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

维稳模式是一个国家治理模式核心特征的集中体现,展示了一个处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所面临的基本治理困境,而维稳模式的转型则明确昭示着一个国家政治建设的基本趋向。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和压力维稳,具有明显的运动式治理和组织化调控色彩。这种维稳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困境,集中体现为政治风险大,维稳成本高,有不断被异化和内卷化的趋势。有序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构建公平正义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构建多中心的合作治理模式,实现中国维稳模式的现代转型,是转型中国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     

维稳需要新思维

进入21世纪以后,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实践中,我国各级政府在维稳工作中采取了许多措施和方法,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误区。当前,维稳工作迫切需要有新的思维。要正确分析和判断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既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也不要过激反应。对我国社会结构的弹性要有充分的估计。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逐步摆脱僵硬的社会管理模式,建立和完善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社会治理模式,使维稳工作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从而实现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长治久安。     

维稳新思维:重新发现社会保障的柔性维稳功能

当下中国社会稳定面临着贫富差距悬殊、城市贫困人口增多、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和群体性事件频发等挑战。为有效维护社会稳定,需转变维稳思维,从现有的刚性维稳迈向柔性维稳,即更好地发挥社会保障的柔性维稳功能。通过树立刚柔并济的维稳理念,建立人人共享的包容性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完善"最后一道防线"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升社会保障"柔性维稳"的制度效力,构建整体性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保障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功能。     

浅谈维稳思维的转变

通过论述传统维稳思维的误区,特别是影响稳定因素的定性、社会稳定的内涵的界定和当前影响稳定的首要因素群体性事件的本质,并且指出,传统的维稳模式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这就要求转变传统的维稳思维,建立新的符合社会稳定自身规律的新思维.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     

传承与嬗变:社会权可诉性的多重面相

"民生"是中国式的权利话语模式,是社会权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表征.尽管社会权是否可诉依然存在争论,但世界各国社会权实现巳存在多种成功模式.社会权可诉性路径不仅包括司法途径也包括准司法路径,然而社会权实现需要国家财政大量投入,存在"限度"问题.国际社会用"最低限度"标准衡量社会权实现程度.社会权可诉性义务体系是包含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在内的完整义务体系.     

我国维稳策略的反思与重构——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视角

3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稳定的风险和挑战.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采取了“权力维稳”、“高压维稳”和“摆平”的策略,这反而使社会稳定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事实表明,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采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重建施政合法性和维稳机制,社会稳定和谐的法治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落实科学发展观条件下的"社会稳定观"研究

在我国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如何维护社会稳定,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以往"GDP崇拜"发展模式中,社会稳定是依靠"权力强制"来维护的.这种稳定方式及相应的社会稳定观,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不相适应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必然是我国深层次社会矛盾集中释放、社会冲突多发的过程.因此,必须将靠"权力强制"作基础的社会稳定观转变为以"满足最广大群众需求"作基础的新社会稳定观.对"社会冲突"进行科学化管理是实现新社会稳定观的重要途径.     

高压维稳考核的弊端与完善途径

高压维稳考核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票否决"制度,暴露出不少弊端,不利于从长远上维持社会稳定,对法治社会建设产生了不良影响。破除维稳高压考核,建立有助于法律实施运用的相关维稳制度,强化依法治理,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政府在维稳工作中的被动局面,实现社会长治久安。     

精英下乡: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制度变迁——对"村官工程"的政治社会史解读

资源困境决定了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一般路径是与农村精英合作,由此形成农村精英从"公共型"、"官僚型"到"政党型"和"经济型"的变迁史.现代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表明农村精英与现代国家推进的现代化建设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回归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路径选择,精英下乡是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理想模式,是对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一般路径的超越.它存在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必然结果.     

"非典"流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但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非典"流行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异,"非典"流行事实上打断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进程,正是由于社会缺乏自救能力,也无可以自救的组织资源,才使国家有了大规模介入社会的可能,国家不得不依靠强化政府权力的方式和传统的动员渠道来控制疫情的扩散,也在事实上强化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在处理突发事件或者社会传染病时,能否不以伤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为代价?"非典"之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应建立在公平、平等、民主、自由与正义的基础之上.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