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对勘: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之理路

牟宗三认为,在宋明理学中,朱熹一向被认为绍统之正宗,但究其实质,乃为程颐开其端绪、朱熹继承拓进而转向别起之"别子为宗".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之理路,是将朱熹与孟子、周敦颐、张载、程颢进行哲学对勘.     

试论牟宗三对“智的直觉”的证成

"智的直觉"在牟宗三哲学中是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也是他从康德哲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康德虽然提出了"智的直觉"概念,但却通过认识论批判否认了人可拥有"智的直觉",牟宗三则通过对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梳理和挖掘,证明人可拥有"智的直觉"。以儒家思想为例,牟宗三通过对儒家"天人合一"理论的阐发,证成了"智的直觉"的普遍性,又依据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确定了"智的直觉"具有现实性品格。牟宗三与康德关于"智的直觉"问题的不同观点,是中西间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借用,的确起到了更好地总结和阐发中国哲学特质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潮汕新儒家政治法律思想述评——兼论儒家思想向现代政治法律理论的转换

中国的现代化使人们进一步要求中国的思想现代化.作为中国长期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现代化自然而然就成为思想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大陆现代新儒家一支重要流派的潮汕新儒家在这场思想现代化运动中致力于将儒家思想向现代政治法律理论的转换,初步形成了以"良心"为突破口、以"仁"为核心的新仁学人权宪政理论体系.他们的努力值得我们大力的肯定,他们的勇气值得我们真诚的钦佩!     

论李栗谷的心性哲学

心性学说作为研究人的本质、本性和自我价值及其如何实现的哲学理论是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宋儒融儒、道、佛三家心性理论为一体,建立了以自我超越为特征的心性本体论,把儒家心性之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李栗谷作为１６世纪朝鲜性理学的主要代表,他的学说也是以心性学说为核心的。李栗谷名珥,字叔献,号栗谷。生于中宗三十年（明嘉靖１５年）即公元１５３６年,卒于公元１５８４年［１］。他与李退溪一起并称为朝鲜朱子学的双璧。他为学服膺朱子,毕生穷研性理,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方面多所创获,建构了较完备有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     

熊十力对船山乾坤并建说的异议——兼论“后新儒学”对现代新儒学的批评

乾坤并建说是船山易学的大宗。熊十力肯定船山的易学思想颇多精义,但对作为易学纲宗的乾坤并建说,却批评其有二元论之失,并且分析了造成此失误的原因,即船山未能体悟孔子体用不二之旨。熊十力误解船山乾坤并建说为二元论,源于他对"体"、"太极"、"并建"的理解都不同于船山,体现了他的心学立场。熊十力的这一看法在现代新儒家中很有代表性,其弟子牟宗三、唐君毅等都承继师说,基本立场未脱于此。直至曾昭旭、林安梧,始肯定船山乾坤并建说,并以为此说能为牟宗三之后的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能的发展路向。     

论毛泽东对儒家"仁"和"礼"的内化与批判

毛泽东对儒家思想既有继承,也有批判.他把儒家思想核心的"仁"内化为对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无尽的爱,即内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儒家"礼"的思想内化为对他人的尊重,真正履行了儒家的"礼",建立了新中国安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对人民的热爱,才对儒家的等级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实行了"官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平等.     

马克斯·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

M.韦伯自20世纪80年代被推介到中国以来，因其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同中国现代化需要的契合，一直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发生着强烈而持久的影响。但是，M.韦伯的思想对中国而言并非无可挑剔。本文选取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牟宗三关于中西文化的论述同M.韦伯的中西文化观念进行比较研究，明晰了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理论理性之间的互补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中西文化的内在特点以及中西交流的历史经验出发，批判了M.韦伯思想中的西方中心论内核，并以之为比照，昭示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论语》中"道"的语义内涵新探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儒家著作中"道"的阐释,对于深化孔子思想的研究以及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道学说极具重要价值.儒家经典文献<论语>是集中孔子思想主张的重要典籍,其中,孔子论及"道"的地方多达90次,且与"君子"、"天下邦国"、"德与仁"、"义"、"礼"等诸多概念相联系,也是指导和衡量这诸多后者的准则.结合<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淮南子>等史料中有关孔子"行道"的记载可见,前人"忠恕观"、"仁、义观"、"自然规律观"、"统治工具观"等对孔子"道"的解释偏于狭隘,不利于对孔子"道"之丰富内涵的体认和诠释.     

儒家思想和现代化——新儒家商兑

<正> 儒家思想和现代化的关系,这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讨论得很多,尤其是新儒家探索的中心问题。新儒家在海外是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思潮。他们坚信儒家思想在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中,仍然有它的价值生命;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与中国现代化不但没有冲突,甚而还是中国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历史动力。他们为此曾有许多论述。如果说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这些新儒家的“中坚人物”,主要抉发儒家传统文化的生命价值,肯定儒家伦理精神有着普遍的永存意义;那么年轻一代的新儒家学者则把儒家     

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总体规划,而究其实质,仍是儒学"内圣外王"的老话题。儒学第三期发展说所依据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大纲,是一种"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对于解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以及世界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都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牟先生只是开启了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端,并做了初步的疏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没有真正完成新儒家外王之学的重建。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仍旧未能彻底突破道器二分、中体西用论的传统格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复兴,必须正视牟先生的智慧,不能绕过,只能超越。     

牟宗三美学思想探论

当代学界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研究较多,但对其审美理论很少涉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特色在于:强调中国文化生命中有一种“综和的尽气精神”,即英雄的、艺术性精神。牟宗三用儒家的心性之学,改造了康德哲学美学,建立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美学,认为审美固然是一种判断,但它更具品鉴或赏鉴性质。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既有洞见,又存在着矛盾。从中国美学角度来看,真、善、美虽各有其独立性,但三者合而为一,“即真即善即美”。三者合一的关键在于善,在于道德之心,即实践理性之心。道德实践之心是主导,是人们建体立极的纲维。牟宗三“消化康德而归于儒圣”的美学运思,有助于国人确立中国美学的独特品质,实现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     

《大学》德育思想及其启示

《大学》乃中国古代典籍名篇之一,原《礼记》中的一篇,其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理学创始人二程称《大学》为＂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至近代,孙中山先生赞赏《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目标和修养方法,认为这些都是＂应该保存＂的中国的＂独有宝贝＂。可见,继承和创新《大学》之德育思想,对于今天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德育,提高德育效益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韩邦奇的学术历程及其关学归宿

韩邦奇一生勤于著述,学问淹博,尤精于《易》《书》音律。其早年大略以程朱理学为源,发明《尚书》《周易》之义;中年则以张载《正蒙》为依,穷极"天人""性道"之理;晚年则重学问之相互贯通,修身之平易切实。其思想学风远承张载,宗源关学,堪为明代关学干城。     

浅析美学思想对郭希仁思想主张与实践活动的影响

以郭希仁为代表的清末民初的陕西知识分子一直怀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时代使命感,其中,美学所提倡的“经世致用”精神是他们改良社会的思想源泉.本文通过梳理郭希仁辛亥革命前的求学背景、对革命和地方建设的贡献和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坚守三个方面,揭示其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背后的美学印记：他始终秉持美学“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具有强烈的改造社会的使命感.实践证明,包括美学在内的儒学传统在今天仍然是可供开发的文化资源.     

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的儒商之道及其启示

涩泽荣一在实业思想上,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融为一体,奠定了日本企业经营思想的基础.他的<论语与算盘>,系统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被称为"商业圣经":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经营理念和儒商的处世之道,包括:"士魂商才"的经营原则,"义利合一"的求财之道,"信为根干"的企业精神,"其争也君子"的善意竞争意识,"回馈社会"的道德义务.     

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及其社会影响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 ,受幕府支持而繁荣发展 ,并形成了儒学各派。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有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特点 ,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载在宋代理学的地位重探

如所周知,宋代理学的道统是由朱熹所建构。从此以后,濂、洛、关、闽之说深入人心。其实周濂溪本无籍籍名,只因为朱子欣赏他的《太极图说》,又因为他在二程年轻时做过他们的家庭教师,于是被尊为宋代理学的开祖,此后并无异议。然而程伊川作《明道行状》,却说他泛滥于诸家,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道也说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可见洛学才是真正的正统。张横渠的情况最为令人困扰,在行辈上是二程的表叔,但门人作行状谓横渠学于二程。虽为伊川所弹正,却已形成先入之见,不易改正。当代又因横渠喜言气,而比附于唯物论,徒增缭绕。一直到牟宗三先生著《心体与性体》,阐明横渠的思想“天道性命相贯通”,有超越层面。又指出明道一本之论与伊川理气二元说有重大差别,朱子继承的是伊川的形上学,这才得以正本清源。然还不免重点过分放在心性论而旁置宇宙论,对横渠思想的诠释尚有一间之隔．有待澄清,故有本文之作。     

浅析何心隐的"寡欲"说

何心隐在伦理领域提出寡欲说。何心隐的寡欲说提倡节制欲望,提倡个人欲望的满足要受社会规范的制约,表现出与传统儒学思想的相通之处,但更多地体现出与传统寡欲说的区别。何心隐的寡欲说,其理论主旨在于坚决反对无欲,通过对欲的内涵的新解,何心隐明确了欲的正当性和天然合理性,提倡育欲即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各种欲求,反对统治者对社会财富的垄断,表达出新兴市民阶层对物质利益和平等地位的渴求,反映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旧的社会秩序和传统道德的反思。     

李郢籍贯、生年再论

李郢籍贯之说,有两种观点：一为长安,二为江南苏州,这两种说法都有缺陷之处。从其诗作及与友人赠答送别之诗中考察可知,李郢原籍长安,后移居苏州、越州等地。至于李郢生年,以其与杜牧、李商隐两大晚唐诗人的往还诗作来看,他应当年长于李商隐而年幼于杜牧,由此可断定其生年在公元803至812年之间。     

“修辞立其诚”新辨--兼论周策纵持议之失

“修辞立其诚”历来被解释为修辞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对此,周策纵提出了颇有影响的反对意见,即“修辞”与“立其诚”为平行之二事,意为修饰语言文辞和建立诚实,与修辞并无关系。然而,周文的三个主要论据均存在关键的纰漏,并不能充分证成其论断。从文本语境的角度考察,“修辞立其诚”原是政治语境下的言说,关涉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它与作为内圣工夫的“忠信”并列,表外王工夫,意即为政者修缮教辞以显立其已有之诚。当然,修缮教辞以显为政者之诚也是一种修辞,只是它特指行政事务,不应被泛化为一般的修辞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