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

信佛妇女在接受信仰的同时势必受到信仰的约束,这种约束也一定会对她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而这种约束与随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她们的受戒遵戒上面。唐代在家信佛妇女受的主要是菩萨戒。唐代一些受了具足戒而出家的比丘尼与家庭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因为这种关系不仅意味着它也是一种家庭生活,而且还说明了出家妇女对家庭生活的依然参与。这些不仅和社会的环境、宗教本身等因素有关,而且也曲折地反映了妇女提高自身在家庭中形象地位的一种努力,即信佛妇女藉此在礼教的氛围中维护自身的尊严与人格。同时,还显示了中国佛教戒律的情理化。     

论宋代的“杀人祭鬼”现象

中国民间信仰形态多样,其中不乏一些充满原始遗风、危害他人生命的信仰仪式,＂杀人祭鬼＂便是极端状态的祭祀行为之典型。＂人祭＂渊源久远,在中古时期发展到新的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佛教有所关联。宋代是民间信仰相当活跃的时期,文献中有颇多关于＂杀人祭鬼＂的记载,对此加以考察有助于更进一步认识古人的精神世界和当时的社会状况。     

试论北朝家庭的佛教信仰

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信仰家庭化的趋向日益明显。北朝家庭的佛教信仰,具有极为鲜明的特点,即以家庭和家庭成员为关注焦点,重视宗教信仰实践,并且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当时的家庭,之所以成为宗教信仰的单位,一方面在于环境的熏染,另一方面,也根源于家人的有意弘传。     

浅析中国家庭知识女性单一角色的定位及价值

当今中国,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社会双重职责在她们身上已经悄然发生了分化.其中,专职家庭知识女性群体的出现,可以说是社会转型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新群体.尽管社会对她们单一角色的定位评价不一,但她们对自身的角色模式有着富于个性的价值理解,并勇于承担相应责任.     

宋代妇女价值取向论略

宋代妇女基本上建立了符合儒家标准的价值观,官绅家庭的妇女虽然遵循不予外事的传统古训,但又不放弃自身的责任,她们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她们的儿子、丈夫,为国为家培养了许多忧国忧民、不慕虚名的士大夫,下层妇女普遍参与社会劳动,用勤劳的双手为国家经济贡献力量。宋代妇女在贤妇与慈母、家业与国事、责任与义务选择中,阐释了自身对社会角色与身份意识的感受和理解,对历史与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宋代浙江佛教与地方公益活动关系考论

宋代佛教在思想开新方面不及隋唐活跃,但世俗化、实践化趋势明显,兼之朝廷采取保护佛教的"家法",寺院与僧尼数量均获迅速发展,浙江地区尤其突出.宋代浙江佛教信仰推动的地方公益活动非常普遍,主要表现于造桥铺路、修陂筑堤、掘井挖泉、客舍行旅、救疾济困、养老慈幼诸方面.通过公益活动,佛教与官方、儒家士大夫及一般民众建立了更为良性的关系,促进了社会协调,也推动了佛教自身发展.     

度母信仰及其在西藏的传播

度母信仰在藏传佛教神灵体系中占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对度母信仰传入西藏地区的历史背景的梳理,认为度母这一起源于晚期印度佛教的女性神祗信仰,于松赞干布时期传入,在阿底峡时期真正开始普遍流行,结合＂转轮圣王＂及＂上师崇拜＂观念的影响和推动,将历史人物与佛教菩萨信仰结合而形成＂观音—度母＂的联合信仰模式,并经过阿底峡的大力推行而最终成为藏传佛教中最为普及的女性神祗之一。     

隋唐时期的出家人与家庭

隋唐时期佛教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崇佛礼佛成为不同阶层许多家庭的重要生活内容。许多皈依佛门的出家人与世俗家庭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参与家庭的佛事活动,为父母亲人写经造像,表达自己的孝顺与亲情,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家庭事务的处理,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成员的信仰倾向。     

许兰雪轩与李清照之比较

朝鲜宣祖时期（约当明万历时期）的女作家许兰雪轩与中国宋代的女作家李清照，有许多共通点：她们的家庭（娘家和婆家）都是名门望族，其主要成员都担任过中央高级职务，并具有深厚的学问素养；她们的家庭后来都因受到诬告和弹劾而败落，使家人陷于危机之中；她们生活的时代，都是国家遭遇战乱和危机的时代；她们本人在晚年都一无所有，生活非常悲惨；她们自幼都聪明而有才气，又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她们无论在憧憬浪漫之梦的少女时代，还是在描写女性情趣的作品中，都具有相类似的意识。但她们也有不同之处：许兰雪轩与丈夫及婆婆关系不谐，婚姻生活很痛苦；而李清照的婚姻生活则很幸福。在对现实世界不满的情况下，许兰雪轩想极力摆脱现实，沉湎于游仙世界，寄希望于死后的理想世界；而李清照则既回想过去，又正视现实，并不完全沉湎于理想世界。     

学界荐书

陈玉女著:《明代的佛教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研究明代佛教史的论文多篇,综合历史学、社会学的视角与研究方法,对明代佛教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佛教与地方经济环境的相互影响,佛教因应政治、社会的需求而发生的变化,佛教信仰所反映的明代女性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地位,以及佛教医学的发展等多个论题进行了     

论宋初儒释混融现象——以李觏与契嵩为例

宋学受佛教之影响不言而喻,而关于儒释两教之影响却是双向进行的,一方面儒家自大其教恢复自家门庭,积极吸纳佛家之义理重建儒家之形而上学以与佛家抗衡;而另一方面面对儒学复兴运动中声势浩大的排佛运动,佛门僧人也积极援引儒学经典来附会佛典以对抗挑战,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南宋遗民词与佛教思想

遗民词人群体形成于宋末元初。由于与僧侣的密切交往,对佛教思想的接受和深入研究,他们的词作中,蕴含着深刻的悲苦情怀体验和＂四大皆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明显地体现出佛教的思想意蕴。     

宋代浙江佛寺与名茶

宋代浙江是佛教的重地,仅杭州一地佛寺就达四百多座,浙江全境的寺院更是不胜枚数。宋代浙江山地众多,普遍植茶,共有12州60多县种茶,产茶量居全国产茶路分前列。名茶众多,其中很多由佛寺僧侣栽培,湖州、越州、杭州、台州等地,都有寺院僧侣培植的多种名茶。佛寺之茶,因藉僧侣供佛、自饮、待客、施茶诸方面的茶活动,丰富深厚了茶文化的土壤,为在宋代达到极盛的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说唐代洛阳白马寺

洛阳白马寺是东汉由西域引进佛教后建立的第一所佛寺,到了唐代,已经破烂衰败。武则天时期,白马寺得以重修,在政治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这里的佛事活动一直在继续,不但体现中外文化交流,而且对国内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白马寺没能作为单一宗派的祖庭而得到本宗的张扬和保护,它是综合性的佛教道场,显示出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势。     

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     

宋词中的佛因禅缘

宋代帝王大都推崇佛教,因此士大夫文人也习佛成风;而佛教(主要是南禅宗)的世俗化转向及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更为宋代士大夫文人在佛禅义理的沉潜中获得精神的超越大开了方便之门。佛教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至深至广,特别是在诗歌和散文领域。相对而言,宋词受佛教的影响较小,但词是有宋"一代文学"的标志性"产品",虽然"词为艳科",专主情致,侑酒佐欢、遣兴娱宾是其主要功能,然而填词既然是当时士大夫文人文学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就不免渗透着他们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也就不难从中看到或感受到词人与佛禅的不解因缘。     

论唐宋时期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

佛事消费习俗是唐宋时期一项重要的丧葬消费习俗,这一习俗的形成受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与时人的心态观念密不可分;反过来,该习俗又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唐、宋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既有相通之处,又因佛道二教的发展等原因而各具特色,但总起来看,佛事消费习俗在唐宋时期的丧葬消费习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们的生死观、价值认知、社会崇尚等一系列追求倾向和消费倾向,影响后世深远。     

简论宋代民间养老

宋代民间的养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养老模式中颇具代表性。两宋王朝民间养老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两点,即民间养老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完善的侍丁制度。宋代民间养老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同居大家庭的重新形成、孝文化的推广以及政府养老政策鼓励等,最终使得民间养老蔚然成风。民间家庭养老风气的形成一方面维护了两宋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使得老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同时,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并对后世民间养老模式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辽代的佛教与阅读

辽代佛教的盛行,使佛教读物大量产生,僧人和信徒空前之众,名刹伽蓝遍布境内,寺院阅读繁荣兴盛。它们不仅形成了辽代文化的显著特点,也成为辽代社会阅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整个辽代的阅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宦官与佛教寺院

宦官政治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明代宦官普遍信奉佛教 ,积极营建寺院 ,是天下佛教寺院重要的檀护力量 ,各处的佛教僧团也呈现趋附宦官势力的倾向。因此 ,这成为明代宦官政治史和佛教史的一大特点。宦官营建寺院的活动 ,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形式 ,总体上是借助于皇家背景 ,使其势力由宫廷渗入民间社会 ,其实际意义也远远超出宗教范畴 ,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及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