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回纥与唐朝关系之比较

突厥、回纥是唐代活跃在西北的两个很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它们和唐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来往频繁,互有影响。对其作一些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民族关系史的深入研究。 一 约在公元五、六世纪以前,突厥在我国北方兴起。突厥兴起后,与唐既有友好往来,也有战事发生。回纥的兴起晚于突厥。公元八世纪逐渐强大后,也     

吐蕃、南诏与唐朝关系之比较

吐蓄、南诏是唐代在我国西南地区先后兴起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两个政权虽然都与唐朝来往频繁,关系密切,但在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战争的起因及战争性质等方面却有较多差异;虽然都十分仰慕中原文明,但在具体接触中原文明时的心态大不一样;虽然都积极吸收中原文明,但吸收的方式也不一样;虽然都乐于到唐朝拜,但朝拜的动机和特点却不尽相同;虽然都曾多次接受唐朝的册封,但各自均有特点;虽然都非常看重与唐会盟,但会盟的特点却不尽一致。具体考察这些异同,分析其中原因,将会有助于隋唐民族关系史的深入研究。     

论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

论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陈尚胜不少学者认为，东亚地区形成共同的文化单元，或者说，东亚地区汉文化圈的形成，是在七、八世纪之交，也就是在中国的唐代。不过，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情况看，人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唐日文化交流，而对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却未能予以深人地探讨...     

东突厥、回纥与唐朝关系再比较

东突厥、回纥是在我国北方先后兴起的两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都与唐朝来往频繁,但民族关系的主流却截然相反,虽对唐都有军事援助,但唐朝皇帝向它们借兵时的心态大不相同,它们对唐军事援助的作用及留下的后遗症也不尽相同;最终虽都统一于唐,但其统一于唐的方式大相迥异。对其作些比较,探究其中原因,将会有助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深入研究。     

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唐与新罗的关系在唐朝对外关系中地位突出,然迄今尚未见专文论述。本文拟作些探讨,以求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重视。 §1 唐王朝处理与新罗关系的政治策略 1.1 由持平到扶植新罗抑攘高丽和百济 隋唐时期,高丽、百济、新罗,在今朝鲜半岛鼎足相对。其中新罗一向同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往来,接受汉民族文化较早,号称“君子之国”。李渊建唐伊始,为创造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冀求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能“永敦邻好,各保疆场”(《旧唐书》卷199《高丽传》),並倾心于唐,便在此三国间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政治策略。武德七年(624年)二月,分别册封高丽王建武为辽东郡王,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论唐朝对契丹的政策

契丹在唐朝时期可分为外蕃与內蕃两部分。在唐朝羁縻统治下的契丹八部称为外蕃契丹,被唐朝编入户籍独立于八部之外的契丹部落是为內蕃契丹。根据北方政局的变化,唐太宗对外蕃契丹建立羁縻州府加以安抚。唐高宗与武则天在此基础上,采取武力镇压与实行质子制度。唐玄宗在前任统治者的基础上与外蕃契丹进行和亲,同时在其内部任命衙官分割联盟长的权力。唐朝将內蕃契丹编入到国家户籍当中,承担租庸调等义务,并在适当情况下采取移民政策,与外蕃契丹保持分离。这样既能发挥外蕃契丹保疆扩土的职能,又能起到分化契丹族整体势力的作用,最终壮大唐朝的实力。     

新罗、日本遣唐留学比较研究

派遣留学生赴唐学习是新罗、日本汲取中国唐文化的重要方式.由两国留学生派遣及留学生在唐学习情况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国对唐文化的汲取各有特色:新罗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行为,而日本则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新罗的实践性强,而日本的针对性明显;新罗慕化更深,而日本的汲取成效更为显著.之所以如此,其背后有着自然地理条件、国家关系以及相关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     

试论唐朝与新罗音乐文化的特点及影响

音乐是一种文化现象,处于音乐文化鼎盛时期的唐朝与新罗,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民族音乐文化特点,促进两国音乐文化思想的相互融进。在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中,它们主动吸收,相互影响,由此积极推动了两国间音乐文化的快速发展。     

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

天宝年间,由唐朝一手扶持的南诏地方势力与唐朝决裂,转与宿敌吐蕃结盟。南诏政治态度的急剧变化,造成唐朝政治格局的改变,因此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值得重视的事件。关于唐朝与南诏关系的破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认为是张虔陀等边吏无理欺压南诏所致。笔者就此提出不同看法,并分析《旧唐书》等史籍持有上述看法的原由。     

论七世纪中后期唐朝与新罗关系演变及对东北亚政局的影响

唐朝与新罗联合灭亡百济、高句丽后,两国合作基础亦不复存在,为争夺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统治权,唐朝与新罗最终爆发战争。由于唐朝受西北吐蕃炽盛局势的影响,不得不对朝鲜半岛采取退守政策,以后新罗以统一国家面貌出现,七世纪中后期的东北亚政局从此进入和平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试以唐诗概述会昌年后唐朝与新罗的友好关系

唐朝与新罗国一直存在友好关系，而正史对新罗的记载止于会昌年以前．《新唐书》说：新罗国在“会昌以后朝贡不复至．”会昌年以后，两国关系如何？本文在没有正史材料为据的局限下，采用足够的唐诗材料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回答：会昌年以后唐朝与新罗仍互派使节，新罗贵族子弟仍仕于唐朝，新罗仍有来唐朝的留学生，有的留学生还参加了科举考试，新罗有不少僧侣到唐朝习佛取经，有的还留居于中国的名山大刹．这些足可以说明，两国仍存在友好关系。     

唐朝后期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

在唐文宗到唐昭宗年间南诏与唐朝且战且和,直到唐朝、南诏灭亡,在这个时期,唐朝与南诏的关系仍然是一种隶属关系。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双方也试图建立一种稳定的友好关系,但是历史的发展已经需要重新寻找平衡点,所以唐朝与南诏在最后的博弈中,双方都耗尽了各自的实力,随着双方的灭亡结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辽朝与唐朝监察制度比较研究

唐代的监察机构已经扩大化、完备化、独立化,监察官员的地位提高,监察活动法律化,对后来的封建政权的监察制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辽朝建立后,即采用唐制,又保留了本民族的特点。表现在监察机构的建立,监察准则沿用“六条问事”制度,进一步扩大监察官员的职责与权限,包括治吏、治狱、治监、治民,形成了较为有特色的监察制度,这对提高统治效能,巩固皇权,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重大的作用。     

契丹佩饰考述──契丹衣饰文化研究之四

契丹佩饰,为契丹衣饰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带饰、头饰、项饰和手臂之饰四个方面的内容。契丹带饰,从材质上分,有金属带、革带、丝带三种,从款式上分,有传统的蹀躞带和汉式腰带两种。契丹头饰、项饰和手臂之饰,保留着浓厚的北方民族文化传统韵味,通过对契丹佩饰的考察,可以更加深刻而具体地理解到契丹文化的传统特色。     

回纥与唐朝关系述论

回纥与唐朝的关系,在唐代民族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在厘清回纥与唐朝关系大致轮廓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应从正、反两方面辩证地解读回纥与唐朝的关系;在回纥与唐朝的关系中,双方都掺合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回纥与唐朝关系始终都随着双方实力的变化而变化。     

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

辽金时期契丹女真两族在婚制婚俗上有许多共性，如皇族后族实行严格的世婚制，鼓励民族之间通婚以及两朝统治者对妇女再嫁问题的态度等，这些共性的背后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本文将对此做以论述。     

仆固部与唐朝关系考

仆固部作为隋唐时期活动于漠北地区的九姓铁勒强部之一,主要活动于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北部一带,其活动中心位处土拉河由南向东转弯地,即土拉河以东和以北的河套地带。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之一的仆固部,与唐关系错综复杂,时归时叛。仆固部的向背,直接关乎到唐朝势力在漠北的消长。认真梳理仆固部与唐朝的关系,对于全面认识仆固部之兴衰、唐代漠北之局势、唐代羁縻政策之成败得失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唐朝以来练湖的兴衰与漕运兴废之关系探析

历史上的练湖风光无限,原因不仅仅它是一处胜境,更因为它发挥的巨大作用,从最初的灌溉农田,到可以济漕运。而对漕运的补济作用,使得练湖与漕运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运河对练湖的依赖也让练湖的存在显得更有意义和价值。然而两者的关系并非一直风平浪静、十分和谐,而是时常因为练湖的生存危机而曲曲折折,漕运的命运让人体会到唇亡齿寒的意味。     

契丹文学与辽文化的关系

契丹文学主要是指契丹贵族的文学、由宋入辽文人文学以及契丹民间文学这三个构成部分。契丹文化是孕育契丹文学的母体,契丹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其特有的游牧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契丹民族崇武尚勇、粗犷豪放,该民族风格特征是由本民族独特的草原游牧文化、地理、人文、生活习性、居住特点所决定的。这一风格深刻地影响了契丹文学,此外,契丹文学作为契丹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旅游方面的开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