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历来被论定为“守旧派”、“顽固派”和“天命论者”。这一定论是不客观、不科学的。具体分析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就不难看出,司马光既不是政治上的守旧派,更不是思想上的顽固派。一司马光与王安石生年相近,经历相仿。司马光二十岁中进士,历任地方及中央官职。王安石二十一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及知州等地方官。1068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     

司马光反对青苗法的主张有积极意义

过去,一般都把司马光对青苗法全盘否定、全部废罢的态度和作法,作为司马光是守旧势力代表的重要论据。不容否认,这确是带有政治偏见的行为,但从青苗法的实施和效果来看,司马光的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而并非因循守旧。对此,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王安石倡行青苗法,侧重点是解决宋王朝财力匮乏的问题,而并不考虑人民的实际     

司马光对时局的认识

司马光与王安石处于同一时代。然而,两人却由相知挚友,发展到不相住来。其原因,是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史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对当时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要分清王安石与司马光在熙宁、元丰年间关于变法问题的是非争执,必须首先探究他俩对时局的估量。因为,对当时形势的不同看法,会导致不同的政治设想和措施。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在北宋神家时期以理财为中、主持变法。他在“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思想指导下，颁布了诸如免役法、青苗法等等‘’富国理财”之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此，王安石的反对派首领司马光曾与王安石有过一段争论：司马光以为，‘’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算放，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王安石则说：’‘此非善理购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①又说：“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O王安石声然给人们一种激进的生产发股论者形象，与司马光的保守言论形成鲜…     

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异同——兼论当前评价苏轼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苏轼的政治思想作了深入分析,认为他有进步的一面,同王安石一样有改革的要求,与顽固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有所不同。     

评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顽固派”

王安石变法期间,一大批著名人物如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苏轼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如何评价这些反对派,历来存在争议,本文现拟就此问题试作评价。一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日益因循守旧弊病百端的历史条件下,由宋神宗支持与领导,王     

论王安石变法中的几个问题

终宋神宗之世,北宋王朝所推行的新法,其主持者果真是王安石吗?王安石是否执行了一条发展生产的理财方针?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否真的仅出于以司马光首的大官僚集团的反对?本文不揣浅陋,提出质疑,略述管见,以期指教。     

从《疑孟》看司马光的学术思想

对司马光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多被斥为“守旧派”、“顽固派”。对于司马光的思想,则既少有评述,又几乎是被全盘否定的。这不符合司马光的历史面貌和思想实际,是很不公允的。撇开政治见解不说,从学术思想方面来看,司马光议经驳传,独立思考,自成一家之言,非但不“保守”,且是学术上的改革派。司马光所撰《疑孟》等论著就     

重评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但后人对他俩的评价,却几经反复。宋徽宗和蔡京等曾将司马光等上百人打入“奸党”。十年动乱期间,司马光再次受到打击。“四人帮”以所谓评法批儒为名,给司马光戴上顽固派、复辟派等帽子。其矛头所向,早已路人皆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批判了“四人帮”的阴谋史学、影射史学,对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与评价,渐趋活跃。这与批判“四人帮”的阴谋史学,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因而在研究中出现意见分歧,只能通过学术讨论,逐步解决。本文力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对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讨论中的主要问题,提出看法。     

司马光的务实精神

司马光是务实型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所谓务实,就是不图虚名,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从司马光的务实精神中,不但可以看到他的政治思想与治世态度,而且能够从一个侧面,了解他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近年来司马光研究简述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的一代名臣。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建国以来被说成是“守旧派”、“顽固派”。“四人帮”统治时期,司马光更被诬之为“复辟派”、“复辟狂”。近年来,史学界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现将1980年以来司马光研究中提出的新观点,简述如下。关于《资治通鉴》以前,史学界一致肯定《资治通鉴》是历史巨著,但对司马光的政治及史学思想,大多持否定甚或冠之以“反动”的态度。在1982年10月郑州举行的宋史讨论年会上,许多史学家仍然认为,《资治通鉴》是一部内容丰富、有很大价值的历史巨著。书中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是,《资治通鉴》这部书有强烈     

司马光、王安石德才异同论

王安石、司马光均为北宋一代名臣,但从宋代一直到晚清,八百年间褒贬毁誉却大相径庭。究竟应当对司马光、王安石如何评价,笔者从一些同志的论著中深受启发,但亦有不尽相同之处。本文拟就王安石、司马光的“德行”和政治才能,进行一些比较分析。     

评司马光的哲学思想

司马光因反对过王安石变法,而被扣上诸如“政治上反动保守”、“思想上顽固倒退”、“哲学上唯心主义”、“反对辩证法”种种帽子。颇少刊出有见地、有分析的探讨司马光哲学思想之研究论文,致使其历史学巨大成就,得不到科学的哲学解释。笔者拟就司马光哲学思想中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重新进行评议分析,拋砖引玉,就教于同仁。司马光对于哲学是熟悉而又有兴趣的。他不仅博览经、史、子、集,而且对颇多哲学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他系统地研究过周易哲学,并撰成《易说》六卷,系统地研究过道家哲学,并     

治法与治人:论王安石与司马光法度思想之异同

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处北宋中期政治变革与儒学复兴的时代,他们对法度的不同认识,反映了他们对时代课题的不同思考。王安石的法度思想主要包括法先王之道、众建贤才和礼乐刑政三个基本方面,而司马光的法度思想则主要包括先王之法皆合于道、有治人无治法等方面。他们的法度思想中都体现了对孟荀思想的融合,不过是在不同层面的融合。王安石一方面继承孟子"法先王"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赋予"先王之道"以荀子式的"礼乐刑政"之内涵,并且认为"法先王之道"之所以可能乃在于"法其意",这又与荀子"法后王"的思想逻辑相一致。司马光则一方面继承孟子"率由旧章"的思想逻辑,而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接受孟子的仁政思想,而是主张荀子之礼制。在治法与治人的关系问题上,王安石主张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司马光则强调治人的首要性,治法不具有独立价值。从现代的角度看,王安石的思想更符合现实政治的运行规律。     

一桩历史公案的思考——从《祭欧阳文忠公文》看王安石与欧阳修的关系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翌年又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时期,王安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以整理财政为中心的全面改革,相继推行青苗、免役等新法,围绕着变法同反对派进行了尖锐斗争。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马光、韩琦等元老重臣。欧阳修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青苗法是在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由制置三司条例司奏明并发布的。其目的在于便民利国。“今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因为     

赵抃与熙宁政局

赵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先后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右司谏、知御史杂事、三司度支副使、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要职,是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间有着重要影响的官员。在熙宁政局中,赵抃作为旧党的一员,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在御史选任制度、青苗法和治理成都府等方面发生全面冲突。反复抗争无效后,他辞去参知政事一职,离开中枢。他的命运,是旧党士大夫在熙宁政局中命运的缩影。他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冲突,也反映了专制社会政治的致命缺陷:缺乏协调机制的党争,起不到相互制衡,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王安石戳穿司马光冒充公论的假面具

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时期政治改革的高潮,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也特别激烈.当时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司马光疯狂地阻挠王安石的变法,指斥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四大罪状:新法名目繁多是为“生事”;不把财政工作交给三司,而另立三司条例司理财,是为“侵官”;广置使者,行新法于四方,是为“征利”;拒绝接受保守派意见,是为“拒谏”.王安石严正地给予回击:“议法度而修之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兴利除弊,不     

论“元祐党人案”

元祜党人案是北宋末年的重大案件,历经神、哲、徽、钦、高宗五朝。持续时间之长,卷入人数之多,在历史上实不多见。激烈的党争加剧了政局的动荡,导致了北宋的覆亡。 一、哲宗朝的党争 元祜党人之名虽出现于哲宗期,但党争却始于神宗之时。神宗为革除弊政而起用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受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和抵制。由于变法未能尽善尽美,王安石依靠的某些人品行不端,加上吕惠卿的中途倒戈,遂给反对派以口实,纷纷抨击王安石,安石退居金陵,变法宣告失败。元祜元年(1086年)     

论变法中的司马光

司马光"一生无不可对人言者",从不做口是心非之事。司马光不是"保守派"、"守旧派"。他的改革主张曾开北宋中期变法之先河,他强烈要求变革赵宋立朝以来的"三冗"、"两积"、"滥赏奢用"积弊。在变法的切入点与如何改的问题上与王安石政见有异。对新法颁行后出现的弊害,力行罢废,操之过急,犯了与王安石同样的毛病,有得有失,应具体分析。不应以王安石划线,对其妄加诬罪。     

王安石与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比较研究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民族关系思想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兼制夷狄”与“华夷两安”、“先治其内后立功于外”与“欲胜夷狄,先强中国”以及德力观与礼信论三个方面。其思想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和他们的政治理念、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