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与传承:岭南石刻中的元代士人形象

存数不多的岭南石刻作品却开启了认识元代士人形象的另一扇窗。元代岭南地区士人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兴学,弘扬儒家传统文化;他们通过树立学习榜样、接续诗文传统、扎实行政等方式传承并实践着古代士人之职责。     

元代"社学"与现代"职业农民"教育

元代农业职业教育超越了以往"农官劝农"的传统模式,在吸收历史经验基础上,诞生了"社学"模式.元代"社学"是中国职业教育史上农民教育的创举.元代"社学"组织形式尤其是教育与生产的双重属性,普教与职教的双重教育,农师与经师的双师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教法等对于现代"职业农民"教育均有借鉴意义.现代"职业农民"教育必须依托自身文化的土壤,在总结与发展历史经验过程中完成时代的建构.     

"斯人真有道,名与日月悬"--陶渊明在元代的接受探析

元代对陶渊明的接受从多方面显现出来。元曲中陶渊明成为广泛援引的创作题材,“和陶”在元代文坛成为一种非常普泛的文化现象,而在元代诗论家们的评介体系中,陶渊明也高于谢灵运而广受推崇。这与元代诗风朴素、自然,不尚文采的时代审美风潮有关,也与缘于元人尚隐的心理基因。     

论哈萨克族思想家不忽木父子对儒学的贡献

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不忽木父子为康里氏(哈萨克族的重要族源之一)人,是元代著名的"华化"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文学家.在元代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政治环境中,他们父子均极力推崇儒学,主观上是为了革除元代吏弊,但在客观上,却以其特殊身份为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儒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元散曲审美风格看文化风尚的变迁与文学的代兴

元代文人在经历了政治的变迁和文化的断裂后,他们的处境失落而窘迫、心境惨淡而灰冷。但从文学代兴的意义上来说,元代文人之不幸,不仅刺激了他们的创作冲动,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创作风格,成就了“一代之文学”。     

元代儒者价值观念中的"我"与"为我"——吴澄真儒观探析

在元代,儒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变化可从其核心的主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变化中得到说明。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面对元代儒者所面临的价值危机,一方面以＂承继道统＂明确元代儒者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以＂内圣外王＂规定元代儒者的利益意识,为元代儒者重新树立了＂真儒＂这一价值目标,肯定了元代儒者的人格自尊与价值自觉。     

一代文人多命蹇——论关汉卿杂剧中文人命运

元代文人命运是元杂剧所集中反映的一个题材领域 ,而关汉卿杂剧中所描写的诸多文人形象 ,可谓开其先。关汉卿的杂剧 ,描写了元代文人在现实与理想之矛盾中痛苦坎坷的人生 ,又出于对元代文人凄凉现实补偿心理 ,为他们安排了理想的结局。关汉卿笔下的文人身上 ,既有沉抑下僚而生出的极度怨愤与痛苦 ,又有志不获展而发出的美好梦幻与追求 ,由此构成了元代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 ,展示的是元代文人多命蹇的现实。     

多元文化与充实貌美的元代制瓷

元代疆域广阔,文化多元,蒙古文化、汉民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对元代制瓷影响颇深,从而造就了元代制瓷的别具一格。元代制瓷集蒙古族的兴趣好尚、汉族的精良技艺与文化传统、伊斯兰文化的独到韵味为一身,呈现出充实貌美的艺术风格。     

元代少数民族书法家刍议

元代统一中国,促使各民族文化得到了相互交流。元文宗时,建立了奎章阁,集历代书法名画作为内府收藏,并集中了一批少数民族书法家,他们对我国的书法事业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元代书法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从元代江南文化看民族融合与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多民族共生与融合的历史进程,元代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实现了全国大一统,与外域的交往也达到空前规模,民族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前代。儒学教育和汉文化的熏染不仅提升了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汉文化素养,也给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带来不少变化。元代汉、南人在语言文字等方面对蒙古文化也多有吸收。     

元代屈、陶并称与是陶非屈论

将屈原与陶渊明频繁地放在一起赞叹和评论,是元代陶渊明接受史上最富有特色的现象之一。他们主要在忧国忠愤、典型植物意象、鲜明个性特点等方面将屈、陶并称;在并称时,元人普遍表现了是陶非屈、颂陶嘲屈的态度,流露出愤世、自嘲的时代心态。屈原与陶渊明之所以在元代普遍并称与陶渊明接受史发展的高潮到来、儒释道文化日益融合、元代士人的特殊遭遇密不可分。     

元代西域诗人及其创作

一、元代诗坛的一支劲旅 元帝国是一个各民族大融合、大统一的王朝,是一个各民族文化大撞击、大交流的时期。元代诗坛上不仅活跃着众多的汉族作家,而且还曾有一支人数众多的、用汉文进行创作的兄弟民族诗人队伍。其中西域各族的诗人创作成就尤为显赫。他们从元初到元末递相登上元代诗坛,在具有古老诗歌传统的中原大地,留下了特别光照人目的一页。他们为元代诗坛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元代诗坛的一支劲旅。     

论元杂剧中的孝子形象

元代蒙古族统治时期,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受到冲击,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引起了杂剧作家们的关注。他们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在杂剧创作中塑造了一大批身份各异的孝子形象。从孝子形象的塑造中,可以看出剧作家的理想,他们希望以此来捍卫传统伦理道德,恢复良好的社会秩序。     

论元杂剧中的孝子形象

元代蒙古族统治时期,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受到冲击,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引起了杂剧作家们的关注.他们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在杂剧创作中塑造了一大批身份各异的孝子形象.从孝子形象的塑造中,可以看出剧作家的理想,他们希望以此来捍卫传统伦理道德,恢复良好的社会秩序.     

论元杂剧《潇湘雨》大团圆结局的必然性

元代是多种文化并存的时期。根据元代不同文化的特征,可将《潇湘雨》剧中人物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中原传统儒家文化的人物形象;一类是具有草原文化特征的人物形象;一类是异质文化下产生的畸形文人形象。这三类人物的言与行受其所属文化的制约,在相同时空下,他们相互间的文化冲突形成了《潇湘雨》必然性的大团圆结局。对《潇湘雨》大团圆结局所体现的反抗思想的认识和有悖于中国古典戏曲中固有的"大团圆"结局审美机制则是引发后人争议的主要原因。     

论元代文人的异端性格及其文化底蕴

元代文人在面临仕进绝途的人生失落中丧失了对皇权仰仗与依附的信念 ,感受到摆脱传统思想控制与约束的轻松 ,激发起他们对社会历史的反省和对生命价值的沉思 ,意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功名利禄的虚幻和生命本体的珍贵 ,在元曲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冷峻的否定意识和执著的恋生意识。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心态和艺术批判精神 ,既体现了元代文人的“异端”性格 ,也涵藏着他们对全真道教义和老庄哲学的欣赏与接纳、体验与解读的深层次的文化底蕴     

元代义侠杂剧的文化阐释

作者对元代义侠杂剧文化的内蕴进行了探讨，指出北方文化、汉儒文化的濡染，元代现实生活的黑暗是元代义侠杂剧发生发展的肥沃土壤。     

元代审美风尚与喜剧创作的兴盛

元代喜剧不仅是中国古典喜剧创作的第一次高峰 ,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古典喜剧创作的最高水平。元代喜剧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 ,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 ,体现着一种新的审美特征。元代喜剧创作的兴盛与元代审美风尚的变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元代喜剧创作的繁荣 ,既是元代社会变迁与时代文化选择的产物 ,也是喜剧艺术自身积累与发展的结果。探讨元代喜剧繁荣的深层原因与内在规律 ,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元代喜剧的鲜明特色与重要贡献     

元初“世侯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元代文学的发展繁荣有多种原因 ,其中元代初年的“世侯文化”对元代文学形成、发展、繁荣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世侯文化”所具有的地域生活相对稳定、重教崇儒、保护文人学士以及与元朝中央紧密联系等特点 ,给当时文学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元代史学领域的"华夷"、"正统"观念

在对元代史学领域的"华夷"、"正统"观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华夷一家"观念在元代中后期于思想领域所获取的主流地位,并分析了这种转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