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论孟德斯鸠的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

以往我们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其对东方专制政体的批评及其民主政治思想这两个方面,却忽略了其中西政治哲学平行比较研究以及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的思路.从他对儒学与斯多葛派哲学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两派学说有着同样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从他关于中国的“礼教构成了民族的一般精神”的论说中可以发现,他认为专制政体的恐怖原则乃是对儒家礼教原则的背离;从他对儒学如何“给专横权力划定范围”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从道德的根源肯定“亲亲互隐”,与孔子的观点完全一致;从他对儒家礼教与基督教“一般精神”的比较中,则可以发现他对儒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深刻认识.     

“专制主义”概念的“现代性转型”

近年来,对"专制主义"(despotism)这一政治、历史概念的讨论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目前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分析以及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之上,"专制主义"概念本身在西方思想源流中的转变、特别是它在近代的关键转型却甚少被论及。本文即以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为重点,试图描述和分析这一转型。在这一近代转型中,专制主义不仅超越了东西方之分,而且获得了普遍的政治分析上的意义,成为理解和观察现代政治的关键概念工具之一。     

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可分吗?——重新审视孟德斯鸠思想中的一个难题

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能否区分，是孟德斯鸠思想中的一个难题。在1757年版《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补写了一个“著者说明”来强调该区分的重要性。但是，在围绕政体问题的具体论述中，这种区分并不清晰，似乎只是他回应批评的一种修辞策略。然而，如果跳出政体论的局限，从更一般的道德哲学来看，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区分在孟德斯鸠那里是可以成立的。他认为，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兴起，政治德性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而道德德性的内容也发生了转化。在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区分的背后，孟德斯鸠提出了一些新的道德原则，从而在西方德性思想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换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心目中的东方法律样式

近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有着较为丰富的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思想。他们的东方社会与法律观是其经济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并且是其经济观点的有力论证 ,进而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法国、德国的思想界关于东方问题的看法有所不同 ,近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东方社会与法律思想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 ,他们对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看法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孟德斯鸠的东方专制主义学说模式的影响。① 而孟德斯鸠关于东方的分析又同英国人在东方 (主要是印度 )的殖民活动彼此印证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被视为西方人促进东方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其二 ,近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第一次试图把“东方专制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分析。② 他们在考察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社会经济条件时 ,通常把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制度作为与欧洲经济制度截然不同的一种经济现象来进行比较研究。因此 ,他们关于东方专制主义以及对整个东方问题的思考 ,都被置于一种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在这里 ,我们着重叙述A·斯密、R·琼斯和J·S·穆勒的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思想     

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变革中国政治的理论支柱之一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他依据孟德斯鸠学说构建的新“政体”,是从改革清朝的官制作突破口的.地认为改变政体,也就是“变官制”与“正定官制”为同义语.他说:“凡百政事,皆待官而始行.”因此,变官制为变法之本,是变法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苟官制不改,以数千年积弊之衙门,只     

"专制"问题讨论中的一个理论误区——论如何看待西方学者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

关于"专制"问题的讨论目前已成热点,但其中存在一个理论误区,即:在梳理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源流并对其进行激烈批判时,回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这就导致了对该理论的源流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和切实合理的评价.以思想史与社会史的事实为依据,对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源流重新审视,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是立足于人类普遍价值的观点、"世界历史"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不存在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东方专制主义"概念是依据中国政治史事实所作出的科学抽象.     

马丁·布伯论“东方精神”的价值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马丁·布伯运用其独特的“对话哲学”的方法 ,对东方文化进行了重新发掘和阐发。针对“西方中心主义” ,他主张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他认为 ,东方各民族不仅表面相似 ,而且它们拥有统一的精神内核 ,“东方”拥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单一精神特质。东方的“教言”具有拯救当代西方颓废文化的力量 ,西方在面对未来挑战时 ,必须与东方同行。中国道家的超越精神 ,可克服当代西方的功利主义     

治水社会：被东方专制主义遮蔽的社会治水——基于“深度中国调查”的案例总结

为理解东西方社会文化和发展路径差异,一些学者从古代农业生产方式切入,提出灌溉农业与政体的关系假设。其中,以"治水社会"理论创始人自居的魏特夫,基于对东方社会、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社会等概念的错误理解和运用,建构出理解世界历史问题的一把钥匙——治水社会。这一概念不但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且带有认知的遮蔽性。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大量的水利调查案例表明,传统中国并非是国家主导的治水社会,而是以社会为主体的治水社会。这种治水社会内生于社会治水的实践,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自治性和主动性。高度自治的治水社会不但造就了国家治理的根基,而且支撑着一个大规模文明体的延续。社会自我治水的过程,既塑造了中国的社会性,又形塑了中国特有的社会治理形式与结构。     

迷恋与焦虑--西方的"东方情结"试解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 ,西方的“东方情结”一直主导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西方何以迷恋东方 ?而东方在西方世界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西方的“东方情结”是迷恋与批判意识的混合 ,无论是出于对东方的浪漫化或是对东方的好奇 ,西方表现出的“东方情结”都是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与超越的内在需要 ,也是西方文化“焦虑”的表现。“东方情结”包含着西方对东方的复杂情感 ,通过对这一复杂情感的理解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西方知识界“东方转向”的本质     

自由优于平等:孟德斯鸠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现代性论题,这一论题在法国启蒙运动的背景下获得了真正的理论意义。孟德斯鸠在对不同政体类型的比较中确认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差异。根据自由较之平等更具“现代意义”,他提出了自由高于平等这一基本的政治价值论主张。为了保护自由,他设定了制约权力的规则。从孟德斯鸠到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沿着一条从追求民主政治到寻求社会主义的轨迹发展。     

爱默生与东方主义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文学的思想领袖、著名作家和超验主义哲学家。他在建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时除了吸收西方文明本身的养料外,还特意把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视野,并从实际需要出发“品味”东方文明,不过,他在评判异族文化时依然采用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特定位置来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他对中国———东方的臆想及其种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东方主义。本文以爱默生具体的文本为例分析并论述其东方主义思想及其表现。     

西方启蒙大叙事中的"中国"

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涉到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西方现代世界秩序想象的基本模式。西方现代的中国形象研究,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与启蒙哲学。西方启蒙大叙事中出现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帝国、野蛮或半野蛮帝国,是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主导价值——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被否定的"他者",既能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能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     

"专制主义"概念溯源

为了更好地消除传统专制主义残余因素,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必须理清"专制主义"的概念."专制主义"一词的翻译目前在我国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区分其内涵不容忽视.其实,专制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统治形式,从古希腊时期就引起了思想家们的关注和研究.但是,中西方语境中的专制主义概念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与差异.消除人们对专制主义概念理解的混淆,是进一步推动专制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步骤.     

双重话语规训：论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东方主义”理论。他主要借鉴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将“东方主义”界定为一个高度封闭的知识领域、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一套西方主导的权力话语。通过对各类文本进行政治化、历史化解读,萨义德揭示了西方如何凭借东方主义制造关于东方的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一个沉默的、愚昧的、落后的“东方”,以实现对东方的控制、支配、征服。为了挣脱东方主义的桎梏,萨义德呼吁一种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国际主义的人文主义,并鼓励知识分子成为“流亡者”“、边缘人”、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萨义德事实上造成了双重话语规训：一方面,他批评东方主义者无视东方的差异性,将其规训到东方主义话语中;另一方面,他本人亦无视东方主义的差异性,将其规训到自己的东方主义理论话语中。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古代中国、罗马家族制度及西方理解东方的误区

西方人对中国家族制度的认识，建立在对罗马家族制度研究的基础上。但是，罗马的家庭其实质是父亲压迫家庭成员的奴隶制；而古代中国的家族与家庭第一位的是伦理关系的维持，父亲往往把子女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二者实有本质的区别。然而，西方学者往往不自觉地从罗马家族制度来理解东方的家庭与父子关系，这使他们对东方社会的解剖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起点上。例如，他们将中国政治制度看作是以父权制为基础的专制主义，其实，专制主义仅仅盛行于受古罗马文化影响的中近东国家，古代中国的君主制度更多地体现中庸的观念。     

双层次封建专制主义全能国家的形成

如果说,孟德斯鸠、洛克的理论影响了美国国家政体的形成,那么我国封建国家政体的形成则是受法家理论指导的。如果说,西欧的封建专制主义是单层次的——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统治,而我国则是双层次的——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和君王对于人臣的统治。前一个层次集大成的设计者是商鞅,后一个层次集大成的设计者是韩非。而《管子》则集齐、秦法家之大成,兼及儒道。之所以时代终于接受了法家理论所设计的专制主义,是由于长期兼并战争的需要。战争,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封建国家政体的形成、双层次专制主义的形成,而且决定了我国封建国家是全能主义的。     

简论尚同思想的一个侧面

黑格尔曾经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东方哲学的特点在于只承认那唯一自在的本体是真实的,个体若与自在自为的本体对立,则本身既不能有任何价值,也无法获得任何价值。但与本体合二为一时,个体也就停止其为主体,而消逝于无意识之中了。这种观点几乎是当时西方思想家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思维模式的普遍认识。英国文学家柯勒律治在一篇谈文学语言风格的文章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不过他是就东西方政治体制比较而言的。他认为东方政体的     

黑格尔的“封建”观及由其引发的思考

黑格尔对西方封建政体和君主政体的区分,使我们认识到西方君主政体不是封建政体的延续,而是与之发生的决裂.这一君主政体为近代理性国家奠定了基础.以黑格尔的区分来反观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在经历了类似西方领主封建制的西周时期之后,进入了一个长久的君主专制时期.这一君主专制既不同于领主封建制,也难说是"地主封建制",也不同于黑格尔的理性君主制,勉强为之的话,可以说它是"具有东方特色的封建制".     

略论孟德斯鸠的法学世界观

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法学的重要奠基人。 孟德斯鸠的学识渊博,造诣深湛。他生平的著述甚多,其代表作是《论法的精神》。这部著作是他二十年辛勤研究的重要成果。他的法律思想主要反映在这部著作中,因而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概括地讲,就是他的“法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称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