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分离主义的解读与治理——多民族国家化解民族矛盾、解决分离困窘的一个思路

民族分离主义是发生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种政治诉求,是要求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完全一致的民族主义理念的特殊表现。在多民族国家成为现代世界普遍现象的历史局势下,强调族性与国家绝对一致,并因此要求与现有国家分离的民族分离主义,对既有的国家格局和国际秩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并且对地区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本文借鉴和吸收了晚近国外学术界对族性起因、功能以及与民族分离主义关系研究上的一些新成果,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民族分离主义与族性的关系,民族分离主义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关系,民族分离主义诉求的真正旨意,以及民族分离主义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肯定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加强族际关系上的民主建构,增强多民族国家制度包容力,化解矛盾,治理民族分离主义的思路。     

居安思危 稳定发展

当前,我国的民族关系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形势如何?这是许多人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国的民族关系是好的,民族地区是稳定的,但也存在着若干不稳定的因素。我国各族人民经受了国内外政治风云的考验,他们从世界上一些地区政局动荡、民族冲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从去年我国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中,从分裂主义集团在个别民族地区制造骚乱给国家和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所带来的巨大损害中,深深认识到,动乱不息,国无宁日,民族罹难,人民遭殃。因此,更加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人心思定,稳定是大势所趋。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五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从实质上讲是政治斗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在反对分裂的斗争中,必须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平等团结的旗帜,必须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主义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各民族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等等.     

晚清甘青民族走廊的族群互动与社会治理——基于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的考察

民族走廊地带若干民族多元共生、彼此交融的局面由冲突与沟通共同促成,尤其是地域相连带来的冲突,往往转化为一种更为深刻的“糅合力”。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是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因争夺公共资源、生存资源而产生的群体性社会纠纷的一个典型缩影。其产生与解决暴露了人口增长、环境压力、族群互动等社会变迁带给国家治理的诸多考验,亦展示了地方政府与民间权威如何同时引导和塑造地方层面的变化。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界限、范围得以不断调整和重申,二者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该区域的社会治理体系。由此,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的互动互容性不断增强,国家权力日益绵密,逐渐形成稳定的地域文化共同体,为后续政权的边疆统合、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地理—文化基础。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探析

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诞生至今两大发展时期,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党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制定出了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政策并开展实践,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当前,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面临着国内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以及国际不法分子的威胁和破坏,应当从强化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意识、提高民族地区治理和发展政策的灵活性和可调适性等方面继续探索创新社会治理的对策和途径。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探析:基于社会风险的测度

在经济社会大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亟需创新。社会管理逐步转变为社会治理,而这种转变过程也存在着诸多的社会风险,民族地区更是如此。本文在分析未来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以民众敏感度、经济发展和转变成本为维度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创新风险测量模型,以便对其社会治理体系创新选择进行甄别选择。以甘肃省九甸峡水电工程为个案,分析了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风险,指出当前的社会治理虽然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忽视民众的敏感而带来的社会风险正在累积,需要在转变成本可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落实民贸民品优惠政策 推动民族企业加快发展

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供应工作是党的民族政策最早、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的特殊需要、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十二五"时期,国家继续执行民贸民品优惠政策,国家民委会同财政部、     

试论欠发达民族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现代化

现代化是欠发达民族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势，数字赋能公益慈善事业，能有效化解弱势群体急难愁盼问题，使商业行为和企业家更多地担负起公益责任，使民间公益有效融入社会治理，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欠发达民族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现代化有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带来稳定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中国应对民族分离问题的理论和话语体系

应对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分离问题比较成熟的理论有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国家认同理论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等,中国在应对民族分离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理论相对较晚,在整个世界的哲学与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中国民族理论还处于争取更大话语权的过程中。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应当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在尊重各个民族各自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中华民族整体的和谐发展,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分离问题。在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上,中国应当坚持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中体西用",坚定不移地推行"本土说",为世界民族理论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周边共同体到民族国家——东南亚的民族分裂主义

东南亚存在不少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本文着重谈谈菲律宾摩洛人、泰国南部北大年马来人、缅甸掸人与克伦人的分裂主义运动。关于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原因,存有6种观点。1.新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尤其是那些用人为边界将民族共同体分成两部分的国家存在着固有的脆弱性。由于缺乏共同的文化基础,     

民族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研究

对民族认同中的民族与国家、情感与理性、封闭与开放的张力的把握,影响到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当代中国社会民族凝聚力的弱化与认同障碍主要表现在:国内民族分裂主义的扩张、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的交织等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当前要加强民族国家认同、反对民族分裂;逐步实现各民族的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     

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乌鲁木齐市后泉路北社区为例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加快发展速度和社会结构寻求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矛盾凸显，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壁垒。乌鲁木齐市作为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基层治理成为其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社区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单元，对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会给社区治理带来新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撑。笔者认为社区治理体制模式的创新可以从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中获得，尤其是对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本文从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切入点，以乌鲁木齐市多民族社区的治理实践为例，分析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现状和不足，探讨这些地区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政府作用的县域视角分析——基于大理市的研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解决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伴生诸多社会问题,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路经,是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既需政策和制度的保障和规范,又需要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结合区域实际"因地制宜、因事施策",充分发挥作用,创新性实践。从县域视角对大理市社会治理中政府"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等条块工作实践加以分析,既能拓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分析视角,也能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履行社会治理职能提供现实依据。     

论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民族之维

民族不仅仅是多民族国家的组成单位,而且还是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民族深刻嵌入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及各方面,成为一种体系化要素。民族对多民族国家治理至关重要,既可以推动国家治理从零散化走向焦点化,又可以提升国家治理的能力,还能促进国家治理由表层迈向里层。从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机制来看,民族是一种导向要素,是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演进进步的指向标;从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动力向度来看,民族是一种转型要素,推动多民族国家治理模式转型升级,提升治理效能;从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支撑来看,民族是一种平衡要素,是维系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和睦、保障多民族国家发展稳定的关键因素。三者共同构成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民族要素,促进治理能力爬升,推动治理体系优化。     

西北民族社会的阶层分化与治理创新——社会分层及其社会效应的微观实证研究

现代化促使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型,推动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而与此同时,社会剧变也诱发了与民族有关的诸多社会矛盾,致使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使用大规模调查的数据,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分层结构的历史演化及其社会效应进行了透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论文探讨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着力点。     

北宋神哲时期对西北蕃部的民族立法

宋神宗、哲宗时期.随着熙宁、绍圣的开边拓土,蕃汉民族交往日益增加.土地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新旧归附区社会稳定等诸多新问题接踵而至.为了保障西北边疆政策的顺利贯彻,政府强调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西北蕃部的治理,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西北蕃部各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它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对于处理西北边地各族矛盾和纠纷、打击西北缘边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促进西北蕃部民族稳定和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进路

土司制度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政治基础，也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必备条件。明清时期国家主导、上下互动、多元共治，无疑是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路，为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历史、治理经验，对新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制度治理不仅要以国家为主导，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且需要“多元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在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维护制度、督查制度等下功夫，实现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增强国家制度治理的权威性。探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的进路，寄望于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认同整合

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直接运行于各民族构成的草根社会,是国家政治贯彻的最后环节,也是民族群众与国家互动过程中最主要、最具有操作性的场域,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认同整合方式是灵活多样的,具有突出的基层特色.从实际情形看,认同问题已成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因而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必须高度重视认同整合,将其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政治工程加以推进.     

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

本文认为 ,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主义极端性的产物 ,与暴力恐怖主义具有天然的联系。当代民族分裂主义是对民族国家的误读和民族自决权滥用的结果。文章对当代世界奉行暴力恐怖活动的民族分裂主义进行了分类 ,揭示了产生民族分裂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 ,作者指出恐怖组织利用某些民族、宗教矛盾和民众情绪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目的 ,是为了维护其以极端性和残暴性建立的“权威地位”和左右民众的能力。所以 ,不能将具有种族、民族和宗教背景的恐怖主义组织视为相关群体的代表 ,否则 ,只能扩大恐怖主义势力的群众基础 ,助长恐怖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 ,从而掩盖恐怖主义势力反人类的极端性本质     

民族主义：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

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起构成三支基本力量，是塑造世界面貌的主要因素之一，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狂飙突起，催生了一批新国家，改绘了世界政治地图，而且酿成了许多新的民族纷争和冲突，带来了诸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动荡不安和重新分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