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少一宽”：独特的民族刑事政策

“两少一宽”民族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一贯的民族政策、法律政策的历史总结,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两少一宽”民族刑事政策出台26年以来,在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侗族习惯法在当今侗族地区的调适研究——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为例

侗族习惯法作为一种从远古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继续影响着侗寨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虽然侗族习惯法与刑事制定法之间在定罪和刑罚上的差异导致两者之间存在现实冲突,但是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为维护民族平等、团结、互助,自治地方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刑法具有立法变通权,"两少一宽"刑事政策为侗族习惯法提供了法律依据;相对罪刑法定主义为侗族习惯法提供了理论空间,刑事和解制度在侗族地区运用为侗族习惯法提供了实践机遇。     

法治文化论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

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法治文化需直面独具个性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存在区别与联系。一方面,就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而言,它以少数民族的文化为背景,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内容。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亟需纳入法治轨道,增强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实效。尽管法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间存在张力,但二则均体现"人本"价值,显现出"人化"与"化人"之特征。为实现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建设,应采用"循序渐进式"、扩大"少数民族的有效参与"、健全中立的"法治文化评估"机制等,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的良性互动。     

让“意识”运转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范式

从“两个共同”到“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理念深化，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目标衔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融入勾勒了时代背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所以能够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乃是因为其已经实现了属性“聚合”，集政策属性、制度属性与规范属性于一体，演化出独特的法治新功能。鉴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内含着立法现代化、司法现代化和执法现代化三个主要环节，面向未来，需要分别通过“技术在场”“方法在场”和“价值在场”三重变革，延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密切合作机制，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期“两少一宽”少数民族政策研究——正确认识“三项政策”之三

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文化差异,当下我国少数民族犯罪治理工作践行“两少一宽”政策.这一在“严打”期间形成的独特少数民族刑事政策有其特有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价值,有必要对其内涵与价值进行历史性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与重构.然而,由于对政策基本内容与适用条件的认识视角的差异,对政策的理论界说聚讼纷然,在政策的理解执行上甚至存在一定偏差,故对诸学说进行梳理比较分析并进行整合与反拔是从理论上对政策进行合理界说的重要前提.同时,还必须从身份到问题,从自身到系统,从政治到法治,对政策进行“与时俱进”的现实扬弃.总之,新时期民族政策的实施首先要明确界定“民族问题”,并促成民族事务处理过程中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养成,进而用法律来保障民族的团结.     

法治评估与法治创新——基于浙江余杭实践的讨论

余杭法治评估的创新首先在于它以个案性、政治性、社会性和动态性四个特征,展示了法治评估实验在"法治先发地"的成功;其次,其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第三方评估"模式,由专家主导、政府推进,引入"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评估,从多源头获取评估信息,为其他地区、部门推广与应用评估体系推进法治发展树立了标杆。今后,应进一步强化对法治精神与内涵的准确界定,改进评估方法,提炼余杭法治的成功要素,培育"从评估到优化"的法治绩效理念。唯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余杭经验的示范效应,带动全国范围内的法治发展。     

试论我国法治进程中法的正义价值取向

法与正义的关系是法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法是正义具体内容的体现,正义是法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在我国法治进程中,法的正义价值的取向是法治的核心,法的义贯穿于法治运行的始终,法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分配的正义和诉讼的正义.     

民族地区中国法治建设路向探析——以凉山彝族习惯法流变的田野考察为例

民族地区中国法治建设路向,这一提法所要解决的是在国内视野下如何理解全国统一法治体系与区域法治建设的关系,目前学界从法人类学、法社会学视角,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框架下论证法治多元的客观性已成为一种趋势,存在过分夸大习惯法的价值和作用之嫌;实证调查资料或许论证了由于习惯法自身的模糊性、发展性和变化性等等,使得传统习惯法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有恶性流变的趋势,不断地破坏国家整体法治建设,难以成为法治建设中的重要的一极;实证调查资料结论似乎表明: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路向,应当回归到一元法治的正确道路上来。     

法治的法学方法论之维

近代以来的西方法治不仅建立在西方悠久的自然法思想传统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古罗马人所创立的法学或法律科学的传统的基础之上.中国大陆学者往往只认识到前者而很少论述后者.但是,法治不仅仅意味法律是良法,而重要的是良法能够得到切实有效地实施.如果说自然法理论为良法确立了价值标准,那么建立在古罗马法学基础上的法学方法论是保障良法能够得到切实有效地实施的理论.     

侗款的最高权威非人格化及其借鉴价值

在历史上,维系侗族社会生活的最高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非人格化"的约法款,"有款无官"是款民的意识形态基础.侗款制度包含着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底蕴,其"立法"民主、"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司法"廉明、全民普法等积极因素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高校法治文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进一步确立了法治在我国治国理政方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八大后,教育部积极响应依法治国的号召,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最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毋庸置疑,高校搞好依法治校的前提是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当前,我国高校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如广大师生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薄弱,校园法制宣传教育的氛围不浓厚,法制教育和宣传的方法陈旧单一。笔者认为,要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一是要培育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法治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二是要搭建各种平台,采取多种途径,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活动;三是要强化法治文化宣传教育,着力培养师生的法治精神,四是要认真研究法治文化理论,更好地指导法治实践。     

法治中国视阈下出版人的社会责任

出版人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作为一个自然人,出版人首先要敬畏和遵守法律,避免滥用话语权,洁身自好,做自觉守法的楷模;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出版人应该充分利用媒体优势,传播法律知识,灌输法治精神,形成舆论引导力量,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作为舆论监督者,出版人应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弘扬社会上守法、护法的先进事迹,鞭挞形形色色的违法行为,做法治精神的捍卫者.     

西部民族地区法制政府建设的基层实践 ——以四川松潘川主寺镇"法治示范镇"工程为例

以法制政府建设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转型是民族区域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将极大推动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川主寺镇的“法治示范镇”建设工程实践包括以书纪挂帅的组织体系建设、以会前学法和法制宣传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建设、以依法行政和“权力清单”为主要内容的法治政府规范建设、以平安社区和“三调联动”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建设。川主寺镇法治国家建设生动的基层案例，为了解民族地区基层法制政府建设工程及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客观依据，也奠定了这一实践解读的理论框架。     

增强法治意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关联

法治意识是法律运行的认知基础和思想理念基础,法治意识强调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将普遍性置于优先地位,是国家意志的刚性表达。培养法治意识能够改善法治主体的政治品格、行为方式,促进良法善治。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实践中,增强法治意识,有利于促进公民团结的向心聚集,确保各民族的共同责任担当等。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加强公民的法治意识,有利于引导各族公民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文明理念和行为方式,引导人们对“多元”的包容和对“一体”的追求。     

论调解制度的法治价值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制度在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作为现代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着现代法治基本人文价值。本文在调解概念界定及其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将调解制度置身现代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从多角度阐述了调解制度的复兴原因及其价值体现,认为随着社会转型的完成、社会理性的成熟、法律与社会的磨合、社会自治的提高,社会自我消解纠纷机制将逐步形成,其解决纠纷的有效性也将不断提升,社会对调解制度的价值,对其功能的评价与期待,也会慢慢发生转变。     

“习惯法”概念的追溯性推演

习惯法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同国家制定法处于同等的地位,习惯法在中国具有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根据习惯法生成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不同又可以分为:宗族习惯法、村落习惯法、业缘习惯法、民族习惯法、宗教习惯法五种。在法治至上的现代社会,对习惯法概念的探析需要通过对法的概念进行一个本源字义的追溯性考量和定位,发掘习惯法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这对于建设中国语境下的以善为主导的法治社会、民族记忆的保存和大国法治的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对我国民族和谐的法律基础的考量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既代表了不同的法治理念,也代表了不同的法治阶段。实现民族和谐,其法律基础在于法治的实现,而法治实现的进程则是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只有实质法治的实现,才能为建立民族和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我国刑法的压制性文化品格之形成与批判

由于受政治传统的影响,我国刑法具有浓厚的压制性文化品格,在刑事立法上主要表现为刑法过于注重对国家利益和社会法益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个人法益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刑法工具主义。具有浓厚的压制性文化品格的刑法不仅背离了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性之需求,阻碍了刑事法治的实现,而且使得刑法出现了"保障空白"。为了消除我国刑法的这种压制性文化品格,为刑事法治的实现扫清障碍,必须塑造我国刑法的引导性文化品格。     

"三合一"型政府管理模式:现实与理论的全景式展示

建设法治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进行政府改革的有益尝试,是用新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进行根本性或方向性的调整.本文将对这三种政府管理模式作一番现实考量和理论分析,以求正确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努力彰显出它们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中的本色和个性,并使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塑造"三合一"型政府管理模式,可以实现社会理想的崇高意蕴,契合"和谐社会"的构建,这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民族地区医事卫生法治人才培养路径

民族地区医事卫生法治人才的培养,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共抗新冠疫情的现实需求,亦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更是促进全民健康和实现全民小康的时代使命。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医事卫生法治人才培养出现“缺”“少”“空”的困难局面,究其原因,与民族地区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民族地区医事卫生法治领域的复合性与边缘性以及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缺少特色性和前沿性等原因有关。完善民族地区医事卫生法治人才的培养路径,首当确立“一体双核多元”的人才培养理念,并通过“订单式”人才培养、校际联合等方式,不断探索民族地区医事卫生法治人才培养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