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政府对州际贸易的调控

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调控权力的历史演变 ,美国联邦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历年来产生了丰富案例 ,美国建国初期的主要案例 ,体现了联邦和各州政府调控州际贸易的权限。新政前后 ,最高法院的司法哲学发生了转变 ,州际贸易条款的法院解释亦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可见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和贸易范围的扩展 ,不仅联邦调控权力本身显著扩张 ,而且联邦政府可利用贸易调控权为手段 ,去实现宪法未明确授权的目的。     

美国最高法院与《医改法》的命运

美国宪法商事条款是联邦政府权力扩张的一个重要宪法基石.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高法院力图通过重新解释商事条款,为国会州际商业规制权划定出合理的边界和范围,但最高法院内部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之间的分歧与对立致使最高法院对商事条款的解释与运用出现反复.《医改法》引发的宪法诉讼已经摆在了最高法院大法官面前,其中主要争议就是如何解释商事条款,由此引发的三大焦点问题是:强制公民个人购买医疗保险是否属于“州际商业”的范畴,如何判断和适用对州际商业产生“实质影响”原则,以及在个人医保问题上如何平衡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应对这三大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     

“平等保护条款”与美国公民的“州际迁徙权”

美国人虽然历来重视迁徙自由,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他们所享有的“州际迁徙权”并不完全,因为迁居外州的公民并不能立即享受到与迁入州原居民完全相同的权利。自20世纪60年代起,州际迁徙者开始借助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争取获得与迁入州原居民同样的特权与豁免权。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坚持下,各州歧视新迁入者的许多法律已被取消,但在福利待遇方面,州际迁徙者的权益仍面临着诸多潜在的威胁。     

美国的统一州法运动

为适应州际贸易及人员流动增加的需要和抵制联邦权力的扩张,从19世纪后期开始,美国各州进行了统一州法的尝试。由于各州之间存在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和经济上的竞争,再加上联邦体制的制约,统一州法的目标并不容易达到。到目前为止,真正得到统一的法律屈指可数,州际法律冲突仍然存在。     

论我国宪法中人权条款的直接效力

宪法人权条款具有直接效力是当代世界宪政运动的一个趋势,亦是宪法自身的要求.承认人权条款的直接效力是中国宪政运动的当务之急.本文认为宪法的法律性应予重申,且法院的使命在于实施宪法;由于宪法人权条款的"具体化"中存有诸多疑问,故应使宪法人权条款具有直接效力;赋予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力是人权条款发挥直接效力的必然要求.     

美国宪法中的人事任免条款解析

美国宪法中的人事任免条款规定得较为模糊。在实践中,借助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与宪法解释,人事任免的规则得到明晰,逐步实现了总统与国会之间在人事任免权上的制衡。美国宪法对于重要人事任免权力的分配既有其合理的一面,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弊端,这两方面都有值得借鉴和反思之处。     

我国宪法解释的权属分析

在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样享有宪法监督权,但宪法仅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解释宪法的权力,而对全国人大并没有明确规定.依照"法无授权即无权"的公权力原则,应该认为全国人大不享有解释宪法的权力.问题在于,全国人大在行使宪法监督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一定的宪法条款作出说明,以此作为判定争议的法律或行为是否构成违宪的依据,实质上是在进行宪法解释.为化解这一矛盾,有必要结合我国的宪法体制,从理论上将宪法解释区分为作为宪法解释制度的宪法解释与作为宪法监督方式的宪法解释两个方面,并对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分析.     

强化宪法统一国内市场的作用

我国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对统一市场的分割和垄断相当严重,宪法以其法律权威性及规范性应当成为统一国内市场最有力的制度保证,借鉴美国联邦宪法对州际贸易壁垒的成功规制,以宪法条文明示禁止分割市场的行为,必须强化宪法的相关功能,这有利于我国回应"入世"挑战,促使宪政框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真正确立。     

美国州际协定法律背景的变迁

州际协定是美国各州自主解决地区乃至全国性问题时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它的合法性由《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十款第三项赋予。在联邦体制的不同阶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条款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在1893年的“弗吉尼亚州诉田纳西州”以前,所有的州际协定都需要国会的批准;此后,只有那些触及到联邦权利或可能改变联邦体制内力量平衡的政治性协定仍须国会批准,而其它的非政治性协定则不再需要国会明示批准。在放松对各州缔结协定的限制的同时,联邦最高法院对成员州及其公民遵守协定的约束却越来越加强,使州际协定的法律地位愈加巩固。     

宪法税权结构研究

宪政国家"因税而名",宪政国家的税权力源于人民的制宪权。税权作为国家权力实质就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依据法律规定,强制性、无偿性地向纳税人征收一定财产的权力。税权可依据国家权力的横向与纵向维度进行划分,横向税权分为税立法权、税行政权和税司法权;纵向税权可划分为中央税权与地方税权。研究税权的渊源、结构及其构成要素,不仅有利于宪法对国家税权力的保障与限制,而且有利于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完善我国宪法的税条款的内容,明确税权民主原则、税权法定原则和税权划分的宪法依据,既有利于我国税法体系的完善,又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     

试论美国宪法中的"协定条款"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宪法“协定条款”的成功给我国宪法相关内容的修改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实际上,我国宪法“行政协议条款”的缺失,在理论上引起了人们对地方政府缔约权的违宪性的怀疑,实践上导致区域合作的犹豫不决,甚至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形下,该宪法条款的出台似乎势在必行。其立法模式是,宪法只是原则性地出台“协议条款”,其具体内容由《地方组织法》规范,并在其他法律或行政法规中以“实施细则”的形式进一步细化。     

美国宪政对魏玛宪法的影响

美国宪政思想对近现代的德国影响源远流长,它在公民的基本权力、联邦制度以及设立魏玛共和国民选总统等方面对魏玛宪法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说来,魏玛宪法深受美国宪法十条修正案的影响：在魏玛宪法的国京组织结构中,联邦国家被保留下来,而美国宪政因素对国家元首和总统设立制度的影响,则主要通过德国著名社会学京马克斯·韦怕的主张体现出来。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新闻出版条款的起源

从美国制宪大讨论中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关于《权利法案》和其中的新闻出版条款的争议,可以看出人们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认识与对人类的其他自由价值的认识一样,都是在具体的场景下针对具体问题得出的认识。从一个个美国新闻出版自由与其他价值冲突的具体场景出发,我们才会更真切地把握第一修正案中新闻出版条款的"原意"。     

论宪法上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宪法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功能是授予并控制国家权力、确认并保障公民权利。通过宪法,赋予并控制国家权力、确认并保障公民权利是宪政史亘古不变的主题。研究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的本源及二者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本源上明确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国家权力必须受公民权利制约,而公民权利的实现必须依靠国家权力的保障。     

作为政治修辞的宪法——宪法的另一种面相乃至宪法的另一种类型

宪法的政治修辞功能是其并行于人权保障、权力制约功能的另一面的功能,即观念形态上的政治正当性功能。宪法的政治修辞具体表现形态有:以专门条款确定国家符号,在宪法序言中诉诸普世价值、历史传承、文化传统,以特定条款修饰制宪权,政治独白式的宣告或认定。因此,"宪法何为"便可归结为实践层面的政治规范与观念层面的政治修辞,这便是宪法的两种面相。宪法在功能上必有侧重,其到了极致处,则造成宪法的两种类型。     

论宪法上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宪法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功能是授予并控制国家权力、确认并保障公民权利。通过宪法，赋予并控制国家权力、确认并保障公民权利是宪政史亘古不变的主题。研究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的本源及二者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本源上明确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国家权力必须受公民权利制约，而公民权利的实现必须依靠国家权力的保障。     

加快推进反腐体系建设的宪法学思考

反腐败重在权力制约和监督,这势必要求以权力制约为己任的宪法予以积极回应.总体而言,反腐体系建设与现行宪法体制是兼容的,合理开发利用现行宪法中的反腐资源,反腐败的制度阻力会最小.切实发挥宪法的反腐功能,必须落实各项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强化各项权力制约机制.     

从宪法角度看美国内战的爆发

本文探讨了美国1787丰宪法与南北战争爆发之间的关系，认为美国独立战争不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革命，因为在此之后产生的宪法中保留了蓄奴制，且未明确联邦权力与州权的关系；1787年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保护财产权，基本精神是相互妥协。19世纪上半期南北双方的斗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两种不同经济形态的冲突，但常常具体表现为对宪法的不同解释。南方脱离联邦是维护蓄奴制与州权主义的必然结果，而南北战争则用武力的方式确立了民主制、自由雇佣劳动制及联邦不容分裂这三条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新原则。     

“存在未必合理,需要才是合法”——浅议美国政治体制的转换及其借鉴意义

美国当前政治体制运行的主要依据是1787年的《联邦宪法》,其基本精神是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法治、有限政府和联邦集权,这是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和困境之后的务实选择,反映了美国政治体制构建过程中的实用主义。通过探究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体制转换可以发现：任何宪法在其诞生之初都不是完美的,甚至是有些丑陋的,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却是最合适的、最好的宪法。实用主义精神指导下的稳步推进、渐进改革原则是美国政治体制转换留给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大启示。     

1982年宪法国家机构条款的变迁及意义 ——纪念"八二宪法"实施40周年

"八二宪法"40载,国家权力布局结构不断演进.其中,"党的领导"被明确写入宪法总纲,较为完备的"党的领导"规范体系初步建成;全国人大常委会从"赋权"到"扩权",呈现出能动行权的态势;合宪性审查机制从"隐性"到"显性",逐渐实现规范化与制度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实践"到"入宪",逐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监察法律体系;地方立法权从"恢复"到"扩容",力在达成收权与放权之间的平衡."八二宪法"发展的40年,不断往返于规范与现实之间,充分展现根植中国文化,依赖中国经验,采行中国眼光,兼顾效率与公平、贯彻民主和自治的宪法实践精神.然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应逐渐转变为以创制法律来推动全方位改革的范式,主要依靠法律建构来确认权力结构和权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