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参与问题探析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农民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更是新农村建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地位,广泛吸收农民参与。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和农民合作组织的建设,增强农民的参与意识、民主素质和集体诉求的能力。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转变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有限政府,使农民有机会参与新农村建设,真正做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论政府行政行为的规范化

论政府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童吉渝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与发展历史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过程，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活动的管理主体，其行政行为也将经历一个从传统规范的逐步打破、废止到新规范的逐步塑造、建设和确立的过程。这是一个宏伟的创...     

论我国行政改革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我国行政改革已走过了20多年历程,我们应该进行科学的总结。我国在下放权力、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行政区划、建立新的行政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开始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我国的行政改革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把行政改革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有机耦合起来,以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目标总揽行政改革各项内容,促使所有地方政府尽快完成行政模式转换,促进政府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新一轮行政改革的战略选择。     

生态型政府:现实性、学术性与价值性

"生态型政府"是近几年中国行政学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这一学术概念的现实性体现为:它既是对"生态反思"思潮的应和,也是"生态责任"语境下政府理念的适应性变革.它的学术性既表现为是一种策应"生态行政学"的理论话语,也是我国政府应对"生态困局"的理论探寻.它的理论建构倡导的是"生态价值优先"的主导价值追求,并通过"观念培育"与"制度建设"等路径来实现.     

“经纪”体制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绩效——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权力格局对合作社影响分析

"经纪体制"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一个必然的过渡阶段.20世纪后,建立现代民族一国家和对现代化的全面寻求,是任何政权为确立统治合法性都必须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基于此,自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在开始基层政权"正规化"、"官僚化"的同时,为挽救行将崩溃的农业经济,也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乡村合作社运动",并由此形成了政府行政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两者之间的高度耦合性,致使合作社为乡村中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和赢利型经纪所操纵、控制,异化成为乡镇长、保甲长等强势阶层谋取小群体利益的寻租工具,最终损伤了政府的乡村合作社制度安排绩效.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不失借鉴意义.     

赋权:新农村建设的理性选择

政府和农户关注点不同,对新农村建设的认知和评价也不同,在参与式调研过程中,政府和农户均认识到向农户赋权、以农户为主体是新农村建设的理性选择.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各级政府是新农村建设的组织引导者和协调者,只有向农户赋权、发挥农民的主体性新农村建设才能取得更大成功.     

从管制转向服务: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呈现出一个过程三个阶段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行政管理改革是一个连续的、既相互衔接又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中,不同的时期行政管理改革的重点又有不同,形成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旨在突破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束缚,重点是"简政放权";第二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第三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重点是推进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中国30年行政管理改革,始终秉承一个目的、应对三个挑战,体现了一个方向和双重使命。一个方向是要实现政府管理从管制到服务的现代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双重使命表现为:行政管理改革既是一场管理革命,又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深刻调整。     

完善政府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主导行为研究

政府是农业信息化建设的主导力量.文章分别从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管理学、行政学、公共政策理论及公共预算理论等多个角度,探讨研究如何在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完善政府的主导行为,从而加速现代农业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农民地权六论

之一:关于地权的真问题 新农村建设更加凸显地权争论 众所周知,如今的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扩大"公共品"投入,这本来是政府本着"多予少取"的原则为农民办的好事,但我国的体制制约往往会形成"权责颠倒",把为农民尽服务之责变成向农民行管制之权.     

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供求因素、创新困境及趋势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之策,就是实现从管理型政府模式向服务型政府模式的转变.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需要根据世情和国情,客观分析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供求因素和制度创新的困境,科学预测未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创新特征,以期对这一制度创新过程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总体判断.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活动过程分析

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环境是有别于一般地方政府的,这决定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过程的特殊性,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要充分考虑这一特性,培养"自主"和"自治"的行政理念,建立符合本地方民族现状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具体施政,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政治制度供给比较研究

服务型政府是基于服务行政理念提出的公共行政体制概念。西方国家提出服务行政理念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诉求/参与—回应—责任"模式的民主行政体制目标,是因为原先的官僚行政体制与其基本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冲突,也是因为基本的政治制度能够满足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政治制度供给需要。中国提出服务型政府理念和与西方国家类似的服务型建设的民主行政体制目标,却是因为整个政治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当下,中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缺乏相关的政治制度供给,因此,加强相关政治制度的供给,不仅是继续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的迫切需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支撑点与难点问题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同步而行,也是河北省"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目标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撑点和难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在实践中把握好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行政伦理研究

行政伦理作为政府的"软件",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学术界围绕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行政伦理,也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从服务型政府视野下行政伦理的提出、内涵、定位、困境和建设等方面,对服务型政府视野下行政伦理的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有助于深化行政伦理的研究,并能够为行政伦理建设实践提供借鉴.     

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定位、内涵与建设

作为一项制度建设,“行政协商”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改革中的一个亮点,在理论上厘清地方政府“行政协商”的定位、内涵与建设的方向等问题有助于制度建设的深化.从定位上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具有两个层次定位:政府职能转变与协商民主.从内涵上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行政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政府部门;第二,行政过程从“任务型行政”向“协商型行政”转变;第三,行政目标兼具社会性目标与政治性目标.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需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地域性问题、主体性问题与代表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地方政府“行政协商”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     

行政许可法的制度创新与私权潜能

行政许可法是行政法领域的一部重要的"控权法".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和意义不仅在于规范政府治理社会的行政行为,建设有限、理性、负责的政府,更在于扩大市民社会自由、自主的空间.行政许可法中"听证程序"、"拍卖招标"方式发放特许以及"信赖保护"这三大制度创新为行政许可法注入了私法精神,体现了私法方法,具有了私权潜能.同时,面对行政许可法立法创举中的遗憾及挑战,也需要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论我国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

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治实现过程中必然涉及的一个基本问题。其中,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在指导行政法治的实践中仍然起到首要的、基础的作用,它们的有效实施需要通过完善行政法律规范,强化"合理"的尺度予以保证。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服务型政府形象的树立,主动行政、公开行政日益成为公众对政府的期待,行政主动、行政公开也应作为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得到认可和接受。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政府角色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国家从战略高度作出的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正确决策,建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和省级政府要制定全国和地方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标准、实施计划,从宏观角度统筹城乡发展,从政策上扶持农村经济,破中有立地重构农村崭新乡风、乡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实现民主行政与管理,提高农民民主参政、议政意识。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导力量,执行贯彻上级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政策,推陈出新,引导农民建设新农村,其作用无可替代。     

宋代地方政府“时间成本”损耗及治理

政府"时间成本"是现代行政学、管理学中的一个概念,主要指"行政管理过程中资源闲置和非必要的时间浪费所蕴含的价值损失"。按照这一概念分析,宋代地方政府公务活动中也蕴含着高昂的"时间成本"。其中,既有制度层面因素,如因地方行政机构设置重叠、官员冗多出现的政务积滞问题,也包括因官员人为因素而产生的时间成本损耗。此外,中央相关制度的缺陷和官场积弊会导致地方政府"时间成本"损耗。当然,宋代政府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公文流转程序、改革制度设计及加强监督和人员选任等方式对地方政府"时间成本"损耗问题进行治理,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某些成效。但整体上看,宋代地方行政体系具有强烈的自我扩张能力,常常在治理过后又以各种理由加以恢复,而中央决策、监督者缺乏持续的管控能力,从而导致宋代地方行政效率低下,"时间成本"损耗日益严重。     

论当前中国“政府再造”中的行政伦理建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公共行政领域出现了大量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市场经济规制的不健全或缺失,对于经济活动行政干预过度,公共事务中的权钱交易,权责不明、职能交叉、多头管理,官僚主义文化盛行,人伦文化情节浓重等方面.因此,在我国"政府再造"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行政伦理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治理理念,以"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为发展目标,以"依法行政"为行为准则,建立"顾客导向"服务模式,健全"违法必究"的问责机制,从而建设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