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断》与汉代奏议文

刘勰<文心雕龙·章表>将汉代奏议分为"章、奏、表、议"四类,其说缘自蔡邕<独断>.然刘勰重在以内容分类,不及<独断>以文体格式、内容、上书途径分类科学.将<独断>之表述与汉代奏议文的实际情形相比较,发现<独断>中所言仅是对汉代公文一般情况之概述,事实上即使蔡邕本人所做奏议也没有完全遵守<独断>所言.     

浅谈“奏议”

浅谈“奏议”黄健在曲折绵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历代为宦者，都要事事向朝廷上书言事汇报政绩。所以在渺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要论数量之多，大约应首推“奏议”类文章了。魏文帝曾丕在《典论·论文》中，郑重其事地将文体分为人类四科，并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诛...     

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经学作为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学问,在西汉武帝以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在西汉武帝至王莽统治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汉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汉书》中自武帝至平帝七个本纪及《王莽传》中记录了大量诏令奏议。这些诏令奏议在语言风格上,由最初引用、转述儒家经典语句渐变为直接摘抄和模仿儒家经典;在内容上,由最初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转变为解释灾异、祥瑞和谶纬,并逐渐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从西汉诏令奏议的文风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西汉经学从务实到神秘化、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宗教化的变化过程。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盛的表现,也是经学蜕化的表现。     

“启”在魏晋六朝的衍化

"启"产生于上奏类公文不断细化的过程中,它从表、奏中分离衍生,乃是出于承担言细小公务的需要,面目没有表、奏庄重严肃,篇幅也往往短小。至刘宋,谢物小启从"启"体中分化而出,这一方面是"启"体一些内在要素发扬光大的结果;另一方面乃因谢物小启的作者和行文对象之间关系密切,在"书"体影响下,此类启文具有了私人交流的性质,表现在为私事而发,寄寓作者感情、生活情趣、行文骈化等方面。"启"至此向"书"体靠拢,与"书"体相融。受强势文体影响,某些文体发生演变分化,这是文体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     

初唐贞观时期的奏议文体类目及其风格特征

贞观奏议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此时期奏议的文体类目,与前代相较无大的差别。在文体风格方面,具有创作大多数为骈体文,讲究偶俪,但夹杂以字数不等的句子变化,较有文采;文章条理清晰,说理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语言明白流畅,气势充沛,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多方位恰当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语句,具有典雅美等特点,通过分析此时期的奏议文体风格,对于推动初唐文学研究以及奏议文体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奏议宜雅”析解及其对现代公文写作的鉴启

奏议是中国古代臣民向国君进谏陈情的重要文体,随时代需要而不断发展演变。探究奏议的本质属性,其核心要义在于"雅",是指导奏议撰写和评价的根本标准。奏议之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形式之雅,表现为规范的格式和通用的常用词;词句之雅,表现为修辞手法和典故的运用;文气之雅,表现为丰沛的情感和说理的透辟。对于"奏议宜雅"的解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秦汉时期的奏议名篇,更为现代公文中上行文的写作在语言、内容、体式等方面提供历史借鉴与启示。     

古代政治文化与奏议文体变迁——以表、状、札子为例

奏议在古代多用于臣子向皇帝言事、陈情、谢恩等场合,是君臣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表作为一种文体出现较早,带有某种程序化倾向,其功能在历代多有发展变化。状盛行于唐代,并为后世所沿用,主要可分为奏状与申状,各有其不同的功能与体式。札子兴于两宋,用于明清,一般体式简短,一事一札,但发文主体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表、状、札子作为典型的上行公文,每一类均有其独特的源流演变、文体功能与写作要求,其中也蕴藏着特殊的政治文化。     

启文述源

启文于东汉出现 ,作为奏议文字长期存在于传统公文之中 ,齐梁时文体论者即在此一职能上认识启文体。而刘宋时启文内容发生显著变化 ,使之渐近于应用文之书牍类。启文的衍变过程 ,是其文学化的进程 ,也是文体蜕变和融生的过程。     

连珠体的起源及文体意义

长期以来在连珠的文体特征问题上存在偏颇,从而导致对其起源认识的诸多看法。其实连珠不仅在内容、形式上具有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穿贯事理,如珠在贯的特征,同时它是指一组作品。因此,尽管先秦时期已存在连珠的核心体制,但作为一种文体,则是由扬雄开创的。连珠最初是作为奏议而存在的,发挥规谏的功能,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慢慢也成为抒发个体情感的一种文体。     

势、理、情：我国古代奏议行文的三种表达

奏议是我国古代用来向帝王上书言事、发表意见的上行文。它的撰写为历朝历代所推重,凝聚着古代知识分子的心血,代表着我国公文创作的最高水平。中国古代奏议行文,通常会选取势、理、情三个角度来进行,表现出尚势、论理、叙情的风格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