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 ,深刻地影响着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 2 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诸派文化哲学的影响以及“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撒播带来的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 ,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 2 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马克思主义·新儒家·现代化——试论科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对新儒家的批判

发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实证主义和新儒家三方有关“中国向何处去?” 的一次思想会战.所以,它的意义远非哲学思想能涵盖,这也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它的原因之一.这场论战,名义上是主张西化的“科学派”与主张东方化的“玄学派” 之争,实际上远不限于此.尽管双方在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的因果律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其真正的核心     

从“科玄论战”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科玄论战”的客观结果：科学与哲学的互融

在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的论战双方＂科学派＂和＂玄学派＂的往复辩论中,科学成就了一种玄学的态度,获得了普遍的价值认同,哲学也使用了科学方法、贯彻了科学精神。结果不仅没有导致科学与哲学的对立,而是必然地实现了科学哲学化和哲学科学化的双向互动。科学与哲学的渗透和融合存在现实的基础,有其必然的合法性。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苏联哲学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近代中国接受的是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哲学。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哲学经毛泽东等人的阐释逐渐“中国化”并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它是一种实践性与通俗化更为显明,既有教条与政治化倾向,也有实事求是之精神,并注入了民粹主义(或民本主义)、儒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带有苏式与中式双重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新论

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积极参与“科玄论战”,不仅有其特定历史机缘,更是他们自觉贯彻党的政策主张的组织行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主张“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确立“科学的奋斗的人生观”。不仅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科玄论战”,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思想宣传工作、党员个人言行的组织纪律要求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当以“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参与“科玄论战”。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出版物”等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对于党员个人言行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要求,强调“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组织纪律等方面看,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绝不是他们各行其是的个人行为,而是有领导、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组织行为,具有集体行动性质,其参与“科玄论战”的配合情况和基本格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确立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科、玄、马”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既积极宣传了马克思...     

科学玄学论战中的研究方法问题——兼论科学玄学论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的地位

科学玄学论战中出现了三种风格各异的人生观 ,其原因在于各派所持思想方法的差异。思想方法是科学玄学论战的实质性焦点。置身于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的科玄论战 ,则在哲学思想的承启、现代哲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和现代哲学话题的播种三个维度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学、人文的紧张与冲突——20世纪20年代初"科玄论战"的文化与教育省察

"科玄论战"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科玄论战"的背后隐藏着科、玄两派对现代化过程中理性与价值效用认识的分歧.在论战中,科学派高扬科学的大旗,促进了科学意识的普及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但科学派将科学奉若神明.显现出"科学万能"的意愿.玄学派对于科学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但他们对全盘西化的警醒、对科学、理性、知识应用于人生之域有限性的强调以及对人文价值的重视对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教育发展无疑同样具有启蒙意义.     

无:现代设计流程中的道义

中西哲学文化的科玄论战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东西方高度发展的理性技术文明。将东方哲学中的“道学”观点的价值原则引至现代设计思维的深层空间，就会超越固有的框围限界，繁衍出新奇的创造机律和创意要素，使其更富有深维度的思辨和超常规的系统理论     

马克思“两条道路”视野下的科学哲学

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认识过程的“两条道路”,关键是把握作为两条道路转折点的“最贴近的规定”.由分形理论可知,认识过程的两条道路具有普遍性.近代以降,科学的发展在整体上经历了两条道路.“两条道路”本身具有反身性.科学哲学及其与科学关系,目前所呈现出的纷争的缘由之一,在于没有区分行进于两条道路上的科学,没有觉察到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也经历两条道路.在第二条道路的科学和科学哲学发散的基础上,“新科学”——新的收敛正在酝酿、萌芽.中国科技哲学界在厘清自身定位的基础上面临两大挑战和机遇：其一,发展中国的“地方性”科学哲学;其二,关注并参与“新科学”.     

拼容·接触·剥离

爱因斯坦代表的现代多维空间的科学观念与康德代表的古典牛顿物理学空间观念,是在科学与哲学问题上古典与现代的分水岭。自19世纪末以来,以物理学革命为先锋的自然科学—哲学—艺术的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非欧几何的诞生,它同时也影响了以毕加索的立体派现代绘画为代表的现代艺术。现代艺术对古典艺术的颠覆,有着深刻的自然科学与哲学根源,即四维和多维空间的发现。这样的发现不仅改变着自然科学的面貌,也改变着哲学与艺术的面貌。在这样的意义上,现代艺术是一种具有强烈哲学内涵的观念艺术。这些现象启示我们,自然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研究之间有着本质上的相通关系,只有打破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才能更好地促进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特质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文化之争的实质问题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笔者认为 ,严格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剪裁古代科学文化是违背科学的。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西方古代科学文化既有共性 (混合性或自然性 ) ,又具有其特殊性 (不同其他民族的独特传统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具有重要现代意义     

创新发展走向世界--关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走向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五大成就,已经进入了大创新、大发展的前沿.21世纪,必将是理论创新的轴心时代将从个别观点、个别结论的创新转换到整体理论、方法论创新和基础理论的创新;从单一学科、单一视野的创新转换到综合创新、交叉创新和新学科群的崛起;从无序竞争转换到规范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应当强化"国家意识"、建立"国家目标"、设立"国家工程".创新发展,走向世界这就是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走向.     

中国古代有机论的西传及现代科学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论思想是现代科学有机论思想的重要来源。包括有机论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和科学的发展曾经起过推动作用。它经过马可波罗和莱布尼茨的努力 ,白晋的发现 ,对 19世纪辩证唯物自然观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世纪的有机论哲学家怀特海和李约瑟发现了中国古代有机论思想的现代科学价值。当代科学家之所以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的有机论思想 ,是因为它对现代科学的研究具有巨大的启发作用     

二十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划界的思想及其演变

科学划界是 2 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一个首要而基本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 ,2 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各流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其思想演变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 :一是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批判理性主义 ;二是从奎因、库恩经费耶阿本德到后现代主义 ;三是从拉卡托斯到科学实在论者邦格等。 2 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并未结束对科学划界问题的探讨 ,但却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这种认识必将影响到 2 1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     

现代性视野下的"科玄论战"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从现代性的视野下去考察,可以得出如下认识:论战上是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现代化运动发生以来所经历的种种“事变”的一种反思,是就现代化这一世界性进程所引发的“中国问题”而展开的一次哲理对话,同时它也以其对中国哲学发展诸路向的揭示和基本框架的奠定,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认知科学对现代哲学的挑战

传统西方哲学是以纯粹理性为基石的主体哲学 ,被当作人的本质特性的理性是脱离身体的或与身体无关的。 2 0世纪后期的科学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 ,特别是它的译不准论题和观察依赖理论的论题 ,与普遍理性和方法的观念是尖锐对立的 ,并导致了知识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1 970年代以来认知科学的发现表明 ,理性和心灵是涉身的 ,取决于身体的结构和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人体的神经结构和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决定了人必须以指称个体的方式来认识世界 ,因此与译不准论题相反对 ;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主要是由人的神经决定的 ,而不是由理论概念决定的 ,因此与观察依赖理论的论题相反对。因此 ,现代认知科学既是对传统的理性哲学的挑战 ,也是对当代相对主义哲学的挑战。     

近代中国的科学与哲学之辨

近代中国的科学与哲学之辨,是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化选择过程中的必然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此问题的认知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初期科学与哲学的划界;20年代科学与哲学的对立;三四十年代科学与哲学的分界与会通等文化现象。     

论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进步——兼论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

近现代文明的发展,是以科学技术的参与程度作为重要的标志。科学技术作为理性的主要载体,逐渐地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现代文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文化。科学技术对文化的作用,依次是首先对文化的物质层次发生作用,然后对文化的制度层次发生作用,最后对文化结构的观念层次发生作用,从而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注入中国文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使之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宣传科学精神,树立科学发展观是21世纪的中国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