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文化”浅论

文章从学理分析和社会调查的视角对“段子文化”的含义、兴起进行了阐述,并加以解析,最后为使”段子文化”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笔者又提出了一些建议。     

南京微影像浪潮席卷全国——聚焦第四届全国高校数字短片大赛

我们正迈入一个“短片时代”,从手机、DV、高清摄像机再到数码单反,由于数字新媒体技术的助力,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情地生产、传播和消费着短片。     

T-coin：迪思网络营销方法论

迪思数字的T-coin是生长于迪思全传播的土壤中，这个土壤是过去13年的经验总结．是将全传播和迪思倡导的“五力体系”（整合力、洞察力、创意力、执行力、销售力）嫁接到了网络、手机等数字媒体平台上，是在网络和手机上的全传播。     

贵在“高处不昏头”

一位泥瓦匠出身的部长在接受采访。记者问：“您觉得部长和泥瓦工有相似之处吗?”部长答：“当然,他们都需要保证在高处而不昏头!”这一短信是在近日广州“廉政文化周”廉政段子征集大赛中获奖的最佳段子。这小段子,言简意赅,精彩绝伦,堪称绝妙好辞,令人拍案叫绝,获奖当之无愧,也让人生发许多联想。     

5.12汶川地震对灾后民众心理的影响——基于震后流行段子的分析

5.12汶川大地震后,在网络、手机上流行着与地震有关的各种段子。这些段子描述了与地震有关的种种现象,反映了5.12地震对灾后民众心理的影响:认知上,危险无处不在;情绪上,恐惧、焦虑;行为上,一切都乱了;观念上,名利靠边、真情至上;人格上,川人的乐观与坚韧。     

抵抗与规训——黄段子灰段子与红段子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

黄段子灰段子是民间话语的一种体现,它以狂欢化的色彩表现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同时也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进行消解,体现出民众在社会转型期普遍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下对自身处境的想象和情感表达。红段子则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引导和传播的一种意在挤压民间段子(主要指黄段子灰段子)话语空间、强化文化领导权的"红色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文艺形式,红段子的文化生产方式体现了官方话语对民间话语进行规训的运作机制。     

清末官绅推行切音字的努力与成效

清季切音字运动从观念的传播到付诸实践,经过了20年时间,一度呈现蓬勃趋势,随着简易识字学塾政策的推行而趋于式微.透过切音字的推广可以看到,其时地方政府和朝廷在某些问题上的取向有异,且二者内部也有不同意见,难以简单地用“官方”的概念笼罩一切;其次,清季思想界确有越来越注意“国民”的趋势,但致力于“启蒙”的人们目光仍多向“上”看,且所谓“民间社会”同样存在“有权”和“没权”的差别.这一时期,士绅阶层在基层社会的号召力没有减弱,他们的诸多作为和在传统社会中存在着很强的延续性,这正是在社会阢陧不安的情况下,“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仍可办得有声有色的一个主因.不过,此时民间社会越来越多地向官场以外寻找可能,而近代报刊的造势功能也成为社会运动的资源.最后,从受教的对象和人数、受学者投入的各种成本和切音字的实际运用等情况来看,实际效应并不乐观.     

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传播与“西南丝路”

近10年来,从川西、滇西经缅甸到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关注.我们从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的Cinapatta问题到张骞在大夏见到经印度转输的蜀布、邛竹杖以及唐代阿拉伯商人的活动中,对“西南丝绸之路”在商业上的意义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但是,就10世纪以前而言,遍查史籍,此路上有具体记载的商业活动并不多见,多见诸史籍的是佛教僧侣的取用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这表明,10世纪前佛教传播在“西南丝绸之路”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点尚未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     

传续百年：浙江“唱新闻”曲艺变迁的传播社会史考察

“唱新闻”是起源并流行于浙江地区的一种地方曲艺,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说唱形式的口头传播活动。这种传播形态起源于南宋时期的“说朝报”,在近代浙江地区兴起,后扩散到上海等地,是留存至今的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活化石。根据推动“唱新闻”发展的动因和社会传播功能的不同,可将“唱新闻”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唱新闻”的传播者身份、传播的“新闻”内容以及表演的空间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市场和受众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媒介技术因素是影响“唱新闻”变迁的重要因素,每个历史阶段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又有不同。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唱新闻”的变迁,对于揭示地方曲艺、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的“主体”问题

政治传播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因而政治传播的“主体”说到底是人而不是其他.“主体”以种种“形态”存在,有个体、集体、社会总体和人类总体几种形态.“主体”的个人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个人主体”;“主体”的集团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社会组织”、“各种共同体”;“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对应的是“国家、政党、政府”.目前的中国,国家(政党、政府)仍然是政治传播的主体,主导着政治传播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认识上,仍然要坚持这种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的理念.政治传播的“多元主体”在中国还不现实,各种“社会组织”的政治传播功能还有待于挖掘和培育.当我们强调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国家(政党、政府)作为“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时,并不排斥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相反,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的政治传播功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重要战略理论之一.     

危机传播控制模型的建构

从中国“98抗洪”到美国“9·11”；从“伊拉克战争”到“中国抗击非典”再到前一段时间频频发生的“禽流感”，这些都表明了当今世界是一个危机不断的时代，因此危机控制日益成为社会各组织以及学术界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文章将危机传播控制划分为前期危机预警、中期危机处理和后期危机调控三个阶段，并提出了一套危机传播控制的基本模型。     

蠡测“写一部好书”——读《大生命视域下的庄子哲学》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出现了一些流行语,如“知识爆炸”、“海量信息”、“云计算”、“云图书馆”云云,意思是说,网络技术连通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人.知识累积之富,如恒河沙数;信息变化之速,刹那万千;信息传播之广,其大无外.知识的获得不再有门槛,信息的传播失去了边界.不仅知识和信息被数字化,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也在无可奈何地被数字化.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成为网络世界中一串“被平面化”的冰冷的数字或符号.在这样的时代场景中,人人都在写作撰文,人人都在著述立说,人人都在传播互动,人人都在用同样的方式表现“同样的我”,撰文著书已不再是少数“思想者”在孤独寂寞中“表达自我”的苦心孤诣的艺术.于是,学术被技术和数字平面化.知识、信息、学术的“平面化”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正面的,即从积极的方面看,有助于知识的大众化、平等化、民主化;二是反面的,即从消极的方面看,它无疑会导致知识的平庸化、低俗化、无个性化.     

流程优化：新媒介生态下主流媒体核心 竞争力的呈现与扩散

5G、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介入,对传媒生态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使传播理念与模式发生巨变。在新的媒介生态下,主流媒体要不断呈现和扩散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进一步转型优化传播流程。在传播主体上,体现从一元到多元的传播赋权;在传播内容上,聚焦从聚合到分发的精准服务;在传播渠道上,深化从“相加”到“相融”的跨界耦合;在传播对象上,适应从受众到用户的定位质变;在传播效果上,实现从接受到认知的“黑洞”烫平,为建构主流媒体主导的新传播景观服务。     

张闻天陈列馆育人实践的理论沉思 ——兼论高校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

河海大学张闻天陈列馆作为高校红色文化资源,在传承和弘扬张闻天的核心价值理念、发挥红色文化育人功能具有重要作用。为凸显特色和优势,陈列馆在育人实践方面进行了4个方面探索：从“表面”到“内涵”,深入挖掘张闻天精神的时代意蕴;从“传播”到“激活”,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从“线下”到“线上”,创新教育实践模式;从“校园”到“社会”,依托实践基地拓展对外育人服务功能。张闻天陈列馆的育人实践探索,也为高校利用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校本资源的社会化、历史资源的时代化、精神资源的实践化提供了参考。     

手机 3G时代的第五媒体

似乎一夜之间,3G成为了国内的一个热门话题,虽然作为“第五媒体”的手机从理论到实践都还处在尝试阶段,但尽早掌握它所能提供的四项核心服务——手机位置服务、手机电视服务、手机搜索服务、手机二维码服务将会使企业获得品牌知名度与亲和力的“双丰收”。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流行语与文化话语权变迁研究

社会流行语作为文化的重要表征与隐喻,记录了中国当代历史和社会变革的足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社会流行语的发展和变化历史,无论从生产主体到内容选择,还是从传播平台到解读与再传播,都代表着传媒场域中我国文化话语权从官方到民间、从权威传媒机构到互联网的变迁过程。这一话语权的变迁,为社会公共治理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带来了问题和挑战。但是,这一变迁是传媒变革以及技术力量赋权所带来的公共话语权力空间再造,并不是对原有格局的颠覆与对立,管理者需要的是:以民心所向为指引,读懂大众话语实践背后的社会实践倾向,将大众“话语实践”转化为管理者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     

论手机文化的基本特征

目前,国内学术界并未形成“手机文化”的明确概念与特征界定。按照手机应用特点和文化形态考察可知,手机文化有以下基本特征：（1）手机文化是典型的给大众生产娱乐快感的文化;（2）手机改变了文化的传统特质,形成了互动的、非线性的开放状态;（3）手机拆解了文化的集体性而建立起了文化的私密性;（4）手机是视觉性文化,“一路观看”是手机使用者最喜欢的信息传播和审美方式,视觉化是手机传播中人／机新关系的文化枢纽。     

信息多寡与社会贫富——关于信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问题

那些关于“信息社会”的夸张且通常是简单化的论断,大都没有认真研究促使从工业社会向信息和知识社会转移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因素。但是,也有很多学者提出,这种“信息社会”,尽管是“全球性”的,但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实际上,这种社会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那些受经济因素制约而无法接触到有关信息和知识的形成及传播技术的民族、社区和国家无法享受到信息经济所预言的富裕与繁荣。 许多关于“信息社会”可能存在不平等的论断已见诸文字,相当     

作为社会动员机制的抗疫公益广告

抗疫公益广告作为社会动员中传媒动员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与新闻舆论相伴随和相呼应的特征。从“对社会动员”到“由社会动员”的转向中,抗疫公益广告自下而上的“由社会动员”特性,唤起了公众从内心到行动的同意、认同和参与,是中国抗疫行动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基于理性的舆论引导、信息激活功能,以及感性的氛围营造和共情营造功能,需要从社会动员和广告传播两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抗疫公益广告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需要从顶层设计、激励和评价体系构建、共情营造和广告引导、国际传播等方面进行应对和提升,使其在抗疫社会动员中发挥更大作用。     

广西：“手机扫黄”重在突破技术监管瓶颈

笔者日前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由于缺乏技术手段对手机网站制作、传播等活动进行监管，广西“手机扫黄”工作存在一定困难，建议多部门联动打击“手机贩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