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古汉语中的匣母字

论上古汉语中的匣母字刘冠才自清代学者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古人多舌音”、“古影喻晓匣双声”后，中外学者对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迄今为止，对上古汉语的声母...     

古无舌上音今证

钱大昕论证举例 《切韵》音系的三十六字母中,舌上音有知、彻、澄、泥四母,舌头音有端、透、定,泥四母。但据清代学者钱大昕(晓征,1728—1804)的考证,上古音无舌头、舌上之分。即《切韵》音系的知、彻、澄三母,在上古时代,其音读与端、透、定无异。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他列举了三十条经传上的     

从《番汉合时掌中珠》看西夏语有无舌上音

考察西夏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夏汉对音和汉夏对音中西夏文几乎没有四品舌上音类字,而《五声切韵》和《同音》中却都列有“四品舌上音”类。这并不是一个完全简单地“直抄”,而有可能是实际语音的反映,也说明 12世纪的汉语舌上音类正处在一个变化时期。西夏语的四品舌上音应该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不完全等同于汉语的舌上音。     

论章太炎的古声纽研究

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作为清代古音学研究之集大成者,不仅在上古韵部研究上贡献卓著,而且在上古声纽研究方面也创获良多。章氏的上古声纽研究,在承袭钱大昕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结论的基础之上,根据典籍文献语言用例及个人的审音经验,将传统的三十六字母进行重新的分合归并,即：娘日归泥、精组归照、喉牙互易、喻母并影,提出了汉语上古音研究史上第一套完整的声母系统,解释了其间的声转关系,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章氏的上古声纽说,与其上古韵部说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形成了声韵兼顾、正变互补的古音研究。这种古音学说与其“语言缘起说”、“转注假借说”一道,共同组成了植根于汉语汉字特点、具有鲜明中国语言文字学特色的字源学理论体系,为其后撰作系联《说文》同源字族的《文始》奠定了必备的理论基础。     

读《方言》拾零

汉扬雄著,晋郭璞解《方言》卷十一:蝉,楚谓之蜩(郭璞注音调)宋卫之间谓之 螗蜩,陈郑之间谓之螂(音良)蜩…… 按:蝉,今音chn。根据清代古音学大师钱大昕“古无舌上音”说,上古之蝉字,其声母当为舌尖音,即归“端”纽。今从《方言》十一卷给我们两点启示:     

谈清代汉语标准音

中州音、北京音不是清代汉语标准音，清代汉语标准音是以变化了的传统读书音为基础的官话音。明清时期，官话音逐渐向北京音靠拢，但直至清末，官话音与北京音在声母、韵母、声调等方面仍然保持一定的差别。     

《聊斋俚曲》中语气助词“啊”、“呀”的使用及其关系考察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般认为语气助词＂呀＂是＂啊＂的语音变体,但在近代汉语中,＂呀＂却有着相对独立的语法地位,直到清代才被逐渐纳入语气助词＂啊＂音变的轨道。同时,从比况助词＂也似的＂到＂呀似的＂、＂那似的＂、＂哇似的＂的词形变化中可以发现,在汉语史上存在从＂呀→啊→呀、哇、哪……＂演变的语音链条,＂呀＂存在丢掉韵头音变为＂啊＂的语言事实,因此我们不排除＂呀＂为＂啊＂一个来源的可能。     

避讳义例是钱大昕的训诂之钥

钱大昕是清代杰出的学者,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学问渊博,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在知识面广博这一点上,他是清代学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清代学者梁玉绳曾说:“今之竹汀,犹古之郑康成也!”郑康成就是东汉的训诂学大师郑玄。的确,钱大昕在训诂学方面也具有很高成就。他在训诂中特别善于运用避讳义例来解决古书上的一些疑难问题。钱大昕自已就说过:“读古人书须识其义例。”而避讳义例就是他手中一把灵应的钥     

菏泽方言中的语缀“的”

普通话中的词语后缀子在菏泽方言中被读作的,这一读法是古音的遗留,证实了钱大昕的古无舌上音的中国语音理论,它与普通话的词缀子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附着在名词性、动词性、形容词性词根后面的语缀的是名词化的标记,具有小称义和消极的感情色彩。     

通渭方言所保留的《诗经》词语

研究汉语词语的源流,一定不能忽视《诗经》的词语,因为《诗经》的词语可以作为先秦词语运用的重要材料,(这是语言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音有转移,字有更改”(明人陈第语)。《诗经》所用的词语,越两千多年,在流传中,无论就字形、字音、字义(亦为词义)的那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发展。就字形而论,经甲骨、金文、大篆、小篆而至隶书、楷书,使其形体,差异很大,有些则面目全非。就字音而论,据清学者钱大昕先生考证,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娘,泥二母归泥。与此二者相比,     

上古汉语部分“来”母字在苗瑶语中的对应

上古汉语中“来”母字的构成及其演变一直是汉语史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本文从上古汉语部分“来”母字在苗瑶语中的对应出发，指出上古汉语的部分“来”母字不但对应于当代苗语三大方言中东部方言的舌面音声母[z]（有的学者为[r]）和西部方言的舌面音声母[z]，而且与中部方言的舌根音声母[v]也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并指明这一对应关系在今后汉语史研究中将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重温缪凤林、费孝通中国“封建社会”论

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缪凤林长期用力于中国通史构建,所著《中国通史纲要》及《中国通史要略》提出中国史十时代说,将＂封建时代＂的制度概括为三：封建、授田（井田）、宗法,将唐虞夏商西周称封建时代。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封建＂是与＂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相对立的概念,指的是殷周封建制,与秦汉以降的＂大一统的专制皇权＂另成一格。缪、费二先生坚持＂封建＂本义与西义相通约的理路,准确地概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其具体结论应予认真对待,其论史方法值得借鉴。     

人与自然的亲密共在——再论苗族神话的生态美学意蕴

苗族神话所构建的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图景,蕴含着"天人合一"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表现了人与对象依生、共生、整生的审美境界。同时,这种和谐也体现在人精神的内在和谐上。本文试图以月神神话、巨石神话、枫木图腾神话、鸟图腾神话为例,用生态美学的视角对苗族神话作一次新的解读,以进一步发掘神话中的生态智慧。     

国际视域下苗族研究译介述评

一直以来,国外从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史学、社会学等角度对苗族进行了大量研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但相对而言,这些作品的汉语译介却为数不多。本文基于国际研究的视角,通过厘清不同时期国外苗族研究的译介脉络与价值,不仅发现苗族在不断的变迁中演变成为跨国族群并进入国际视野,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魅力;而且展现出译介国外苗族研究的文献、作品对于全面了解苗族在异域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中的生存现状,以及在世界大同、文化大同的大时代下,促进多民族、多文化的和谐共存,逐步缩小"我者—他者"之间的人为藩篱,存在重要意义。今后对国外苗族研究的译介可从译者对国际视域下苗族研究译介的影响,意识形态对国际视域下苗族研究译介的操纵,赞助人对国际视域下苗族研究译介的操纵,国际视域下苗族研究作品译本序跋研究,新时期跨境苗族纪实文学译介研究,跨境苗族英文小说译介研究等方面进行拓展。     

前近代时期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对清代“苗疆”社会中“非苗化”现象的思考

清朝中期以后,在＂苗疆＂地域的部分＂苗种＂的族群社会中,其群体意识中出现了强烈否认自身为＂苗＂的所谓的＂非苗化＂现象①＊＊。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解读,具体分析了导致出现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及社会文化等原因。并对前近代时期,由＂王化＂与＂教化＂所象征的中华帝国的双重＂华夷体系＂结构下的政治及文化边界等问题展开了初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清朝中后期各＂苗种＂社会在汉化过程中,其内部形成的差异导致的新的族群边界和认同的产生,其实是一种＂结构重现＂的现象,它与近代以后的＂民族＂形成与认同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历史关联。     

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的伦理观与社会规约

苗族古歌为苗族古代经典,作为无文字社会的口传经典不同于文字的经典叙事,苗族古歌具有民众性、日常性和表演性。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不仅反映了清水江苗族的祖先记忆、族群历史,而且是苗族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其“开亲歌”和“苗族贾理”即为苗族伦理观和社会规约的经典性口传文本。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主要从苗族的家与家族、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社会规约等方面规范着苗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并模塑清水江苗族的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以来苗族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苗族伦理观与社会规约的变化,苗族行为准则的“文本”开始由口传经典转化为国家法律与制度,苗族古歌也从“日常生活”状态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形式。     

苗族和苗族地区文化发展的三个“特殊问题”分析

苗族和苗族地区文化发展存在三个＂特殊问题＂：一是主流话语关于＂基本文化权益＂的内容赋予未能充分考虑苗族和苗族地区的实际需求;二是政策体系、职能机构的设置以及权力运作的机制,同苗族文化发展的目标不形成对应支持;三是苗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在实际操作中的权利分配存在＂客大欺主＂的现象。这些问题的成因并不复杂,但若未能引起关注和及时解决,可能产生很不好的后果。针对问题提出三条对策建议。     

苗族西支系的图腾及其稻卯文化

苗族是一个稻作民族,与稻作有关的节日很多,其中有一个叫“卯”文化节,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也有这个节日,对“卯”作了种种解释,本文试图从苗族西支系的图腾“猫”对稻卯文化进行探讨。     

论苗族在振兴中华中的作用

从研究苗族的中华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国内外研究苗族与中华认同、国家认同的基本情况和苗族与中华认同、国家认同的依据三个方面阐述了苗族在振兴中华过程中的作用。     

二十年来清代苗民起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清代苗民起义研究曾是历史研究领域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们对清代苗民起义研究成就斐然。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国内学者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论著多为具体史实的罗列和阐述,缺少理论的色彩和分析;另一方面,对个案的研究得不够深入,研究方法单一。国外学者主要表现在:日本学界的"地域社会论"缺陷是缺乏关照国家层面与地方社会的双向互动,难以从总体上理解中国;美国的研究过于强调"社会科学化",过于理性、过于功能化地探讨地方社会的研究方法往往容易停留于浅表的层面,并难以全面地把握历史过程本身。通过回顾苗民起义研究成果,其焦点主要聚集在对苗民起义的性质的界定问题上。过去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显然是不够的,而应回归到历史的本位,从更广阔的视角,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讨苗民起义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系。综合所述,有关苗民起义的研究完全可以重新研究,也完全可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