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民间金融改革

中国的民间金融经历了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早期的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协调发展,民间金融响应获利机会实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存在内部规则难以外部化、制度供应不足和制度滞后等问题,制度供需矛盾要求政府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民间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政府的政治稳定偏好、变革动力不足、多个要素市场扭曲、充分的诱致性变迁、利益集团施压等因素的影响。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点,也可以理解为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与农村民间金融的制度化

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历史就是民间金融主体追求获利机会而变迁的历史。改革开放后 ,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随着体制内金融撤离农村 ,农村金融需求缺口进一步扩大 ,民间金融趁机崛起。农村民间金融的体制外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金融需求问题 ,但是也不可避免带来了诸多的问题。按照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 ,国家应该对民间金融因势利导 ,逐步制度化 ,纳入国家金融监管范畴 ,完成农村金融制度的诱导过程。     

中国民间金融的兴起与发展前景:温州案例

"温州案例"的研究表明,随着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金融在中国的兴起,内生于中国体制外经济发展中的民间金融制度已成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事件.民间金融是在中国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中的诱致性融资制度变迁,它作为一种市场化融资制度安排为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提供了强大的体制外金融资源支持.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参入WTO后中国金融业面临竞争格局的变化,民间金融必将以其制度优势及强大的制度示范、扩散效应,对中国国有银行的制度创新乃至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产生积极的影响.     

地政制度近代变迁的民间表现

传统法律的近代变迁有不同的表现,这是和传统法律制度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对于主要交由民间习惯和规则来加以调整的地政制度,其变迁也首先表现出其民间特性.在产权确认制度、契证管理制度、土地交易管理制度、勘丈制度中.这个特性都有集中的表现.地政制度在民间的变化为国家法律的变革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适时适度放开民间金融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

转型时期我国金融制度的不足,导致大量民间资金闲置而中小企业融资却非常困难,促动了民间金融制度的自发产生.这种市场化融资制度安排内生于中国体制外经济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中的诱致性融资制度变迁.民间金融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撑,却至今没有取得合法地位,极大地限制了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我国应该进行金融制度创新,适时适度放开民间金融,以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民间金融与我国金融制度变迁

民间金融是指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各种投资和资金借贷活动。它存在的制度基础在于金融的脆弱性、金融约束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从实际情况来看。民间金融的确有助于化解金融体系的风险,有助于金融机构创新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有助于资本的形成和经济增长。因此,在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中必须重视民间金融制度,促进和引导民间金融的良性发展。     

江苏民间投资:问题、根源与对策

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是不可持续的,鼓励和扩大民间投资是促进江苏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江苏民间投资资本所有者缺少投资渠道和企业缺少发展资金的现象并存.江苏民间投资不振的制度根源在于:投资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投融资体系不健全,以及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缺陷.建立健全民间投资的市场体系是促进民间投资健康成长的基本途径,促进民间投资还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合理的安排.     

中西法律近代冲突与调适的另一种表现——以土地升科与涨滩产权为例

传统社会法律变迁是在移植西方法律的基础上完成的,但移植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存在着激烈的对抗和冲突,在对抗和冲突中不断吸收和融合。这个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不仅体现在国家立法中,同样也体现于地方及民间的具体制度受外来法制的影响而产生的自然变迁中。而后者则更能反映法律制度变迁的内在要求。封建社会的土地升科与涨滩产权制度极具传统法律的特点,但是在上海租界中,这种制度却在与西方法律制度的不断冲突中发生着改变,这从另一方面阐明和解释了近代法律制度变迁的规律。     

制度、合约与企业行为--永康民间票据市场研究

永康民间票据市场讲述的是这样一则制度变迁的故事:票据制度使企业能够通过结算方式的选择来弱化债务问题,但管制性的正式制度又使企业资本形成遇到了阻碍,造成票据这一资产所有权表达的合意性问题.自发形成的民间票据交易的市场机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的资本形成问题.也就是,民间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和银行主导的正式制度之间形成了互补关系,促进了企业资本的形成.     

制度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比较分析

作为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分析了它们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探讨了两种模式制度变迁的前景,认为从苏南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民营化改革结果来看,依靠民间的市场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更具有全国一般的意义。     

古典式市场化的终结——浙江省制度变迁的现状与对策

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市场化进程的分析,提出走出古典市场化,走向现代市场化的见解。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均衡、法治,以及符合均衡法治要求下的持续活力。为此,要加快促进制度变迁．首先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整体联动,形成均衡协调的改革进程;其次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即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进一步形成民间与政府积极互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互呼应的改革进程;第三是以制度建设为主,加快提升法治水平,形成以法治为基础的改革进程。     

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国家或政府主导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它使证券市场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应向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而摆脱利益倾向和健全法制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     

论制度变迁规模与变迁方式的组合模式

制度变迁的规模就是指变迁制度数量的多少 ,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是指某个地区或者某个国家所有的制度变革 ,小规模制度变迁是某一项制度 ,甚至某制度中的某个环节的变革。由此 ,制度变迁的规模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单项制度变迁、局部制度变迁和整体制度变迁。不同规模的制度变迁有不同的问题要解决 ,而不同规模的制度需要不同的变迁方式或者组合方式与之配套 ,所以确定制度变迁的规模并根据规模选择适当的变迁方式和变迁方式的组合 ,乃是制度安排者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制度变迁的规模分析制度变迁规模的确定一般有两种方法。从空间来讲…     

制度供给效率研究

制度供给效率是指预期制度安排成功所支付的费用和收益之比。作者以正式制度供给为分析对象 ,全方位研究制度变迁的效率 ,建立制度供给效率的框架。考察制度变迁效率必须从制度变迁过程和制度运行过程着手 ,全面考察制度变迁成本、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制度维护与运行成本及制度收益 ,通过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优化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方式 ,提高制度收益等方式提高制度变迁效率     

论制度变迁与“中国模式”的逻辑路径

根据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及其三大构成要素关系的理论,可将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变迁逻辑,在理论上分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和“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大类型。其变迁手段是通过创设式制度变迁和移植式制度变迁的交替使用来进行的。具体路径体现为：产权制度变迁、组织运行体制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三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及其创新过程。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变迁以“制度环境变化→意识形态变迁←→产权制度变迁→政府组织形式变迁→制度绩效”的独特路径,验证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其所包含的逻辑路径,正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可资借鉴的一般范型。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的证券市场

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力是内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动力是外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容易导致诺思路径依赖Ⅱ.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我们应该打破这种状态,使其回到正确的制度变迁轨迹上来.     

社会交换视角下佛教慈善组织发展动力机制研究——以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为例

本文以当代华人社会最为成功的慈善团体之一的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以下简称：慈济为研究案例,运用社会交换理论研究慈济的发展动力机制,发现社会交换所产生的“合法性机制”和社会需求的变迁是其发展动力机制的核心,“合法性机制”和需求变迁促使慈济不断根据变迁的制度环境进行自我调适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而成为台湾民间慈善组织的翘楚。慈济成功的运作模式可以为大陆地区慈善团体的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结构与演进--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

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剖析了我国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历史 ,指出了前改革时期土地制度变迁的实质和改革时期土地制度变迁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 ,剖析了当前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的新的变迁趋势 ,并从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以及变革动力的角度分析了新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变革环境。本文揭示 ,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局限性和新的农地制度变革的“非帕累托”性质 ,必须以新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来推动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时机选择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时机选择关系到制度变迁成本的高低 ,关系到制度变迁的成败 ,因而选准制度变迁的时机尤为重要。本文主要探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和退出时机 ,并用实际案例进行检验     

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

有关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之社会过程的研究,应以社会变迁,而非制度类型学作为基本范式。制度创新与变迁首先是保护带的调整,以保证制度内核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制度在渐进状态下逐步实现变迁的社会过程;嵌入性作为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结构性环境,直接决定组织制度变迁的方式、方向和效果;路径依赖是组织和制度变迁中一种不可避免的行为惯性;意识形态及其连带的价值体系在制度变迁的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变迁为统摄的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之社会过程,必须在制度与其文化、组织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多重关系内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