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²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²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

本文介绍了目前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问题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论述了人口数量控制与几种人口现象的关系 ,论证了低生育率水平下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首要任务。最后认为 :对现行生育政策需要进行调整的意见仍需要审慎考虑     

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口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由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生育率急速的下降与我国严格的生育政策紧密相联.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中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是使人口老化加快的主要原因.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低惯性增长和过快的人口老化的新形势,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现行生育政策并予以调整.作者主张,从现行追求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宜调整为低生育率与调控结构并举的生育政策.     

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政策选择

本文对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现况进行了客观的估计 ,分析了生育率及其地区差异的特点 ,从内容、可行性、合理性等不同角度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了审视 ,指出了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趋势。面对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人口问题与挑战 ,从是否需要调整、调整幅度与如何调整三方面对生育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讨论了各种可能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建议。     

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田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由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生育率急速的下降与我国严格的生育政策紧密相联。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中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是使人口老化加快的主要原因。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低惯性增长和过快的人口老化的新形势,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现行生育政策并予以调整。作者主张,从现行追求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宜调整为低生育率与调控结构并举的生育政策。     

中国生育政策调整问题研究

本文从内容、可行性、合理性等方面对现行生育政策重新进行了审视，讨论了政策调整所涉及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意愿调查、人口控制目标及其与生育政策之间的关系等相关问题，从是否需要调整、调整幅度和如何调整三方面对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建议。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回顾与展望——基于公共政策周期理论视角分析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引发中外社会各界的争议与关注。公共政策周期理论强调,公共政策经历问题认定、政策出台,再经过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等环节,最终归于终结。作为一项对人口、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政策,在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进行政策监控及政策评估,对于探究政策效果及影响,正确决定政策去向及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在公共政策周期理论视角下,采用政策评估的科学逻辑及系统方法对生育政策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评估,并从当今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探究政策的调整方向,提出政策调整及改进的建议。本文认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已实现,中国的客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环境,统筹考虑政策调整、有序完善现行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已正当适时。     

江苏省生育政策一元化对人口出生的影响

为估算独生子女夫妇生育2孩的影响,文章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年龄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拆分的方法,测算了全省非农人口也和农村一样("生育政策一元化"),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非农业人口现行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双独")对人口出生规模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全省城乡都实行"单独"生育政策后,平均每年人口出生增加最大不超过7.3万人,对江苏省的人口规模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在政策调整初期,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需要各地政府进行必要的疏导;这种政策调整早一点,出生堆积就会小一点.     

胎次因素相关分析

有关性别比的人口学课题随着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提出而提出,生育胎次因素对于性别比的影响作用问题,也由此具有了不容忽视和不可回避的特殊性质。“只生一胎”会不会造成出生人口群的性比例失调?是不是“头胎生育男孩多?”这些问题本不难从一些较长期的全面统计资料中得出初步结论。但由于现行人口政策推行时间还不长,加之人口统计资料在内容上     

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本文在"六普"汇总数据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的变化和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正在向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中国一般生育率上升9.613%,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人口形势,科学地规划和调整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文章对生育政策调整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基础数据、数学模型、参数假设的问题及研究结果的争论与分歧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现有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在生育水平、独生子女总量、育龄妇女总量与结构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偏差。作者认为宏观人口模型并不适于单独二孩等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建议采用微观随机人口仿真模型解决数据质量和区间估计问题。文章进一步分析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可能存在的出生人口堆积情况,反思生育政策调整研究面临的问题、困难和解决的办法,指出今后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     

"四二一"家庭微观仿真模型在生育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文章阐述了"四二一"家庭微观仿真模型的基本方法和基础数据,尝试测算了现行政策不变、"单独"政策和"二孩"政策3种生育政策条件下未来50年我国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动情况.对不同方案下人口与经济社会后果的初步分析表明,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宜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的总体稳定.     

控制出来的"三大"人口高峰及相关学术悖论

文章运用人口理论解析了出生人口高峰与"三大"人口高峰中的"高峰"的概念区别,论证了21世纪中国"三大"人口高峰的相继到来是实施计划生育后生育水平降至低生育水平并持续稳定的结果.同时指出,劳动年龄人口"黄金时代"、"人口生物老化"、老龄化中的"两堵墙"论等均是学术上的悖论.     

甘肃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不同年龄、不同级别城市和乡村的适龄生育人口,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就甘肃省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的生育行为和“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时的生育水平,单纯的“全面两孩”政策并不能有效地提高甘肃省的人口生育水平,且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年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应调整当前我国实施的人口控制政策,同时针对甘肃省的人口年龄结构失调、男女比例失衡及后续劳动力资源紧缺等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以利于甘肃省及全国人口生育水平的提高.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出生性别比偏高且逐渐走高是中国过去近30年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一,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生性别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也一直在争论。本文从微观行为主体的生育决策出发,试图理顺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考察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微观决策主体的生育行为,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考察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无选择生育和有选择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最后就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出建议。     

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变动及预测

人口出生水平取决于生育水平、 生育模式以及育龄妇女比重.文章利用1980—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的初育年龄对其终身生育率进行预测,并据此测算1990年、2000年以及2010年三个人口普查年份的人口出生率,结果表明,这三个年份的出生率估计值均能够以较小的误差接近由总和生育率计算得到的人口出生率真实值.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解释了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持续下降以及近十年来始终处于低水平的现象,是由30岁以下的年轻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 生育模式(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和占总人口比重共同下降所致.考虑到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文章还模拟了高、 中、 低三种预测情景下2011—2050年中国人口出生规模的变化,指出即使在文章设定的高生育水平方案下,人口出生规模也只能在短期内实现回升.因此,为促进未来人口出生数量渐进增加,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目标仍须适当提高.     

人口现代化"和"生育现代化":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根本目标

人口现代化和生育现代化是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根本目标。计划生育就是为了实现生育的现代化,进而来推进人口的现代化。如果说人口现代化是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那么生育现代化就是计划生育事业的战略目标。从政策的角度探讨两大命题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三合一"工程。     

农村社会经济政策与人口控制

人们的生育行为,归根到底,为现实的物质利益所驱动.作为调整经济利益的手段,社会经济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目前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仍然过快,农民多生、生男孩的要求依然十分强烈,超计划生育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状况与农村现行的一些社会经济政策有一定的关系.深入研究分析农村社会经济政策与控制人口的关系,妥善处理二者间某些不相适应的方面,对于农村控制人口增长和发展社会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     

"十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前瞻性研究

世纪之交,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历史性转变,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低生育水平只是控制人口数量的一个起点,而非我们的最终目的."十五"时期,中国仍将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首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     

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我国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迷和人口"爆炸"强烈反差下被迫做出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形势进行动态调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口发展规律的要求。全面二孩政策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延续,终止了紧缩性的生育政策,开启了相对宽松性的生育政策时代,其政策实施的人口效果预期利远大于弊。评判人口均衡发展要遵循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全面二孩政策和未来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需要坚持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