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兴起的原因

作为一种文化风尚，魏晋清谈之兴起，有其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等多方面的原因，大致说来。约有以下数端：其一，魏晋之际，政治险恶，各政治集团的争斗日趋激烈。士人稍有不慎，极易招来杀身之祸。故士人由原先的弹劾朝政转而口吐玄言，东汉末年的清议也由此转为清谈。     

庄子与魏晋清谈及品题

魏晋清谈的几个重要品题都与庄子哲学相关.庄子思想也借助清谈而广为传布.这不仅是对于玄学,进而对文学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是加深了文人对言、意及性、情等的理性认识;二是启迪文人的创作思维,促进了魏晋文人的“自觉”.     

魏晋清谈之风对女性的影响

汉末至魏晋时期,名教危机极其严重,学术由最初对儒学的顶礼膜拜转向对老庄思想的遵从,形成一股弥漫整个魏晋的谈玄论道的清谈风气。在这股清谈风气影响下,处于闺阁中的女性们纷纷任情而动,率性而行,做出一些与封建礼教要求不合的行为来。她们或尊重人物个性、性情,崇尚人物之超脱、风流;或喜好通辩能言,讲求逻辑思辨的清谈方式;或品藻、鉴赏人物,注重人物的精神天才;或率性而行、任情放达、不拘礼法轨仪;或追求精神超脱、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展现出魏晋时期妇教衰败、儒学不振的社会状况和魏晋玄学对当时女性的影响。     

玄学清谈与山水清音——魏晋文章之思想与艺术探源

由于对自身审美意识的充分自觉,魏晋时代的文学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取得了高度的成就。魏晋文章以析理绵密见长,得益于其时盛行的玄学清谈风气;其辞藻之清雅优美,则得力于“江山之助”。可以说,以论理辩难为主要内容的玄学清谈使魏晋文章显得犀利明快、攻守有余,而士人们对于山水清音的重新体味与由衷叹赏,也赋予了其时文学清新自然的审美特色。     

公共传播视域下的“魏晋清谈”及其当代遗思

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特殊文化生态,魏晋清谈虽然与现代意义的公共传播有所差异,却具有古典公共传播色彩。在魏晋清谈的公共传播机制探讨中,可以发现:其传播主体集中于士大夫阶层,重视技术的传播策略建立在独立话语开展基础之上,并且,清谈活动通过以公共话题为介质,拓展了自身传播空间。讨论魏晋清谈,亦能从侧面窥视中国古代公共传播的整体面貌。     

给魏晋清谈以公正的评价——《世说新语》解读之一

魏晋清谈是魏晋时代士族读书人， 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 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是当时文化人生命价值的体现。应该给予历史的公正的评价， 而不应盲目否定， 一概贬斥     

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同质异构性——以魏晋清谈为考察场域

魏晋玄言诗和山水诗之关系并不像传统所谓的"山水诗是从玄言诗蜕变而来."如此看法是因片面理解"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具体含义之结果.若以魏晋清谈为考察场域,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皆是玄学清谈内客的书面体现,即刘勰所谓"因谈余气,流成文体".二者是同时存在的,具有同质异构性.同质性即二者皆为"谈玄悟道"之结晶,无论是创作主体、创作目的、还是创作环境,都具有同一性.其异构性主要表现在:1.山水诗以具体形象"山水媚道",玄言诗以抽象概念"以理证道";2.山水诗情、景、理三合一,玄言诗纯理性客观说理;3.二者叙事、写景、说理在诗中比例有别.由于山水诗的文学功能符合了中国人重感性、重主观、重传统的民族心理特点,其最后完全挤走曾经共存过的玄言诗也是必然的了.     

清谈与感兴

清谈与感兴是汉魏以来的士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起源于东汉晚期的清议活动,人物品评中渗入了浓烈的道德与审美的因素,通过感兴来概括人物品性,即景生发的情形大量出现。正始之后,清谈趋于玄虚,引发了玄学的兴盛,东晋时期褪去政治功利性,审美游戏的成分增强,文艺作品是人物心志的写照,对人物的批评与文艺作品批评相联系,清谈影响到文学创作领域。魏晋之际,清谈与感兴的结合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呈现出两极互动的趋势,既深化了人物批评的蕴涵,又将人物批评升华为玄学的义理,这与特定年代的士大夫心志与时势有着直接的关系。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发起的兰亭雅集,即是清谈言咏与感兴的结合。从这个角度去解析兰亭诗会及其作品是大有裨益的。     

书面"清谈"——谢灵运山水诗之本质论

谢灵运的山水诗是谢氏家族清谈的书面体现,谢氏清谈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把清谈的务虚之风与务实抒怀有机结合,二是在清谈中重视语言的辞彩,注意语言音韵的流畅谐美。在家风濡染下,谢灵运抛弃了纯粹的空谈析理,而是借助于山水形象媚道,从而导致富有理趣、注重辞彩的山水诗的涌现,无心插柳般地完成了中国诗歌史的转关任务。     

清谈之风的“才性论”成因

盛行于魏晋士大夫之间的“清谈”,与汉末“清议”并无先后的承继关系,人人清谈并且清谈易、老、庄的玄理,只是出于士子展现才性的需要。而这样的需要,正与两汉选举乡里路线的废弃、选举之权落于名士之手密切相关。     

汉代市籍问题再探

汉代市籍作为一种国家控制手段,是一种身份凭证,具备户籍类型及性质,适用于特定人群,他们居住于市里,一方面有着各种限定,另一方面也可由此获得一些自己特有的权益,并很可能以其为枢纽,将市场与市里的什伍之制结合起来,在不打破市里建制的基础上,原则上将其移之于市场管理,在国家的严格管控之下,连带涉及三代及三族人群。     

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

武帝以前高祖、惠帝和高后时期，由于国势不振，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来“约束”匈奴侵扰。但是，匈奴一再背约的现实，迫使汉朝统治者对以往单纯依靠和亲以消弭匈奴入寇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文景之世，在继续与匈奴和亲的同时，还采取了向西北边地移民和入粟于边以拜爵、除罪，建立官营牧马苑和鼓励民间养马等积极防御措施，使汉朝在西、北边塞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从而为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汉末三国中使考

汉末灵帝时宦官充任的中使甚嚣尘上,但在献帝时突然消失,这是因为灵帝崩后袁绍诛尽宦官,而献帝是个无权的君主,汉末未再出现中使。曹魏因耻于其祖辈曾为宦官,也一直敌视和限制宦官。蜀国以汉的承绪者自居,在汉末士人普遍仇视宦官的背景下,虽然后期出了一个宦官黄皓,但并未重新形成宦官系统,所以魏蜀都没出现中使。吴国的心态比较放松,加之吴主孙权的权力比较集中和稳定,所以中使在吴国复活,并得到完善和发展。     

铁路与晚清社会进步关系问题的研究

文章从近代中国铁路与近代中国社会观念的进步、新式人才的培养、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物质文明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试图从宏观上绘出晚清社会进步与近代中国铁路关系的概貌,推动问题的研究。     

先秦及西汉的礼法之争

作为一种统治原则的论争,晚清的礼法之争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早在先秦及西汉时期就存在着类似的争论。一是封建制度酝酿与确立时期———春秋战国的儒法之争,一是封建制度调整与修正时期的西汉的盐铁会议。这两次礼法之争与清末的礼法之争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同时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礼与法矛盾演译逻辑线索上的重要环节。     

汉末与三国时期人口迁徙考

东汉末年的战争动乱,如果从光和七年（184年）黄巾之乱爆发算起,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国鼎立形成为止,长达35年.在此期间,波及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持续了多年,局部的战争也年年都有.东汉末年的战乱,加上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不断发生内战,使得战乱地区人民生活不安宁,于是向外地奔逃,去寻找安逸的乐土,因而形成了人口迁徙.     

“清”与魏晋审美精神

魏晋时代的自由解放思潮,孕育了觉醒的主体意识和自觉的审美精神,推崇“清”成为时尚。以“清”为美,“清”在玄学清谈的氛围中升华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清”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和艺术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独特的审美精神。     

汉代邻里关系研究

汉代统治阶级对于邻里关系重视有加。其表现方式既有邻里间的相互帮助、相互理解,还有在危难之时的慷慨解囊、扶危济困。邻里之间亦有相互侮辱、彼此争斗甚而兵刃相见的现象,更有一些人因种种原因而不愿意与邻居往来。邻里关系较多地反映了传统的小农意识。     

略论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意义深远的思想和文化变革中担负了前驱先路的角色.因受儒家传统的熏陶,他们的文化底蕴是中国本土的.在"条约口岸"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在与西方人士的交往中,在日常生活的感悟中,他们初步体会到西方文化的真髓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就民族情感而言,"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内心常常怀有"敏锐的耻辱感".在感受到中西文化的本质矛盾和差异后,"条约口岸知识分子"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危机意识、改革意向以及富强的追求.在基本文化立场和变革思路方面,他们一般均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这对其后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