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视域的奥菲福利国家危机理论

福利国家危机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克劳斯·奥菲最为重要的学术思想。他将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与系统功能主义相结合,借鉴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对福利国家进行生产批判、政治批判与现代性批判,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进行诊断,特别对福利国家存在的危机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从政治、经济批判到生态批判——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力.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内容也随之而改变.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利用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批判;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利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利用生态学理论对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矛盾的焦点,因此,对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是保持马克思主义鲜活生命力和拓展马克思主义批判视域的关键所在.     

空间、权力与正义: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评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政治就是城市政治,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从批判和辩证的角度对发生在城市这一现代特定场域下的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反思。在这一意义上,新马克思主义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阶级关系分析方法,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定矛盾以及后现代特定时空下城市的政治状况,以城市空间的权力关系和城市正义为分析进路,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内分析和批判城市政治。新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全新视角,赋予了城市政治研究持久的动力,对于认识和反思当代城市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从葛兰西到哈贝马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再思考

20世纪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透视、分析和批判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从注重文化层面的激进政治斗争,逐渐走向承认自由民主制,并且力求在自由民主制的框架内拓展社会民主,这些成果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但也从多角度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主权与正义——弗雷泽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批判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身份政治的正义诉求成为时代的主题,弗雷泽从中看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没落,以及它对构建正义理论的阻碍.在领土国家主权问题上,弗雷泽认为,政治共同体结构固化与全球化正义问题复杂性的内在矛盾,是通过公共交往领域单一化、话语机制日趋不合理等缺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极力主张构建交叉的、多层面的公共交往平台来实现身份弱势者的话语权.最后,弗雷泽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批判落实到民主正义、参与平等的话语权上.     

承认的哲学:霍耐特承认理论评述

霍耐特承认理论在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视野中,基于"社会性关注与社会发展、批判规范的探寻和社会正义构想"的问题意识,回答了"为什么我得承认你","承认如何可能","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等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伦理-政治转向,并着力于构建极具当代理论-实践价值的政治正义学说.     

社会批判理论的女性主义视角

通过分析和探索当代批判理论家中三位杰出的女性汉娜·阿伦特、南茜·弗雷泽及埃米·艾伦的思想著作、理论特色及批判旨趣,可以揭示出批判理论的谱系发展中存在着某些独特的女性视角。无论是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强调、对全球化时代新的正义观的建构,还是对批判理论中内含的权力关系的警醒与反思,都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女性对自己生存境遇及未来的思考。     

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杰索普的方法、框架和范畴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杰索普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综合性研究范式和理论分析。通过生态系统与经济统治、结构耦合与策略国家、调节方式与治理模式、时空定位与尺度秩序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概述杰索普国家理论的方法、框架和范畴。杰索普以问题为导向、结合"前学科"与"后学科"方法的国家理论,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四重辩护（英文）

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完成,其立论前提是消灭私有制,这由他的理论任务所规定。不是用公平、正义的政治法律概念解释分配关系,而是用生产关系来解释分配关系,用生产劳动解释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本逻辑。只有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出发,才最能切中应得正义论的要害和现代正义问题的实质。自由主义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正义概念是一个低阶概念,而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则是一个含义更广的高阶概念。马克思的高阶正义概念是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出发的,以"自由人"之间有机的社会合作为基础,刻画出人类社会可能具有的最高正义原则。这一原则是先前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各类正义原则在逻辑上和在历史上自我扬弃的结果。在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仅仅充当批判者的角色,而是担负着为现实生活提供规范的理论责任。     

论全球正义——关于正义问题及实现路径的分析

随着全球化对正义观的冲击和全球治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全球正义已经成为一项亟待拓展的议程。究其原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二元悖论、国际政治中道德原则的复杂性,这三方面的因素阻碍了全球正义的实现。本文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流散拓宽了"国家—市场—社会"三维治理结构的民主化渠道,缔造了全球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环境;化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二元悖论、达成合作是维护全球正义的基本保障;承认差异、兼容并蓄是建构全球正义观的基本原则,个人正义是全球正义的起点与归属,全球正义观须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依托。     

弗雷泽“反规范正义”理论及其价值

南希·弗雷泽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在北美的代表人物，她通过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借鉴、质询和重构，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反规范正义”理论。她认为在多元性公共领域的背景下，当代正义理论是经济、文化和政治三重维度的辩证统一，与之相对应，正义应该包括再分配正义、承认正义和代表权正义。在正义主体的问题上，她认为在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框架外，存在一个跨国公共领域，因而正义应该具有跨国性。关于怎样实现正义，弗雷泽的方案是建立一种具有对话性和制度性的全球民主制度。她的正义理论既具有理论价值，也充满现实意义。它既为我们理解正义开启了一个新的公共领域视角，在某种意义上拓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又为时下我国维护和构建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空间治理的启示

当代中国急剧的空间变迁与重组亟待一种理论审视与反思。作为当今英美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大卫·哈维沿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线,以资本积累与时空修复为核心架构一种空间正义理论,着力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对空间生产的支配所导致的种种非正义问题。大卫·哈维关于空间正义的阐释对我国优化空间结构、建构空间治理体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资本主义的三重诘问——论南茜·弗雷泽的资本主义批判新语

近年来,资本主义议题在批判理论中几经消失与再现,反映了人们在现实生存境遇中与时代阵痛的被迫交锋,以及在理论上对批判理论内在使命的主动呼吁。美国著名批判理论家南茜·弗雷泽在反思当代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诊断。弗雷泽通过解蔽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隐秘共生,勾勒出关于资本主义的地形-制度模型,回答了资本主义何以可能的问题。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各阶段的运作样态,指认资本主义在多重本体论取向的历史博弈中完成着制度转型,回答了资本主义何以生成的问题。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次弊端、重塑社会主义的解放愿景,回答了资本主义何以跨越的问题。弗雷泽的理论对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深化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一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在扩大化的口号下呈现出相对狭隘的不足。     

马克思与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作为集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于一体的宏大的理论系统,对我们今天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仍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与继承赋予了哲学以社会历史属性,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马克思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开辟了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科学,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有益视角;马克思对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产生的深刻影响,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资本重组的今天,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依然能为我们的时代所用。     

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融入和推进——兼谈宪法研究视阈的拓展

新农村建设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转移的一项历史任务,它将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如今已成为联合国全球化战略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观念融入其中,可以矫正、扼制和批判现存的性别歧视现象,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和谐的性别关系的调整。由于性别歧视现象对宪政自由、公平、正义、人权等理念的实践亦有直接的负面影响,所以,深入探讨宪政框架下的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推进问题,不仅可以拓宽宪法学的研究视阈,而且可以基于宪政机制所具有的化解各类权利冲突的优越性,对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以及全体公民人权的实现,产生积极的影响。     

后殖民文化批判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后殖民文化批判是20世纪70年代末继后现代哲学之后兴起的主要学术思潮之一。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趋势。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利益上的种种矛盾更多地是通过以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为根基的文化冲突表现出来。后殖民文化批判考察研究了源自殖民主义时代东西方文化的建构过程,揭露了其中所深含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话语权力和支配关系。其主要理论见解对于我们全面地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全球性互动的过程、性质、趋势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学者的正义理论之争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是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优先于效率。他对平等的重视,导致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由"自由"向"平等"转换。他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使以权利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取代了功利主义。诺齐克针对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提出"持有的正义",从而在自由主义内部构成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判。麦金太尔站在社群主义的立场上,提出重视共同体的正义,直接对抗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柯亨利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出诺齐克的正义理论没有正确处理正义与自由、正义与私有财产、正义与自我所有的关系,论述罗尔斯仅将正义的主题界定为社会基本结构的不足,进而提出重视个人选择、个人风尚的正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的批判还是科学的分析?——兼及对艾伦·伍德和胡萨米之争的回应

学术界在"马克思是否基于正义原则而谴责资本主义"问题上聚讼纷纭,尤以艾伦·伍德和胡萨米之争具有代表性。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文本和论述表明,他在这一问题上持有"规范"和"科学"双重维度,既从无产阶级利益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以表达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又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摒弃正义范畴,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科学的分析。伍德和胡萨米分别固守马克思正义论述的科学维度和规范维度,而忽视了马克思正义论述的另一层面,并且在自己所理解的维度上走得太远,以至于超出了马克思正义论述的边界,走到了真理的对立面。     

多元正义理论的当代阐述——戴维·米勒多元正义理论述评

米勒的正义理论挑战了包括罗尔斯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坚持单一正义原则的各种学说,倡导一种"社会情境多元正义论"。这一理论根据社会情境具体的实践需要,采取具体的正义原则的方法分析了三种关系模式与三种正义原则的对应关系;在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问题上,米勒重视结果正义,但同时主张要保证程序的公平;面对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米勒提出了社会正义追求应采取的两手对策。米勒的多元正义理论拓展了正义理论的研究空间,为21世纪正义理论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但其理论因缺乏世界历史视野而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存在双重路径?——对艾伦·布坎南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的反思

如何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理解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前提。艾伦·布坎南提出了双重路径的建构与阐释视角——非法权的外在批判与法权的内在批判,从而把马克思正义思想以内在批判的形式呈现出来。然而,布坎南的建构与阐释是失败的。首先,其双重建构存在着两条路径之间的对抗。其次,其外在建构忽略了法权批判的可能性。最后,其内在建构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逻辑。布坎南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误读了历史唯物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双重路径的设想没有合理性。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一种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路径——低阶批判与高阶批判。这样理解的“双重路径”,清晰地呈现了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内在构成,将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当代建构提供真正合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方法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