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民事诉讼立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事纠纷与诉讼案件的增多,传统民间“厌讼”和“贱讼”的诉讼观念发生了变化。为此,明清统治者从民事诉讼立法的角度,对有关民事纠纷与诉讼处理程序进行了调整,确立了里老人理讼和民间调解为主、官府判决为辅的立法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日益变化的农村社会的稳定。     

民讼官--宋代民众对官员的诉讼抗争论略

宋代社会民风好讼并非只体现于民众之间,也体现于民众对官吏的诉讼活动中。官员被民所讼与行政能力有关,但更大诱因在于其对民众权益的不法侵害。民讼官的频繁,不仅因为民众维护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使然。豪强与胥吏在官民诉讼斗争中角色复杂,胥吏讼官更多体现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豪民对官员的讼争客观上与一般民众的利益有一致性。     

无讼:专制王权的另一种表达与折射

无讼是传统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和统治者的治理目标。中国传统社会的厌讼、贱讼心理是长期教化的产物,盲目追求无讼的结果是重狱轻讼的专制主义司法的盛行。"无讼"是王权与专制的另一种折射与表达。在新形势下,不能单纯地将无讼当作和谐社会的目标而累积矛盾,重视通过公正的程序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清代民众诉讼思想探析——以《冕宁县清代档案》为例

对于清人的诉讼思想,学界素有＂畏讼、忌讼＂之说,而清代的官方话语却不乏＂健讼、好讼＂之指责。对此,我们不应一概而论,无论是＂畏讼＂还是＂健讼＂都不足以准确地概括出清代民众的诉讼思想,都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事实是：在社会诉讼环境相对恒定的情况下,清代民众的诉讼思想与个人因素有很大关系;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诉讼意识也在日益提高。或许,这是我们对清代民众诉讼思想最好的概括与评价。     

本土禅宗流变与国民无讼心理

禅宗的形成过程也是佛教本身在本土文化的熏陶下向中国的形而上学范式回归的过程,从而就造成了佛理重心由传统佛教的“禅定”、“心识”向“般若”的自然“性空”转移。佛教在世俗意识形态语境中的本质就是自力救济,并由此而带来了世俗社会中的法律虚无主义。于是,禅宗也就是士大夫阶层的内在人格境界和广大民众的外在追诉对象,从根本上放弃了公民权利计较和法律公共调整,从而完成了传统厌讼心理的宗教培养过程。     

论儒家“仁爱”思想对宋代司法的影响

中国儒家传统仁爱思想对宋代司法审判实践有很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尽力减少官府对民众的压迫;二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审判机制保障民众权益;三是尽量减少民众的讼累;四是限制刑讯并减少限制民众人身自由的措施。儒家仁爱思想是中国宋代司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于宋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清诉讼:官方的态度与民间的策略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认为,传统中国乃是一个"厌讼"社会而非"好讼"社会.因为它的流行,似乎成了一种真理.然而这种真理的背后,却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依据.这一论断的根本问题,乃是抹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论传统无讼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无讼,无讼就是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和争端,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法律上的反映。传统法律的无讼思想具有注重人际和谐、轻视法律诉讼、重视道德教化、注重犯罪预防、重视贤人政治、轻视个体权利的特点。传统无讼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和民众的法律意识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无讼法律文化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的影响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无讼所包含的和谐思想是中国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在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如何消除无讼成为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应挖掘无讼观念的合理性,寻找传统观念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影响.     

东方人"厌讼"吗?--对当代中国、日本低诉讼率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法律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东方人具有"厌讼"的传统心理,并以为现今东方国家(中国、日本等)表现出的低诉讼率应主要归结于此.本文指出,对诉讼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研究应兼顾文化和制度结构两个方面,造成东方国家低诉讼率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东方人的"厌讼",而在于制度、社会机制的障碍,如诉讼在整个社会解决纠纷的机制中所处的地位不高,法官、律师人数不足造成的诉讼迟延、公众难以形成诉讼动机等;诉论率是一个中立的指标,不应作为公众法意识、权利意识现代化的标尺;等等.     

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的运行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必须树立合作协商的美德、保持相对的社会均衡性、发挥教育的先导性;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在于深化法治实践、增强法治主体的高参与度、实现法治根基的本土化。     

试论经济诉讼法的独立构建

由于经济公益诉讼案件不能通过传统诉讼方式很好的加以解决,这在客观上产生了对经济诉讼法的需要,经济诉讼法的实质是经济公益诉讼法,经济公益诉讼不同于经济法上的诉讼。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生活的复杂化．我国应构建经济公益诉讼法。经济公益诉讼只是各类公益诉讼中的一种,经济公益诉讼法也只是公益诉讼法中的一种。因此。我国应构建一个涵盖各类不同公益诉讼,跨越部门法的新型综合性的诉讼法——公益诉讼法,公益诉讼法作为一个整体应成为第四种诉讼程序法。     

构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路径探析——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为背景

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由于受传统文化、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的法治文化仍不尽人意。必须加强法治文化的研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建构法治文化的社会基础,营造法治文化发展的环境,促进法治文化建设。     

论经济法理念对行政诉讼体制的冲击和渗透——以反垄断行政诉讼为视角

“反垄断行政诉讼”在我国表现为两种形式：反垄断执法行政诉讼和反行政垄断诉讼。两者共同追求经济法所代表的实质理性观、实质平等观和社会利益观,却与我国当前行政诉讼体制的形式理性观、狭隘身份观和个体利益观形成了强烈冲突。后者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涉经济法案件的有效展开,只能通过相应的制度改造和观念变革,在行政诉讼中逐步引入经济法理念,才能有效地应对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的新需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实践:四直辖市例证

法治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地方政府的法治实践既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治理的地方实践形式。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对党的十八大后四大直辖市的法治实践进行比较,探寻共同经验和各自的亮点,可为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提供启示: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应实现法治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发挥智库功能,创新国家治理需要及时将地方经验法制化,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同治理制度化,发挥媒体优势营造依法治国的良好氛围。     

我国程序法运行现状与程序优位理念重构

程序是现代法治的醒目标志和保障。没有完善的程序法及其良好运行 ,就没有法治。我国的程序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 ,因此 ,重构程序优位理念对依法治国 ,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与现实因应

社会因法治而文明,时代因法治而进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道路选择至关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核心要义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从历史经验、现实需要、未来要求、国际进程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国家赔偿法》违宪条款质疑

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工具的法治,必须是善法之治。《国家赔偿法》作为我国现代社会法治进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制度,必须符合法治原则、宪法精神及国际法准则。然而,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的有关条款之规定却不乏违宪之处。为了保障宪法效力的至高性和权威性,维护我国法制建设的统一和尊严,实现宪政宗旨,充分而全面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动廉政建设,促进依法治国,《国家赔偿法》的违宪条款应予以修订。     

德治是基础 法治是目标

通过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内涵的分析可知,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是当下我们要追求的首要目标.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两者的关系,使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同时,要准确地理解德治与法治的含义,避免片面强调法治或德治.     

大学的法治与大学生权利保护

大学法治要求大学的管理者在处理大学各项事务中必须体现法治精神,依法决策、依法办事,把学校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由于观念因素和制度因素的缺陷,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名誉权、隐私权、财产权、申诉权等方面还不同程度的受到一定侵犯.因此,作为管理者的大学还需要更新管理理念,强化法治意识,健全程序法治,推进民主建设,完善申诉机制,落实权利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