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舶来品”还是“本土货”

美国学者詹启华曾经断言,“孔夫子”这个今天一般世人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汉语称谓,在利玛窦来到之前的中国本土语言和思想文献中几乎不存在,它完全是利玛窦等西洋耶稣会传教士们“创造”和“制造”的结果.事实上,无论从西洋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前的历史文物还是思想典籍两个方面来看,詹启华的上述说法都不能成立.     

“事天之学”如何“补益王化”?——从《辩学章疏》透视徐光启的基督教信仰

徐光启所著《辩学章疏》是研究徐氏思想的重要文献,从此文我们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分析其宗教信仰以及中国传统儒学的色彩,如徐的基督世界往往与复古思绪和原始儒学相结合等,另外徐氏的大胆社会试验的构想亦体现了创新精神。无论怎样,深谙基督教义的徐文定公首先是一位基督徒,而其内心中的儒学因素不应被认为与其宗教信仰相龃龉。     

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以《儒家哲学》为例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对儒家文化的持守,共同催生了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梁启超立足传统文化,从基本内涵、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儒家哲学的内在神韵。其学术价值在于,梁启超对儒家哲学的独特见解,对我们当代传承和改进儒家文化,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地方课程的实施策略研究——以“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为例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地方课程是连接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的桥梁.当前关于地方课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方课程的开发和价值定住,很少涉及地方课程的实施策略.因此,以新乡市卫滨区实施的地方课程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为例,探讨地方课程的实施策略,有助于促进地方课程的开展.     

东亚儒家社群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以中韩儒家社群主义为例

东亚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以"社群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它在历史上呈现为中国儒家与韩国儒学为代表的典型类型.其中,中国儒家社群主义以"四书学"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韩国儒家社群主义则是以"礼学"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两种类型的社群主义尽管在历史形态上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却具有其作为东亚儒家社群主义的基本品格.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亚式的儒家社群主义面临着两种发展前景其一是挑战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其二是转化为儒家自由主义.这两种可能性孰者更大?这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历史实践的问题.     

先秦儒家生态思想探微——以孔、孟、荀为例

对于中国古代经典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人们多从佛、道两家进行挖掘、开发,实则儒家思想中亦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比之于佛、道,儒家的＂有限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于今更富有契合性。不过,由于先秦儒家的生态思想乃是根植于＂仁＂之德性之上,通过＂仁＂心之存养、拓展逐至展开。这无疑使得儒家的生态思想带有一定的隐晦性。在先秦儒家中,孔子、孟子、荀子可谓儒家思想的代表,挖掘儒家生态思想于今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化的误读与讹传——以“荸荠化铜”为例

荸荠是一种常见的水果、蔬菜,然而在一些古老的医方记载中,荸荠竟然具有“化铜”的神奇功效。此种功效被明末清初来华的一些传教士介绍到西方,并大加渲染,激发了许多欧洲人的好奇,以致成为法国“国王数学家们”来华后首先求证的一件事情。从不同传教士对待“荸荠化铜”的态度可以看出,在异质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的误读与讹传除了知识所限,更多的则是态度使然。     

先秦儒家论玉的思想视界——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例

先秦儒家论玉具有鲜明的学派传承特征,在立论上具有明显一贯性,在入思向度上却呈现出差异性,可谓"玉"彩纷呈。孔子、孟子、荀子论玉不以器型立论,而以玉所呈露的品质立论,且具有以比喻义论玉的一贯特点。孔子论玉主要从比德于玉的角度立论,孟子论玉最大特点是以玉喻政、以玉喻人,荀子则从德玉、礼玉、人才玉等多视角、多论域立论。先秦儒家玉论极大丰富了中华玉文化的哲理内涵,打开了玉文化广阔的思想视野,提升了玉的文化品格与精神价值。正像后来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主流一样,儒家对玉的功能、价值的理论阐释也成为中华玉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弘扬中华“智德”文化——以先秦孔、孟、荀儒家为据的讨论

首先针对“智德的意义与界说”分别探讨先秦儒家孔、孟、苟三子之个别论述,呈现出三子思想之差异。其次,指出三子之“智德”实作为一种与“仁德”并举之德。再者,针对荀子所提之“知／智”的三层说：“使从知己”、“知人”、“自知”,来反省说明“智德”虽意在“知人”实则奠基于隐而未显之“自知”,以此作为孔孟荀儒家关于知／智问题的基调。     

儒家德治观念与实践研究——以陆象山“荆门之政”为例

本文主要以南宋心学大师陆象山“荆门之政”为例 ,探讨儒家德治观念及其实践性的问题 ,儒家德治观念与当代“以德治国”方略的关系问题。从儒家的德治观念、象山的政治思想 ,以及象山治荆之具体政治活动出发 ,可以看到 ,儒家的德治观念不仅内容丰富 ,而且具备有实际的操作性 ,值得今人反思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合理地运用于当今中国的政治活动之中。     

为“儒家她者”祈福——以《祝福》中的祥林嫂为例

儒家她者的祥林嫂身处绝对客体之境,心理遭遇焦虑、歇斯底里、压抑的吞噬,身心双重困顿将她抛至无涯荒野。祥林嫂的命运劣势源自女性周围的男性压制,源自女性自身作为去势者以及作为绝对客体的悲哀。对祥林嫂的拯救除了叙述者我的努力之外,还需解放儒家她者的制造者,培养大心肠的人们,以达到祝福儒家她者的愿景。     

论“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以“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反思为中心

儒学理论形态在当代社会的兴起,表明的是儒学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与自觉。在众多思想形态中,何种儒学思想将引领未来社会思想动向,不仅关切到儒学自身理论形态的自足,更在于思想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导向作用。反思"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是儒学思想完备自在自为的理论诉求。反思表明,"大陆新儒家"以康有为主义的名义来作为儒学复兴的理论价值取向,不但违背了儒学自身的理论价值承诺,同时也悖离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的儒家本位

明末清初,因天主教来华而产生的“儒家天主教徒”这一独特群体,是当时特殊历史文化环境下耶儒融合的结果.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在救心、救世、救人的不同主题下,“儒家天主教徒”始终坚持儒家本位.     

略论现代新儒家的五四观——以梁漱溟、唐君毅、余英时为例

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还促进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兴起。由于文化背景和时代课题的变化,现代新儒家三代学人对这场学生爱国运动之评价见仁见智、各不相同。新儒家开创者梁漱溟主张以法律方式规约学生的爱国行为;新儒家第二代唐君毅立足传统文化,坚决反对五四运动;新儒家第三代余英时则对之进行了客观理性的评析。三人观点之差异,表征着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新儒家学者对这场运动的复杂心态。     

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历史探赜——以徐光启科技翻译为中心

晚明的科技翻译是我国系统地翻译西方科技的肇始,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西学翻译高潮。以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为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从国家翻译实践的视角来审视其科技翻译实践。晚明时期,内部社会的变革和外部科技的发展是晚明国家翻译实践产生的两大背景。翻译学术群体的形成和中外译者之间的合作,保障了晚明国家翻译实践得以实施。徐光启的科技翻译活动具有国家翻译实践的典型特征,这一翻译实践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并促进国家的振兴与发展。本文通过以徐光启科技翻译为中心的历史探赜,探究与阐释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主要特征、核心内容和重要历史意义。     

儒家伦理的“脉络化的普遍主义”——以“仁”为例作说明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对儒家来说并不是极端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的,儒家伦理其实是要体现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整合起来看待,建构一个它们的综（Synthese）,笔者称之为。脉络化的普遍主义”（kontextualisierter Universalismus）。就文化上而言,儒家伦理真正体现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综合,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的体现。     

论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以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为视角

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由来已久,对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法本位上的义务本位取向,民商法领域的“重农抑商”传统和诉讼观上的“无讼”理想。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可以使我们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更为细致和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

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随着"绝地天通"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通神而圣"的身份为王者所垄断,王者成为"圣"王。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儒家“和”伦理对博弈论的补足——以现代竞争社会为视角

作为一种分析现实社会关系工具的博弈论,在进入伦理学视阈时必然要面对人性假设等问题的严格追问.博弈论如果想要寻求改良之途,可以考虑借助儒家“和”伦理.儒家“和”伦理通过宇宙伦理图示的描述路径将“生生”确立为根本意向,在此种“生生”意向下,儒家“和”伦理可以为博弈论突破其功利主义掣肘提供参考,使其获得补足性改良之途.儒家“和”伦理对博弈论的补足性改良主要表现为:对人性进行更为真实和丰满的考虑,达成非功利合作和非情境合作,产生优越于集体意识的共生意识.     

中国近代宗教观的一般回顾——以早期现代新儒家为例

中国近代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境和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特性,使得对于宗教的否定评判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的主流态度。早期现代新儒家在宗教问题上既深受这一主流态度的影响,又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他们否定宗教,尤其是反对在中国通过宗教的方式来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但是,他们建构的新儒学的理论又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