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实验视角下重审康德道义论

康德以"绝对命令"为核心构建了道义论的道德哲学体系,认为对于道德情境的判断完全是经过理性的推理产生的。但是格林以自身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为基础,认为人们在面对"切身"和"非切身"两种不同的道德情景时会相应做出符合道义论和结果论不同的判断,从而对康德的道义论观点进行了反驳。但是朱菁列举了在"非切身"的情况下人们会做出道义论的判断从而表明格林对康德的反驳是不全面的。本文认为无论是格林对康德的反驳还是朱菁对格林的批判都是存在问题的,格林以认知科学为基础的理论并没有对康德的道义论构成威胁,而朱菁对格林观点的批判实际上也难以成立。     

义务论还是德性论？——走出“康德伦理学是义务论”的误区

长期以来,人们把康德伦理学判定为义务论,这是康德伦理学研究的一个误区。实际上,康德伦理学是批判的德性论。从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看,德性是自然界一切潜在属性实现的力量,道德德性是人的一切潜在属性实现的力量。因此,伦理学的根本就是道德德性,伦理学就是德性论或德性学。这也证明了康德伦理学只能是德性论。     

生态系统的道德地位问题新论

在西方哲学中,赋予一个实体道德地位的有关理论,主要有康德的人格理论、施韦泽的敬畏生命论、辛格的动物解放理论,以及道义论的雷根动物权利理论、泰勒的尊重自然及古希腊的善等学说。单纯按照这些理论,再加上生态系统的“本体论地位不稳”“能否有资格成为一名道德受体”等问题,赋予生态系统道德地位的理由并不很充分。除传统的道德推理外,尊重道德关怀的不同归因、规范的多元、道德哲学的起点不一,把直觉、隐喻、类比和共识等视为伦理判断的合法依据,采取包括但不限于生态契约论、生态道义论和生态美学的混合策略,应当是解决生态系统道德地位问题的一种新思路。     

盈余管理的伦理学分析

盈余管理是会计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也是企业常见的一种经济行为,目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对盈余管理道德属性存在界定上的模糊与不一致.基于伦理学关于道德评价的两大主流理论——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分析表明,盈余管理道德评价存在功利主义原则下的评价悖论以及道义论原则下的研究困境.明确盈余管理道德评价的实践路径,构建统合功利主义与道义论的理论基础和评价原则对于完善盈余管理研究以及完善经济信息伦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规范伦理学的弊病与诊疗——重置功利论、道义论、德性论及其道德原则

西方规范伦理学的三大理论,即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不但互相排斥,而且各有无法自愈的弊病。究其病因,在于三者都是片面的规范伦理学,都藐视既有道德,所主张的道德原则也都不是既能容纳品质规范,也能容纳行为规范的一级道德原则。据此诊断,对三者的疗救方案就是将它们都作为完备性规范伦理学的部分性理论,进行位置和功用的重置。其中,德性论负责研究德性,其德性原则应为"要有德性"。道义论和功利论则是德行论中用于特殊行为选择的方法性理论,前者为是否可以在某些时刻违反道德规范的问题提供指导原则,后者为如何应对道德困境提供指导原则。经此重置,三种规范理论不仅各得其所,相安无事,而且它们原有的弊病亦随之消失。可是,如果世上并没有既能蕴含品质规范也能蕴含行为规范的道德原则,那所谓完备性规范伦理学就不会存在,对三种规范理论的病因分析和疗救方案也就失去依据。事实是,已有的"人本伦理学"就是一种完备性规范伦理学,它提出的人本道德原则就是这样的道德原则,因为其关于做人和做事的根本要求,就既蕴含品质规范,也蕴含行为规范。不仅如此,它还能同时满足一级道德原则所必备的其他条件,并且其中一条关于至善的规定,也是唯一和至善所应有的四个特征相吻合的至善。所以,人本伦理学及其道德原则是唯一正确的完备性规范伦理学和一级道德原则。既然完备性规范伦理学及其一级道德原则确实存在,而且是正确的,那前述关于西方三种规范理论的诊疗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论网络伦理学基本理论的选择

现代伦理学的道德理论视角主要有:功利论(目的论)、义务论(道义论)和德性论(美德论).功利论注重行为善恶的后果,义务论着眼于行为善恶的动机,而德性论注重道德行为主体本身的品德.对于网络伦理学而言,虽然功利论与义务论都是道德问题论证的有效方法,但是它们都存在瑕疵或矛盾.网络伦理学的构建应该选择德性论的理论模式.     

认知现象的哲学探究——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

认知现象历来是哲学家关注的焦点。亚里士多德的认知目的论,笛卡儿的认知预示论,洛克的认知观念论,哈特莱的认知实在论,休莫的认知实证论,康德的认知先验论,这些关于认知现象的观点虽然只是哲学的猜想和分析,但为认知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论德性的力量及其限度——兼论康德道德问答法的教育意义

本文首先澄清了"德性就是意志的道德力量"的涵义,并且阐明了康德德性论的基本原则;其次讨论了康德对道德命令和实然命令的区别,以及对传统幸福论伦理学的批判;再次,揭示了康德道德命令向道德公设"退缩"的独特涵义:德性的力量是有限度的.最后,文章论及康德的道德问答法之于道德教育的启示.     

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追问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

18世纪下半叶 ,当以感性论为依据的目的论伦理学正风靡莱茵河西岸的时候 ,年逾花甲的“哥尼斯贝格哲人”康德在其先验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道义论伦理学。他说 :“人们是为了另外更高的理想而生存 ,理性所固有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一理想 ,而不是幸福。这一理想作为最高条件 ,当然远在个人意图之上。”1他反对那种把个人幸福作为最高原则的伦理学说 ,认为使一个人成为幸福的人和使一个人成为善良的人决不是一回事。康德道德哲学的着力处就是如何使一个人成为善良的人。要使人成为一个道德人 ,就必须为道德找到一个纯粹的坚实的基础。正如康德所说 :…     

论道德目的论与伦理道义论

道德目的论和伦理道义论是中外伦理学最基本的两种学理进路。它们在方法论、道德价值观念、对伦理学特性的理解和体系建构上存在诸多根本理路分歧 ,但它们并非不可调和。前者侧重解释个体道德现象 ,具价值人学意味 ;后者侧重社会伦理现象 ,具伦理关系学取向。如果把人类道德生活看作一个多类型、多层次、多维度的结构系统 ,道德目的论和伦理道义论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解释向度 ,不仅可以互补 ,而且是必须相互参照、相互支援的伦理学方法论资源     

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与康德义务论伦理学共有的四重基本特质

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可视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与重建,究其内缘,乃是因为哈贝马斯在其伦理学探究上始终坚守理性的立场、追求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理想性、客观性、批判性与普遍有效性,凡此种种又与其对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之基本特质的借镜密不可分.二者共有的基本特质主要表现在:一是相对于"目的论"而言的"义务论",二是相对于"非认知主义"而言的"认知主义",三是相对于"实质主义"而言的"形式主义",四是相对于"相对主义"而言的"普遍主义".明辨这些基本特质,无疑有助于认识哈贝马斯和康德在道德哲学运思上的理论秉性与把捉二者在伦理诉求上的基本旨归.     

普遍有效性的诉求:在康德与哈贝马斯的伦理视域中

在伦理规范、道德原则的普遍有效性上,康德与哈贝马斯坚守着同样的普遍主义立场.前者的义务论伦理学不仅使伦理规范、道德法则重新有效奠基于自由理性,而且使自身的伦理探究方式与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分道扬镳;后者的对话伦理学既认同理性是伦理规范普遍有效的根基,又对道德怀疑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予以了彻底的清算.不过,虽然康德与哈贝马斯有着上述共同的伦理旨趣,但二者所基于的哲学视域、思维范式、诉求方法却迥然相异.就哲学视域而言,前者为意识哲学,后者为语言哲学.就思维范式而言,前者为独白范式,后者为对话范式.就诉求方法而言,前者为先验主义,后者为程序主义.尽管二者的伦理诉求皆难逃某种局限与困境,均面临诸多挑战与诘难,但依然不啻为医治诸如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社会病象的良方和确立人们行为合理性基点的有效门径.自在的纯粹面貌,人在普遍的呈现中保持存在的纯真又促其显露,这是真正的本质直观.     

张岱年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基本派别的研究

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基本派别应为道义论和功利论。道义论肯定道德价值高于实际利益,功利论强调道德价值不能脱离实际利益。传统道义论以孔子、孟子、董仲舒、宋明理学为代表;传统功利论以墨子、李觏和陈亮、叶适等为代表,两者都有所偏向。传统道义论强调"义"重于"利"、"理"高于"欲"、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和生命价值。先秦墨家功利论主张"利"即"义";宋明时期儒家功利论强调道义不能离开功利。从总体上看,与传统功利论相比,传统道义论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应居于主导地位。从中西比较来看,中国传统功利论体现"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西方功利论则体现"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义论与康德的"道德自律"有相通之处。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传统道义论和功利论,吸收两者合理性的因素并进行创造性转换。     

席勒的道德思想及其对黑格尔的影响

康德道德哲学的难题之一就是道德自律问题,具体包括价值的先验秩序如何不可知,人如何获得自我立法的意志,这种立法的权威由谁来提供三个层次。席勒认为这个道德难题的本质在于康德哲学的二元论架构,因此,席勒尝试通过发展康德的美学理论来沟通二元断裂并对道德判断的确定性做出说明。他尝试将"爱"的观点引入道德哲学,用美德伦理丰富义务论哲学,这些见解既回应并阐释了康德的道德难题,也对正值学术积累期的黑格尔影响巨大,以至于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能够看出这两位学者的理论一致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席勒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学术脉络传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李泽厚的“两种道德论”述评

李泽厚有关伦理学的思想,是以"两种道德德论"的区分为中心、为主体的。李泽厚"两种道德论"的主题是受到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牵动而发展出的一个结果。这就从一开始决定了,"两德论"要解决的不是伦理学和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的问题。他的"两德论"在概念上区别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他所关注的是,现代的社会性道德如何确立,其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把两种道德合二为一,现代社会必须把两者拆分,使现代社会性道德独立发展。由于他讲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包含的是政治社会价值,所以两德论的趋向最后指向的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论。     

“价值真理论”之伦理意蕴——詹姆士实用主义道德观探析

詹姆士将实用主义哲学原则运用于现实道德生活,初步建构了实用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其彻底经验主义哲学形态的伦理学后果就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价值真理论",此一"价值真理论"构成了詹姆士实用主义伦理学的核心,它表现为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相互交织,并体现在詹姆士的宗教思想中.     

罗尔斯的假设契约论是否是一种康德式的学说?

罗尔斯的假设契约论的核心观念是正当的优先性。罗尔斯声称正当的优先性这个观念来自于康德的伦理学。而本文则试图根据罗尔斯在《道德哲学史讲演录》中关于康德哲学的讲稿说明罗尔斯对康德伦理学的解读是不恰当的,因为他认为直言命令必须将经验因素纳入考虑。基于这种解读,罗尔斯主张正当既应约束善又应与善互补。《正义论》第三部分试图通过提出一种更大的整全性计划来论证正当对善的约束性,但是却牺牲了正当与善的互补性。本文认为,在正当的优先性这个观念中其实同时包含着康德主义与非康德主义的因素。     

理性误用造成的辩证法

在康德哲学中,我们发现他的分析论关注的是理性能力的常态,辩证论则是处理理性能力的误用;由于理性的误用造成了辩证法,辩证论就是对于误用形态的辩证法的讨论。这种讨论在康德哲学中具有重要意义,正是通过它康德得以肯定理性合理的超越使用,从而建立他的“伦理学新形而上学”。     

关于康德义务论伦理观的剖析

康德是伦理学史上著名的义务论者。他以义务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并试图以此给道德立大法。由于他思想缜密、理论深邃和逻辑严谨,特别是强调义务范畴在伦理学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这种独树一帜的理论使人耳目一新,所以他成了伦理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这里,我们仅就他的义务论理论体系作一简要的分析。(一) 康德哲学的划时代的意义,是他的以三种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批判力的批判”)开路的批判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阐述了他的先验论的认识论,为他的批判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则在先验论的基础上论述了他的道德哲学。也就是说,他在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基础上,把自己的先验的道德模式完整和系统化了,这种模式就是他所谓的“实践理性”。当然,康德所讲的“实     

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总体性

马克思的伦理学思想可以理解为一种以个体自律为前提的完善论,它以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为基础,并构成了其总体性思想的一个不可缺失的维度。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异化条件下,在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者的实践中必然包含着某种直接性的主张,而这种主张必然会在其自我教养中上升为总体性的伦理主张,后者包含了关于个体自身、个体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三个方面的关系。非道德论者和道德论者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特征,因而一方面陷入了非道德论和道德论的对立,另一方面仅仅将讨论限定在其所谓的“正义”和“道德”的问题域之中。要想进一步增进对马克思伦理学思想的理解,就要回到马克思的总体性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