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与儒家的理论变迁--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

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反映了儒家学说为适应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而发生的理论变迁。荀子提出了礼法互补、王霸并用的系统理论,为大一统王权政治提供了最佳的治国模式。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制度建设,荀子论述了他的王政和王制的思想。荀子主张尊君,以树立和维护君主的权威,同时又主张以儒家的道统与民本思想为主,建立起对君主的权力与意志的制约机制。     

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思想新论

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内涵有三个方面政治统一、王道仁政、思想文化统一.大一统的基础是实现天下的政治统一,政治统一的内涵是王道仁政,政治统一是大一统的外显层次,王道仁政是大一统的内隐层次.王道仁政的内涵是解决民生问题,推行文德教化.文德教化的实质是统一思想文化,并以此整合"华"、"夷",实现大一统理想的最高境界.     

论明清之际“复封建”旗号下的分权反专制思想

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复封建”论,冲破了传统王朝窠臼,超越传统“封建”与“郡县”的讨论,寓反君主集权专制思想于其中,而具有突破性的进步意义。同时代的英国即是以封建诸侯起而平衡君主权力,制定国会宪章,从而实现了制度创新转型。在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中国,以“复封建”来分权制衡专制君权不具可操作性,制度创新历史转型的出口在哪里则仍需探讨。意识形态政治泛化的“封建说”,脱离中国历史实际解释不了历史而没有学术价值,蕴藏于“封建”制下的明清分权反专制思想,则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溯源的大一统思想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就以大一统理念为精神内核强调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一历史传统不仅诠释了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经验和思路,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根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范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从“华夷之辨”到“华夷一统”,从政治统一体到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孕育。经过先秦、秦汉魏晋、隋唐至宋辽夏金、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发展与内涵流变,加强了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使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源头,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心理结构、情感支撑和价值能动。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现代管理的负面影响

本文从管理学的角度,通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管理思想的对比研究,描述了“大一统思想”、“中庸思想”、“小农平均思想”、“封闭思想”对现代管理的负面影响,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管理思想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论董仲舒社会控制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是基于其特定理论基础之上的系统化思考,这一理论基础即是以思想、政治上的“大一统”为社会控制的理想目标,教而后善的人性论、天人感应的宇宙观为社会控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由此出发,董仲舒对社会控制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合理性、权威性作出了论证。     

“一国两制”的政治文化渊源

“一国两制”是当代中国倡导的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选择。它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 ,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生了强烈的共鸣 :建构中华大文化的理念与传统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本质高度结合 ;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文化意愿与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产生共震效应 ;对一国四地全体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怀 ,与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合理内质相互贯通。     

略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历史传统

中国有着其它民族少有的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中华民族对统一的执着追求无不与上古三代统一的历史传统和先秦诸子的思想,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地理环境有关。在整个中国古代,大一统形成了政治传统和政治思想传统,奠定了后世统一思想的理论基础。同时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空间特征,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得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强大的内聚力。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大、小传统”之间:论郭璞《山海经图赞》的天人感应思想

从远古到晋代,天人感应思想经历了大、小传统的数次变迁。在《汉书·艺文志》中,《山海经》被列入数术略形法类。郭璞《山海经图赞》的天人感应思想表现为基本模式与特殊模式,理论基石是气论、神论、天论以及三者的杂糅。《山海经图赞》掺杂了一些玄学思想,说明郭璞并非不懂玄学。他之所以放弃"大传统"而选择"小传统",与其学术传承和政治理想有关。郭璞继承了汉代方士化儒者的传统。他虽有避世思想,但仍积极投身于政治之中,目的是为了以"天"为限制因素,恳求帝王减轻刑狱、勤政爱民。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通过占卜敦促温峤、庾亮等人兴兵讨逆,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社会转型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周革殷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以中央集权制度取代旧的封建制度,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汉王朝使中央集权制度完善并确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到"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化的完成;二是权力体制上的封建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官僚体制的建立;三是在思想传统上,汉代在先秦以来"礼乐"思想的孕育中,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奠定了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思想。从而确立了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汉代学校的教化功能

教化政策是汉代首创的政治举措,而教化之本在兴办学校,汉代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灌输儒家政治文化,培养儒化的官吏,增强了官吏推广教化的能力。儒化官吏亲自兴办学校,推行社会教育,宣传先进文化,使儒家的忠孝仁义道德深入人心,提高了汉代教化政策的实效,促进了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     

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

《诗经》学从汉初的压抑中奋起 ,文、景时期 ,积极进取 ,逼黄老思想退位 ;武、昭、宣时期 ,屈居于《春秋公羊》学之下 ,仅作为治国指导思想之一 ;元、成、哀、平时期 ,成为治国主导思想 ;进入东汉以后 ,又让位于《孝经》 ,渐渐远离政治中心。就《诗经》学内部来说 ,文、景、武、昭、宣时期 ,《鲁诗》学盛行 ;元、成、哀、平时期 ,《齐诗》学超乎其上 ;东汉《毛诗》学兴盛 ,《韩诗》学亦稍有起色。《诗经》学作为上层建筑 ,与政治关系的远近 ,决定于它满足社会需要和统治需要的程度     

试论桑主题的文化流变

桑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象征．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考察．先秦两汉时期的桑主题经过《诗经》和《陌上桑》的两次转折．实现了由宗教神话向人事理性以至于政治道德的转换．成为先秦杂文化走向两汉大一统文化的一个标志，并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学母题。     

论陆贾春秋学及其文学意义

陆贾对汉朝政治和文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陆贾与春秋学渊源极深，此秘首为清季戴彦升所发覆。陆贾为汉初谷梁家，其《春秋》遗说主要保存在《新语》里。陆贾述事多用《谷梁传》和《左传》，称义则多用《谷梁传》。陆贾《楚汉春秋》是汉代第一部春秋学著作，它不仅开创了汉代私人修撰当代史的先例，而且绍承孔子修《春秋》的宗旨，用以史明义的方式介入当代政治，促进了汉代春秋学著述的兴起。陆贾首开以《春秋》灾异说政事之风。自此而后，以《春秋》灾异说政事遂成为汉代政论的一大特色。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史略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起源于汉代,在明清时期有了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大、中、小学的民族学校教育体系。＂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曾一度遭到挫折。改革开放后又得到新的发展。     

从《文心雕龙·正纬》看刘勰对谶纬的态度

刘勰对谶纬的态度，研究界曾经给予了较多的负面评价。随着谶纬研究全新视角的开启，两汉谶纬之学的文化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它与远古先民“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有内在的承继关系，在汉代的文化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心雕龙·正纬》直面这一文化现象，并把它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肯定，表明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超出了时代局限。     

东汉时期“兰台令史”的多重职能

"兰台令史"是两汉一个具特殊性的职官,在西汉,它地位卑微,不被重视;到东汉,却位卑职重,于汉明、章两帝时大得彰显。在政治上,它在帝王与群臣之间行使"监察"和"上传"的基本职能;在文化上,它推动了汉代文字的统一规范,对汉代文献典籍的整理保护意义重大;它的群体性创作,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形式,是汉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台令史"这一职官在特定时代下的多重职能,为我们了解两汉时期文官的变迁提供个案参考。     

蒙文通经学四变述论

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承廖平而来并加以发展。他批评汉学流弊 ,倡鲁、齐、晋之学 ,以地域分今、古 ;破弃今、古文经家法 ,而宗周秦儒学之旨 ;其后 ,蒙文通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 ,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 ,推崇西汉今文经学 ;后于晚年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 ,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蒙文通的经学思想内涵丰富 ,经历了四次变化 ,值得认真总结与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