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文学》之“文学”辨析

《世说新语》中保留了大量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史料 ,反映出魏晋士人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魏晋士人对于文学的广泛讨论促使人们将“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看待 ,对于文学的认识更加全面准确 ,更贴近文学的本质 ,对晋宋之际文学新观念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魏晋士人同一性危机的探源与思考——兼评郭世轩先生的《魏晋艺术精神研究》

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一个世代问题。研究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不仅要着眼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也要探源逐流,研究两汉时期的历史状况。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两汉时期,尤其是儒学取得至尊地位以后,士人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志行高洁,少有违礼纵情的。但由于两汉政治局势的混乱,儒学一度低迷,士人的思想极端混乱,这为魏晋士人的自我认同埋下了祸根。同时,由于魏晋的政局更加无序,尤其是统治者对名教的破坏,使得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更加突出。     

琴与魏晋士人的儒道情怀和生命体验

魏晋时期，士人尊琴爱琴蔚然成风，琴不仅在魏晋士人的日常生活和诗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而且成为士人生命境界的一种表征，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琴作为魏晋士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命活动方式之一，承载了士人的思想情怀和审美情趣，由此而形成的琴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世说新语》看天中士人文化

《世说新语》集中反映了对东汉至魏晋时期名士行为、举止等风貌的品评。这种人物品评的行为其实肇端于东汉时期的人物荐举和鉴评,而推动人物品评的杰出人物多为天中汝颖士人。淮河流域特别是淮河中上游的天中地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该地区的士人在汉代特别是东汉十分活跃,他们有着高尚的品格和卓越的风范,其言行举止垂范着天下士人,形成独特的天中士人文化。《世说新语》上中篇的正面描写中,充满天中士人的情操和意趣。魏晋风流是天中士人文化的延续和转变,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舆论兴旺。     

论魏晋士人的人格构建——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人格构建特点。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士人生命危浅,朝不保夕,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已无法适社会现状。为适应历史要求与社会现实,魏晋士人从儒家关注个人的社会价值转向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们自觉从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他人(社会)及自我的关系——来构建与完善自己的人格。     

两汉造园要素比较研究

在我国以往的汉代园林史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西汉皇家园林而忽略对东汉园林的研究,或将两汉、秦汉园林混为一谈。笔者从园林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两汉时期的社会背景、审美思想,并将园林创作思想、技法、造园成就等要素进行对比,详细阐述了东汉较之西汉在造园思想和审美的不同之处以及造园技术的进步之处、东汉造园的发展与魏晋士人园林的兴起有着不可忽略的关联,探讨了东汉园林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可能性。     

美在深情——《世说新语》自然审美的意蕴

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哲学背景,唤起了魏晋士人的审美自觉,使魏晋士人对自然审美的欣赏走向神、情、气、韵的深处。自然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隐逸意识与悲情意识的审美载体。     

《世说新语》中樗蒲的文化精神

"樗蒲"这一外来的竞技游戏形式在魏晋时期得到广泛的流行,成为体现魏晋士族文人精神风貌和文化品味的重要媒介.在儒家思想势颓,老庄无为自由精神盛行的魏晋时期,樗蒲活动中原有的体现西域民族冒险精神的内涵与魏晋时期士族文人的人生态度融为一体,充分表现出魏晋士人追求刺激冒险、追求个性自尊、自由和放达任性的人格精神.从而体现出任何具体的文化娱乐形式都要受到时代文化总体精神制约这一文化史、社会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行散

魏晋时期,士人喜好服药,希望以此延年益寿。据葛洪《抱朴子·金丹篇》记载,魏晋士人所服之药为“五石散”,由丹砂、雄黄、白凡(矾)、曾青、慈(磁)石等“五石”制成。因服后忌食热食,又称“寒食散”。后人誉魏晋士人服药为魏晋风度的突出表现之一,主要不在于其服药本身,而在于其行散时所表现出的风度。　 魏晋士人服散之后,药性发作,需要行走“发散”,是谓行散。魏晋士人行散时,身着宽衣,足登木屐,长啸低吟,披发徐行。其舒缓飘逸之姿态,清明开朗之神情,突出地显示出一种魏晋士人所独有的风度。在当时对此倾慕乃至模仿的人很多,一…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心态

魏晋时代被普遍认为是人的觉醒时期；魏晋名士向来以对传统的叛逆而著称。《世说新语》生动地呈现了魏晋士人这一独特的生命情调，它为人们了解这一特定的文化风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启示。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乱世。社会长时间反复震荡给士人增添乱世的刺激。理想幻灭，精神崩溃，痛苦不堪，寻求解脱渐渐成了时代流行病。而儒学自酉汉晚期羼入阴阳谶讳之说以来，日益沉入章句繁琐的泥淖之中，原始儒学重视人道积极进取的精神被阉割歪曲而成为人们精神的负累，士人据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在汉末大乱中彻底崩溃了。被压抑已久的法、名…     

魏晋风度之下士人的精神矛盾

魏晋时期玄风盛行 ,士人们清谈 ,饮酒 ,服药 ,显得通脱潇洒 ,后人称之为魏晋风度。但是在魏晋风度之下 ,士人们却处于一种极度的精神痛苦之中 ,这种痛苦到了极点才呈现为一种表面上的快乐。本文试从这种精神矛盾中揭示士人的精神状态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集中摹写了魏晋士人这一鲜活的群体。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士人所推崇和实践的理想人格,呈现出了迥异于两汉的独特风貌。魏晋士人超越世俗、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折射出魏晋时代儒家价值观的式微和道家价值观的兴盛。魏晋时代的人格之美,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诗意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关的丰碑。     

葛洪《抱朴子内篇》与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论析

魏晋士人从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此时,修仙成为他们探索生命的一种方式。葛洪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学家,他所著的《抱朴子内篇》是道教的重要著作。它反映了神仙信仰,体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永恒与精神自由的生命意识。     

论汉魏六朝士人的感伤情怀

感伤这种人类低沉的生命情绪,在汉魏六朝的士人之中普遍存在,并可依其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西汉到东汉末,特点是感伤情绪尚未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可称为感伤情怀的前奏期;第二个时期是从东汉末到魏晋,特点是由于社会的动荡黑暗和人的觉醒,感伤情绪已经弥漫到了整个社会之中,可称为感伤情怀的滥觞期;第三个时期是南朝时期,本期特点是士人从佛教中找到了解决生命痛苦的途径,感伤情怀已走向消释。     

闲情赋"劝百而讽一"原因试探

自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以闲情为主题的赋都具有"劝百而讽一"的特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前人皆认为是由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礼教原则的束缚.然而事实上,汉末魏晋时代是一个儒学崩溃的时代,反礼教蔚然成风,士人普遍重情而又以理节情,这说明闲情赋的"劝百而讽一"并非是"以礼节情"的结果,而是个体生命的本能冲动与有利于个体生命存在的欲求内在冲突的表现.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士人心态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而<世说新语>作为该时期的语言及人物镜象,反映出魏晋士人以人格、自尊、自我为导向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但对生命价值实现方式的错误选择最终导致了生命意识的残缺.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

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一个常用术语,同时也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主要表现在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对待事物的情感和情爱方面均有不同流俗之处,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就反映了魏晋风流的这些精神实质。     

魏晋清谈兴起的原因

作为一种文化风尚，魏晋清谈之兴起，有其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等多方面的原因，大致说来。约有以下数端：其一，魏晋之际，政治险恶，各政治集团的争斗日趋激烈。士人稍有不慎，极易招来杀身之祸。故士人由原先的弹劾朝政转而口吐玄言，东汉末年的清议也由此转为清谈。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求善 求实 求自然——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文化视角

将汉晋“士人”的人格变迁研究置于从儒家独尊的一元文化模式向儒、道、释、玄的多元文化模式演变的宏观文化背景下 ,并以哲学的视角 ,检视汉晋求善、求实、求自然的文化精神的嬗变对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影响 ,揭示了从西汉进取型人格经由东汉士人个体意识的苏醒 ,最后发展成为魏晋士人的“边际人”人格的变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