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榜样吗?——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国际经验教训”说

本文针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所举证的"国际经验教训",就所谓美国"大熔炉"政策成功防止种族、族群矛盾"演化为民族分裂问题"的立论及其所概括的"特别是不允许"之类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践进行了评析。认为这种所谓可资借鉴的"美国经验"是对美国种族、族群政策及其实践的误读和编造,也是对中国解决民族问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误导。     

仪式庆典中的认同建构与国家的“在场”——以河南蒙古族的“那达慕”为例

在青海省黄河南部有一部分特殊的蒙古族群体,在与周围藏族长达700多年的互动往来中,因逐渐丧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质,而常常被外界误识为"藏民"。80年代以来,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下,这一族群尝试通过复振蒙古民族的文化传统,重塑民族特色和形象。本文以其中较为典型的文化复振活动--那达慕为例,通过对河南蒙古族恢复那达慕的过程的叙述,旨在探讨该族群如何借助这一仪式活动,来建构和强化身份认同意识,并进一步揭示了该仪式中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马戎:“去政治化”的政治

马戎教授认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族群和族际关系,并在如此国情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观念体系。中国几千年来在处理族群关系具有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传统,采用"族群"概念代替"民族",并非把民族问题定义为"非政治性问题"。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在表层上是避免把各族民众在经济交往和文化互动中产生的纠纷和价值冲突政治化,按照"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解决"的原则处理;深层次的谋略是确保维护祖国统一、有效反对民族分裂势力。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是一个方向,在没有得到民族精英和民族大众广泛认同前,不宜提出具体的政策措施。在此期间,更应该反对大汉族主义,以维护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基本权益。     

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

一种包容多元、融汇一体的族际关系,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得以顺利构建的基本前提.族际关系的和谐首先来自于制度安排是否适合国情,其次来自于针对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和特别优惠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尽管学术视角有所不同,但民族理论和政治学都将民族问题视为一个建构于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事项.试图将民族问题"非政治化"、"去政治化"和"文化化"显然是缘木求鱼.本文从构建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制度与政策层面入手,分别研究了多民族国家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制度架构和政策路径,同时对一些学者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刍议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主张用"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政策导向,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新思路"。笔者认为民族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实体,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国内各族裔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情。因此,尊重民族发展客观规律和国情实际,现阶段不宜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做出合理的安排,理性地协调好公民和族裔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才是解决当前民族问题的出路。     

刍议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主张用"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政策导向,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新思路"。笔者认为民族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实体,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国内各族裔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情。因此,尊重民族发展客观规律和国情实际,现阶段不宜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做出合理的安排,理性地协调好公民和族裔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才是解决当前民族问题的出路。     

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由民族属性所衍生的话题

民族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既有文化属性,又有政治属性,基于此可将民族划分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于是,学术界由民族属性衍生了关于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纠结的话题。伴随西方"族群"概念的引入,我国部分学者将文化民族等同于族群和将政治民族等同于民族,并主张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其实质上就是通过民族的"去政治化"或"文化化"而人为地实现政治民族转向文化民族。本文认为,在中国,提倡民族的"政治化",未必会强化民族认同而削弱国家认同,对国家的稳定、统一与发展形成挑战;同样,主张民族的"文化化",也未必能够淡化民族色彩,模糊民族意识,有效地解决当前存在的民族问题。显然,只有客观地看待民族属性,科学界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才能促进民族的自身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区隔化制度的失败和民族国家的胜利——读《民族国家的胜利: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教训》

菲利普·罗德(Philip G.Roeder)在1991年发表的<苏维埃联邦政治与族群动员>("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hzation")②一文中,提出"族群联邦主义"理论,以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对苏联解体进行分析.在该论文的基础上,他在这篇<民族国家的胜利: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教训>("The Triumph of Nation-States:Lessons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Yugoslavia,and Czechoslovakia")中,从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入手,提出了"区隔化制度"这一重要概念.     

从“熔炉”到“马赛克”——加拿大的族群及族群政策

本文结合英、法、美三个国家对加拿大联邦成立后产生的影响,分析加拿大族群政策的演变过程,侧重探讨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和实施情况,并借助已有文献和加拿大2011年人口数据①,研究加拿大联邦成立后的族群状况和族群关系,着重关注英、法两裔加拿大人在历史上的矛盾纠葛.本文认为,加拿大在从“熔炉”到“马赛克”的政策演变过程中,尽管民族问题一直存在,但不变的始终是国家统一原则,借以驳斥以我国民族问题为口实妄图分裂我国的论断.     

壮族分类体系与认同变迁的再思考——兼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

美国学者白荷婷的《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是研究壮族的经典经验研究之作。这个研究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认定在各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壮族,并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过程。作者总结了壮族地区和国家政治互动的三个时期,指出中央政府对广西地区实施民族政策的目的,是要将壮族整合进一个更大的国家政治体系中,所以政府必须发展壮族文化,提高壮族教育水平和保护壮族语言。但改革开放时期,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在逐步拉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壮族的"族群———民族主义"在逐渐提升。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族群研究范式的差异性以及此项研究的不足之处,试图对我国的民族政策及制度设计中的局限性作一些再思考。     

胡鞍钢:“第二代民族政策”说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是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提出的观点,其思想主要是推行淡化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交融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政策等,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几方面推行具体的民族政策,即在政治上以"去标签化"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取消民族优惠政策"等;在经济上促进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各民族经济联系的纽带;在文化上对各民族的文化进行整合,增强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等;在社会上推进"各民族混居杂居",主张"制度性通婚","取消民族学校"等。     

巴西:族群天堂的陷阱

巴西的族群,是印第安人原住民、葡萄牙人、非洲黑人三者混融的结果,加之其后源源不断的欧洲移民及亚洲移民的到来,使巴西成为一个多种族、多族群、多文化交融互生的移民国家。论文从历史和现实两大维度来分析巴西族群关系,力图与被冠以"族群天堂"、"族群熔炉"等的巴西族群关系形态形成对话,不管是历史的巴西还是现实的巴西,种族问题都成为社会根深蒂固的存在方式。种族的等级结构从殖民时代的奴隶制传统开始,加之后来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渊源的白化政策加以固化,并一直延续至今。以巴西的族群关系为参照,回到中国的民族关系,以此来回应"第二代民族政策"、族群关系认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认知问题。     

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族研究界引入了西方ethnic group概念,采用台湾学者翻译为“族群”,并逐渐使用起来.随之,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持续至今,涉及“族群”概念与特征、“族群”与“民族”的关系、“族群”在中国应用中的错位和泛化问题,特别是涉及能否以“族群”替代我国现用的“民族”的问题.这一争论实质上关系到以“族群”理论还是以“民族”理论作为我国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的理论基础的根本性问题.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意在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改变中国现行的民族方面的制度、政策.     

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文化化”:“新思路”还是“老套路”?——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民族问题具有多重属性,既表现为经济问题,也表现为政治问题,还表现为文化问题等,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不可能把它人为地“政治化”或“文化化”.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指向是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目标是不承认民族身份、目的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其实质,就是要“去”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整套理论和政策.     

制度安排与族群认同——民族区域自治视阈下族群认同的"工具性"因素分析

在族群自我认同生成过程中,国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际上就是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对族群进行整合的过程,在这一制度实施过程中,客观族群认同要素的凝聚力减弱,以政策导向影响的现代性上升.国家通过制度安排的作用强化族群认同的同时也在推动国家认同的发展,并使其日益与国家整体发展一体化.     

从“控驭”到“认同”：明清时期广西地方志的族群书写

瑶僮等少数族群是明清广西地方志的重要书写对象。在国家边疆控制力不断加强、各民族日趋融合以及清王朝民族观念、治边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由明至清,广西地方志族群书写的重心由"控驭"转向"认同"。其书写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等重要作用,对于宣扬国家一统、加强边疆治理、促进民族融合意义重大。     

国家民族政策导向下的地方性策略——凤县"汉"改"羌"潜在的运作机制

面临经济发展的困境,凤县政府提出"弘扬羌文化、回归羌族故里"的旅游业发展思路,并出台了恢复居民羌族身份的新规定,引起了当地民众和外部媒体的广泛关注.这其实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地方根据国家政策导向所作出的逆政策思路的一种应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根本上是以民族文化为载体,通过政治身份合法化、经济发展倾斜化,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国家整合.而这种作为设计结果、构想产物的政策一旦实施,随即就变成了一种诱因,推动着非少数民族地区寻找文化依据,来建构历史根源和外在表征,变成一场由"情境论"驱使的挖掘文化"根基"的地方性运动,以此获得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     

荷兰少数族群政策初探

战后移民的持续到来迫使荷兰放弃"非移民国家"观念,承认移民永久化。1983年,荷兰出台少数族群政策,开始系统地处理外来移民问题。少数族群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外来移民构成的少数族群,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三个方面,旨在保持少数族群文化认同的同时促进他们融入荷兰社会,带有明显的多元文化主义特征。由于荷兰经济低迷,少数族群政策的成效差强人意。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荷兰少数族群社会经济隔离状况日益显露,反移民情绪高涨,少数族群政策面临严峻挑战。     

论民族关系的本质及其奋斗目标

从世界范围来讲,多民族共处是一种普遍而广泛的现象,所以谋求和谐、共生的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奋斗目标,当然对民族关系本质的充分认识应当是讨论其奋斗目标的逻辑起点.文章认为民族关系的本质就是民族共同体的利益需求,从这个实质出发,谋求和谐的民族关系的途径就是发展,即寻求民族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族际间共同利益的最大化的并举与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应将"政治化"与"文化化"的两种政策导向多样化地运用在构建多民族国家和谐民族关系的实践中.     

“民族牌”背后的理论透析

民族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决定了民族问题是影响当今世界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重要筹码.制造和激化民族问题,在国家事务和国际关系中打"民族牌"悄然成为了一些国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偏爱手段,脆弱性理论、现实主义理论、民族纽带和族群政治竞争理论解析了"民族牌"功用的产生规律,了解这些理论无疑能够有助于深刻理解"民族牌"的目的和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