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产品责任中对生产者的归责原则——对《侵权责任法》第41条的思考

2010年正式施行的《侵权责任法》沿袭了2000年修改的《产品质量法》中对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严格责任原则。然而,将产品的缺陷责任笼统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不太合理,只有将其缺陷类型进行分类对应归责原则,才能更好的保持市场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在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不打击生产者的积极性。     

论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经历了一个由合同责任向侵权责任、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的演进。我国对产品责任归责原则观点不一,现行产品质量法确立的产品质量归责原则是一种以严格责任为主、过错责任与担保责任为辅的综合归责结构。     

试论产品责任法律问题

缺陷产品对消费者造成损害 ,生产者和销售者必须承担严格的民事责任。新修订的《产品质量法》充分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扩大了产品责任义务主体范围 ,但是 ,在产品责任归责原则仍存在不足 ,特别是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 ,与发达国家产品责任立法仍存在差距 ,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亦不利于有效地遏制生产者、销售者的恶意和不负责任行为 ,最终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严格产品责任原则传统定义之内在瑕疵 ———以美国产品责任法为视角

传统的严格产品责任原则并未对产品缺陷的类型进行区分,而是一概地适用于产品责任纠纷领域,无论生产者有无过错或能否预见风险的发生,都会导致产品责任的承担,严格责任呈现绝对化的倾向。随着产品责任诉讼的发展以及开发风险抗辩的确立,生产者的严格责任在美国产品责任法中的适用范围渐趋缩小,由最初的产品责任领域的一概适用调整为仅仅在制造缺陷案件中发挥效用,而在设计缺陷和警示缺陷案件中,生产者承担过失责任。中国的产品责任法由于法律移植的偏差与滞后,并未适当地确定严格责任原则在产品责任法中的地位,亦未能妥善解决严格责任原则与开发风险抗辩的关系。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认定

各国法律在认定人工智能侵权主体方面缺乏适当的请求权基础,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对物之客体局限性的表达也使得人工智能处于法律主体认定的模糊地带。为了厘清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各主体之间关系以及确认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主体资格,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例,从生理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论证人工智能产品的物权属性,得出无人驾驶汽车的产品属性,进而确定责任主体:生产者、销售者、设计者以及操作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为规范依据,对比生产者、销售者、设计者、操作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设定3个侵权场景即无人驾驶汽车和行人、无人驾驶汽车和普通汽车以及无人驾驶汽车与无人驾驶汽车来确定四者在人工智能产品侵权时的法律地位。在人工智能侵权场合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侵权者,由其来证明自己无过错,一方面减轻了被侵权人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也能够在侵权行为和结果之间成功搭建因果关系。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本身不能作为责任主体承担侵权责任,而是作为客体并适用规范客体的法律来分担侵权主体之间的责任,在侵权事实出现时,针对不同的主体运用不同的归责原则,使责任得以合理分配。     

论中国产品质量法中的严格责任原则

严格责任原则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本依据,其从产生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产品责任法领域内举足轻重。中国<产品产质量法》是一部重要法律规范,其采用了严格责任原则,但针对不同责任主体,其并未把严格责任原则作为统一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因此在中国产品责任法中,正确理解中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正确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直接关系到生产者、销售者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及社会正义的实现。     

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对严格责任的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澄清了我国一些学者对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制度的误解,提出严格责任制度符合现代社会有效预防和遏制危害公共福利犯罪的要求,并从我国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犯罪构成理论、举证责任制度等方面,对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于我国的观点作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     

产品责任原则的经济分析

作者认为，产品责任立法的基本宗旨是促使生产者和销售者将其强加于用户和消费者的外部成本内在化。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产品质量责任法同时规定了对生产者的严格责任原则和对销售者的契约原则及过失原则，从而为用户和消费者的选择适用提供了交易便利和自由。     

《侵权责任法》第41—43条的立法问题——立法错误导致“过错责任说”

1993年《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立法错误,2000年没有改正;2009年制定《侵权责任法》时几乎是复制了《产品质量法》的相关条文,对其中的立法错误失察未见。《侵权责任法》第41—43条规定了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产品责任以及二者对被侵权人的产品责任,分别称为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由于存在立法错误导致这两个方面的规定都有问题。对第42条所规定的销售者的侵权责任（产品责任）存在争议,究其原因主要也是立法错误所致。     

试析我国产品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关于我国产品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学界存有多种争议。我国现阶段所采用的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过错责任与担保责任相结合的综合责任体系 ,短期内我国实行单一的产品致害责任的严格责任原则条件尚不成熟     

美国产品责任法中的设计缺陷归责原则探析

在美国产品责任法中,产品缺陷是产生产品责任的关键和依据.在产品缺陷三个类型(制造缺陷、设计缺陷及警示缺陷)中,产品设计缺陷影响、争议最大,尤其是它的归责原则方面.它归责原则的争议主要涉及对过失责任和严格责任的选择.《侵权法重述》①(第二版)规定了严格责任并使之在产品责任领域统治了较长时间.后来的《侵权法重述》(第三版),推翻了《侵权法重述》(第二版)中很多激进的思想,规定将过失责任适用于产品设计缺陷.但这一做法是武断的,在司法领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原则,依然是严格责任和过失责任两种原则并存.     

论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现法律的价值取向 ,适当的归责原则既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促进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 ,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文章对世界各国的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历史和现实的介绍 ,以期对我国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有所启示     

中美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比较研究

本文在对中美两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体系进行横向比较的基础上，对我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完善提出了若干建议与设想。本文认为，我国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体系是一个以严格产品责任为主体、兼有过错责任和担保责任的多元化的体系。严格责任在我国的确立，犹如“宁馨儿”诞生，需经历短暂的“阵疼”。     

论生产者责任的延伸与循环经济理论的诠释

摘要：针对日渐突出的废弃产品问题,瑞典隆德大学环境经济学家托马斯·林赫斯特于1988年首次提出了“ExtendedProducerResponsibiIity”概念,他指出生产者应对其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承担延伸责任。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以要求生产者承担延伸责任为核心内容,生产者责任延伸对生态规律的遵循充分体现了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原则;生产者责任延伸对“3R”原则的贯彻充分体现了循环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生产者责任延伸对闭环反馈式循环目标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循环经济理论的直接目标。因此,循环经济理论表明了生产者为应对废弃产品问题承担延伸责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当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理论基础。     

中美产品责任立法比较研究

2 1世纪是消费者的世纪 ,而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产品责任立法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本文主要通过对我国《产品质量法》和美产品责任法立法背景、产品的定义和范围、归责原则、产品缺陷、产品责任赔偿等问题的比较研究 ,借鉴美国产品责任立法的先进经验 ,提出了对完善我国产品责任立法的几点立法建议。     

论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现法律的价值取向，适当的归责原则既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促进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文章对世界各国的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历史和现实的介绍，以期对我国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有所启示。     

关于产品责任归责原则问题之我见

本文通过比较国内外的产品责任规则原则,分析了我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存在的不足,并从立法角度论述了严格责任制原则在产品追责中的作用。     

论我国产品质量法的严格责任原则

产品质量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质量法律制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应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 ,对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作出进一步的统一和完善 ,避免立法上的矛盾。同时 ,对产品责任的性质、范围、额度的规定应和国际接轨 ,以确保产品责任受害方的合法权利。     

英美刊法中的严格责任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对严格责任的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澄清了我国一些学者对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制度的误解,提出了严格责任制度符合现代社会有效预防和遏制危害公共福利犯罪的要求,并从我国罪刑法定义原则、犯罪构成理论、举证责任制度等方面,对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于我国的观点作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     

产品责任立法中的产品范畴比较研究

在剖析我国产品质量法中对产品范畴界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英国、德国、挪威、日本、法国、欧盟组织以及海牙公约的产品责任立法中的产品范畴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范畴界定过窄,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生产品责任纠纷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建议我国产品质量法应修改产品的定义,将无形物品、智力产品、农产品、电力产品和赠品列为产品范畴,以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