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that”的用法

"that"作为英语中最基础的词汇之一,具有多种词性,用法复杂。"that"可用作指示代词、副词、关系词、连词、短语连词等,并分别对应不同的用法。     

连词“再则”的形成及其话语标记功能研究

连词“再则”是在明清时期由短语“再＋则”演变而来的。经过对“再则”衔接的前后成分之间语义关系的重新分析,“再则”可以作话语标记,用于引导话题,指示后续话语与前接话语之间的关系。     

《论语》中连词“而”的用法考察

《论语》中的＂而＂绝大多数是连词。作为连词＂而＂,最基本的语法功能是连接两项述语成分。＂而＂字所连接的前后成分之间具有多种语义关系,这些语义关系是由上下文决定的,不是＂而＂来承担的。     

假设连词“節”、“即”使用情况研究——兼考《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的成书时代

虽然“节”和“即”可以相互通假,但它们之间的通假只发生在实词层面;在虚词层面,它们存在着不同。居延汉简假设连词只用“即”,不用“节”。假设连词记作“节”是秦国方言的特点,而“即”是六国方言中使用的字。汉以后的文献中书写简单的“即”取代了“节”。     

“蛮”和“满”的副词用法及其对外教学

＂蛮＂作为副词正被广泛运用而进入普通话体系。但由于＂蛮＂与＂满＂在发音和使用有某方面的类似性,应认真辨析其使用差别。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通过相应教学方法,从＂蛮＂的本义出发,考察其变化及与＂满＂的区别,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这类副词。     

河北武邑方言的指示代词“乜”

“乜”是河北衡水武邑话使用频率最高的指示代词。作为中指指示代词,“乜”的基本语法功能为“指别”（只指不代）和“指代”（指示兼称代）两种,并由之引申出了定冠词和连词用法。与此相应,“乜”有三种读音：分别是去声的[niε31]、阳平的[niε53]和阴平的[nε224],其中“乜”在“乜个”中还读成上声的[niε45]或阳平的[niε53]。     

可及性理论及“这”、“那”篇章不对称研究

采用实证性研究的方法,在大规模统计真实语料(1.645亿字)①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这、那系词语的篇章不对称现象。这种篇章不对称现象主要表现为新旧信息的对立、时空距离远近的对立、现实与虚拟的对立、定指与不定指的对立、熟悉度高低的对立。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可及性理论对这种明显的不对称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高可及性指示词语,那是低可及性指示词语。     

《九歌》“兮”字用法新探

屈原《九歌》中“兮”字的用法,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引起了一些争议。如闻一多、姜亮夫、郭绍虞、廖序东诸先生都有自己的主张。争论的焦点是“兮”有无语法意义。“兮”只是语气助词,“兮”在句中属上读。“兮”用在句中有隔离前后词语的作用(但不能简单地将此与标点符号的停顿作用相等同),从而帮助体现语法关系。     

亚里士多德文本的现象学阐释——海德格尔“那托普报告”的构境论解读

青年海德格尔在著名的"那托普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他的新世界观。其中,对亚里士多德的文本解读成为这种新世界观的重要文献依据。可是,海德格尔并没有依从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历史语境,而是对其进行了拆解式的现象学透视,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之中,海德格尔读出了形而上学地保真交道环视王国之上的功用价值取向。     

论蒙古帝国及诸兀鲁思诏令末尾的诫饬语——为“不怕那甚么”更进一解

蒙元时期的蒙古文直译体诏令多见一种独特的尾句“他每不怕那甚么”(ülu˙u ayuqun mud)。广泛比较大蒙古国、元朝、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公文,可知以“惧怕”为中心词的诫饬语,在13～15世纪欧亚大陆上的诸蒙古政权中一度得到广泛应用,且衍生出多种形态。“不怕那甚么”与汉地、钦察、伊斯兰文书行政传统并无直接关系,似属大蒙古国时期开创的一种文书体式,定型于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中后期。诫饬语“不怕那甚么”还反映了早期蒙古国家在法律制度、政治文化和统治心态上的某些差异性特征。     

“粉墨登场”的新用法

"谁知道"作为习语可以表示"出乎意料之外",等于说"不料"、"没能料到",还可以表示"不可预料"、"难以猜测"、"不知道"等义.     

位于词尾的“家”的用法

文章在文献材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位于词尾位置的"家"字的用法进行了梳理。大致整理出位于词尾位置的"家"的以下几种用法。第一种:"家"作为词缀语素;第二种:"家"用于其它词的词尾,无特定含义;第三种:"家"字作为一个词独立运用;第四种:位于词尾的"家"在医书中的常见用法;文末还提及了一些由"家"构成的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在与某些典籍的比较中,发现本文所整理的"家"字位于词尾的用法出现时代普遍较晚。     

《庄子》中的“气”及“气化词”的文化本源

“气”在《庄子》中内容广博，灵活多变，与老庄哲学思想融为一体。在庄子的思想中，“道”是“气”产生的基础。《庄子》中“气”的概念，建立在道家学说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源，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文化的内涵。汉语中，有许多“气化词”，其内核和庄子中的“气”是一脉相承的。     

试析《论语》中“而”的用法

<论语>是虚词"而"较集中出现的儒家经典文献,本文在对该文献中出现的"而"分类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将战国时期"而"作为虚词的典型用法进行逐例剖析,试图为研究虚词"而"的用法及变化提供佐证.     

包头方言“圪”头词研究

在包头方言入声字中,有几个入声词头运用非常广泛,其中最为活跃且能产性最高的要属“圪”字。“圪”[ka？]保存了入声喉塞音[-？],作词头可以构成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和语气词。“圪”由一个表示“墙高”或“高土”的实语素演变为一个词头的虚语素,是与实词虚化有关。从汉语语音发展序列看,包头方言的入声已完成了[-P—t—k...     

再谈李清照“词别一家”的理论与实践

李清照《词论》中＂词别一家＂的理念,讲究＂主情致＂的理论与实践巩固和发展了婉约词,同时要求＂协声律＂的理论和实践,明确了词这种文体发展中的独特性。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背景下我国“那”文化外宣翻译研究

“那”文化是壮侗语族形成的文化,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同时在东南亚一些民族和地区中也有分布。我国“那”文化的外宣翻译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黏合剂”,能促进中国与东盟民心相通,推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面向东盟塑造我国良好形象,推动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与振兴。但是,目前我国“那”文化外宣翻译工作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如翻译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翻译标准未得到规范、翻译人才匮乏、面向东盟国家的翻译与宣传尚有不足等。未来需要从文化学、翻译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与实践入手,系统整合“那”文化元素,科学运用翻译方法,细化优化译介传播,重视和支持人才培养,从而推进面向东盟的我国“那”文化外宣翻译研究工作。     

“两课”教师应在实践“三个代表”中大有作为

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两课”教师的历史作用,剖析了“两课教师”在社会转型时期所遇到的挑战,阐明了“两课教师”应在实践“三个代表”中大有作为。     

反驳克里普克的模态论证

对克里普克的模态论证及其相关环节做了详尽的批判性考察,得出如下结论:(1)关于严格性的直观测试行不通,其中存在一个不合法的跳跃:从"一个对象必定自我同一"这个形而上学论断跳到一个语言哲学命题"一个名称是一个对象的严格指示词";(2)关于严格性的精确定义与引出严格指示词的语言直观相冲突;(3)反驳描述论的模态论证不成立:所谓的"严格指示词"可以归结为在模态语境中取宽辖域的非严格的名称;假设真有所谓的"严格指示词"的话,限定摹状词也可以被严格化,我们仍没有理由否认名称是相应摹状词的缩写。(4)克里普克对关于他的模态论证的宽辖域批评所做的回应也是失败的。所有这些结论都依赖于一个隐含前提:名称和摹状词在模态语境中可以取宽辖域或窄辖域,而此前提在本文中得到了论证。     

卜辞里“雨”的功能指示分析及词性鉴定

殷墟卜辞中普遍存在兼类词现象,“雨”是典型的动名兼类词。本文在认知-心理和 殷代巫术占卜系统的基础上,分析“雨”的语义功能场景和语义结构,是如何通过功能指示 而逐级上升为句法结构单位的。由于“雨”的语义结构的运演导致了它所支持的“雨”的词 性的变动,从而形成动名兼类现象,这是现实的句法结构要求的结果,是汉语词类辩证地、 历史地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