）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逐渐显现出来。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此在及其逻各斯具有不同于世界上的现成之物的存在方式,它是在与存在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对所遇到的存在者的存在起显示或揭示作用的存在者。这就是说,如果“存在”有某种统一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就在于“存在者的存在在此在中并通过此在的明察显现”,换言之,不同存在者的存在意义的统一性在于它们都是在此在的生存着的理解中显示它们的存在的。     

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牟宗三对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的超越

将康德“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命题分成“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理性所设定”以及“理性是人的理性”四个方面来理解即发现“理性无法理解自己”的矛盾。牟宗三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为化解这个矛盾而论证了“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的命题。新命题的提出说明了物自身的无限性及价值意味，从而为建立道德形而上学准备了条件。     

本源的想象与此在的有限——论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的解读

先验想象力在康德哲学中至关重要,康德在此问题上有着深刻的犹豫与冲突。作为感性和知性之间的“游戏空间”的先验想象力与时间具有本源同一性,想象力和时间一道构成了主体的本质,由此使得海德格尔在康德这里找到了思想的庇护所,把认识的有限性推进到了生存的有限性,进而开启了有限主体的存在论维度。     

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含义

国际学界对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标准解释表明,“先天的”不是指人类天赋的知识或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指理性天赋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和规则。这一解释与康德本人的思想基本一致。邓晓芒先生将“先天的”解释为人类先天的固定不变的结构是不对的。因为在康德那里,知识的结构是按照先天原则和规则在时间中构造的结果。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存在论路向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主要是海德格尔式的,它们基于不同的思想旨趣,把海德格尔的不同思想倾向接合到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去。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政治存在论的亲和性研究;马尔库塞则借助早期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展开对无产阶级的“被抛”命运及其扬弃的阐释;阿尔都塞则围绕后期海德格尔的“让存在”境域与意蕴,型构其“偶然的唯物主义”理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的海德格尔哲学路向,对于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境域无疑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但是,它罔顾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方法论上的先验主义与形而上学性,最终使自己陷入相同的理论困境。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必然构成对任何海德格尔路向的政治存在论的批判。     

论康德的“自然”概念及其与“范畴的先验演绎”之关系

康德在不同时期的“形而上学讲座”中阐明了“自然”一词包含的自然对象和本性的双重含义。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范畴的先验演绎”证明第二步,尽管未解决显象与范畴的“异种难题”,但康德对“范畴如何给视为一切显象的总和的自然先天地规定规律”之谜的解决,证明了认知的自然的规律出自人类本性,克服了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事实和价值的二元对立。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回到空间本身——论海德格尔的空间观念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世界的空间须由此在的空间性来说明，而此在的空间性源出于此在的时间性。时间性被看作是本真操心的意义并为空间性奠基,似乎空间、空间性不如时间、时间性那么“源始”。但海德格尔却同时又向我们指出，说空间性基于时间性或时间性较空间性具有优先地位,仅在对此在时间性结构的准备性分析工作中暂先有意义,以后仍要将两者的关系明确“平等化”。在《存在与时间》之后,空间问题逐渐从侧重于对此在日常生存论层面的空间性研究过渡到对空间存在本身的研究,这种过渡自然使得空间与时间在作为领会存在意义的视域这一层面上“对等”起来, 在《时间与存在》中海德格尔甚至直接将这种视域称为“时间-空间”,认为只有在这种源始的时间-空间的敞开状态中,物与此在本身的存在、“本有”才能得以显现。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论沈从文“本真”生存与文艺创作的审美反思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为数不多、纯粹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之一。其文艺创作以“本真的存在”为元话语，采用我思主体对本身的思考使其文艺作品成为社会公认的经典，而他本人却始终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在文艺作品具有社会性与作者本人站在社会对立面的悖论中，沈从文“本真”的生存方式消减了后者的独立存在，保留了前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反思性，捍卫着反思主体的独立存在，这正是反思主体“本真”的存在方式在文艺创作实践上和思维范式上的体现，也是沈从文文艺创作的膨胀力和张力所在。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现象学诠释”

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读在一些方面与康德严重不符,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他把康德的"先验哲学"替换为"本体论",并把"本体论"理解为"一般形而上学",进而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奠基獉獉;他把先验想象力视为包括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内的全部纯粹理性的核心獉獉;他把康德的时间理解为对此在的有限性的证明獉獉。海德格尔自诩的这种"粗暴式的解读"完全出于服务其基础本体论的目的。     

“神技无技”：庄子技艺美学思想的吊诡

庄子用合道的神技来取代技艺,即用道的自然无为来改铸技艺,无为是无为了,但也就没有人为之技艺了,此即“神技无技”。神技不具有技艺的规定性,技艺是目的性有为,神技是自然无为;技艺创造的是第二自然,神技则不害第一自然。神技也不是现实的技艺或其比拟,神技是对人为技艺加以“自然无为化”或“道德理想化”后的虚构,有其神秘性。神技的逻辑结果就是对现世技艺的取消与否定,如“无画之画”、“其钓莫钓”、“无乐之乐”等。神技经后世的理论转化后,实现了与技艺的统一,那时才显现出“无法之法”等艺术创造思想。     

“平民大学”的伦理意蕴

大学之道在于求知和求善的统一，求知是手段，求善是目的，在此意义上，大学是一个伦理实体。“平民大学”坚持的是平等主义哲学，它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大学所具有的伦理特征以外，蕴含着在“资源-权利”层面上的公平公正性；在价值取向上对绝大多数人幸福生活的追求；在“意识-人格”层面上对平民意识和平民人格的塑造，培养“人中人”的平民归属感和幸福感的深刻伦理意蕴。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自然与社会：从偏离到回归——论卢卡奇的“钟摆论”思想

卢卡奇在总体性问题上基本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但在主体-客体关系问题上，却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这样导致他在对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中总有失偏颇，像一个钟摆，时而摆向自然，时而摆向社会，割裂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1）早年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2）晚年强调“自然存在对社会存在”的基础作用。文通过马克思的自然、人化自然、自觉自由活动来阐明自然-人-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     

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

《边城》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传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和生命的意义，由此可窥见作家沈从文在小说中欲探索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包孕的文化内涵；而《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则彰显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禅宗思想，濡染了日本文化所独有的“物哀”、“幽玄”的美学风格，显示出川端康成对生命的独特探索。     

“自然-社会-意识人性论”理论模式探析——兼论行政管理模式设计的人性论基础

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大都是以“性恶论”作为理论支持的，文章在对过往各种“人性论”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社会-意识人性论”理论模式，为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提出了全新的人性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