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的杰作,它既串演了生动的传奇的爱情,又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乃至哲理思辨,而且具有艺术的审美意蕴,体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     

红楼梦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兼谈考据

考据工作在研究古典文学中还是必要的,不考出作者的生平和历史背景,怎能发现出作品里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呢?且从那时候(雍乾朝)的宗法制度来谈一下: 按曹沾的籍属是内务府“包衣”,清朝的家法和一般人的门阀之见极严,这是封建制度阶级社会的特点。从整个阶级来说“宗室”“觉罗”“八旗”是三个阶层,而这三个阶层之於“包衣”这个阶层则几乎等於两个阶级——主仆。即便因功“抬旗”也不能跟汉军旗兵相比。任凭多么阔(有钱有势),也被看作是“家人”出身。没抬旗的不能跟“宗室”“觉罗”“八旗”平起平坐。在喜、寿、婚、丧典礼、大庭广众的场合,常有被申斥甚而殴打的可能。(这种风气直到清末还存在。像:有“贵胄学堂”“宗室觉罗八旗学堂”,“内务府三旗     

谈《汾水长流》的思想和艺术

革命的无产阶級文学,是为无产阶級政治服务的有力武器。“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創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講話》)这就要求无产阶級的作家艺术家,不是一般地去再現历史和現实生活的一般发展过程,而是在历史的和現实的阶級斗爭的生活海洋里,通过艺术的概括、提炼,从一个方面反映时代的面貌,特别是描繪現实生活中的阶級斗爭,揭露斗爭的实質,指出斗爭的发展前途,并且用无产阶級革命理想的光輝去照亮这种前途,热烈地去歌頌一定历史时期的新的阶級,     

历史与艺术：关于小说《红岩》的两种“真实”

小说《红岩》是新中国文学发行量最大的一部红色经典,作者以自己身陷囹圄的所见所闻,热情讴歌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与高尚品格,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正面教材。但是小说中的《红岩》故事,并不等于历史上的＂红岩＂故事,它们分别隶属于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两个不同范畴,盲目地将两者人为混淆简单等同是极其幼稚的错误举措。     

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结合的典范——略谈《三国演义》中的“拥刘贬曹”

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对于《三国演义》的思想评价问题,一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演义”中的“拥刘贬曹”思想,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反映,不符合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也有人认为,“演义”中的“拥刘贬曹”思想,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想愿望和要求,虽然不尽符合历史真实,但却符合于艺术真实。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拥刘贬曹”思想,这是《三国演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略谈《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传记文学自《左传》发端,至《史记》大放异彩,而今又呈方兴未艾之势。传记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历史的真实是其灵魂,艺术的魅力是其生命;二者的统一,即艺术真实,是其完美境界。那么,怎样达到这一境界?也就是说,怎样由历史真实而达到艺术真实?一部《史记》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答案。     

“描写了丑,却创造了艺术美”——论《水浒》的“化丑为美”

自有人类社会,美与丑这对孪生兄弟就结伴来到人间。厌丑之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真善美在同假恶丑的相互比较中存在着,在相互斗争中发展着,美与丑就这样地相辅相成、矛盾统一,“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为鞭挞丑恶,为歌颂美好事物,都需要对丑的艺术     

谈《红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色

美国十九世纪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于1850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红字》而一跃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红字》巨大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得到世界的公认.本文通过对霍桑的生平、家庭背景、社会背景的介绍,进一步推介他的小说《红字》,分析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的心理活动.通过白兰的悲惨遭遇,揭露伪善的宗教对人们精神、心灵和道德的摧残.     

节目“真实”与体验“真实”——关于“真实电视”的真实性探讨

“真实电视”是众多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类型之一,它向受众展示了真实的生活影像,也为受众带来了真实的生存体验。本文从审美主体的真实、节目内容的真实、受众的再创造真实的角度对“真实电视”进行了真实性探讨。     

文艺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试谈小说《暴风骤雨》和同名纪录片

由蒋樾、段锦川导演、制作的纪录片《暴风骤雨》（以下均简称为《暴》）自从在“云之南”2005纪录片影像展上展播之后,在网络媒体上引发了对它和周立波的同名小说之间的不小的议论。小说中,无论是贫苦善良、苦大仇深的赵玉林、郭全海等贫雇农形象,还是穷凶极欲、恶贯满盈的恶霸韩老六;无论是作者所正面描述的“挖浮财”,还是“扫堂子”,显然都与真实生活中的元宝镇相距甚远。     

漫谈艺术的本质真实——兼评《祸起萧墙》

关于什么是艺术的本质真实,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同志把艺术的本质真实看作是简单划一的、仅仅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艺术的本质真实就成了演绎某一时代、某一阶级的思想的形象化工具,文艺作品描写的对象也就被局限于体现整个社会生活的“主流”和“必然”。例如,最近在讨论中篇小说《祸起萧墙》时,就有人认为,在四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对经济调整、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封建地方主     

艺术真实:文艺的生命所在——陈涌的“艺术真实”文艺批评观探析

陈涌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观点,继承并发扬了鲁迅精神,结合我国革命文艺实践,在深入思考文艺自身的特性和规律的基础上,对被长久忽视的革命文学的艺术真实性问题进行了大胆又深刻的阐述。陈涌的艺术真实观把"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作为根本精神,要求作家、艺术家对现实进行高度概括,以感性形象的形式来体现,结合自己的"主观精神",博采各种创作方法之长,是其现实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早期“神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兼谈“《易》以神化”为《周易》旨归

"神"与"化"的关联出现及其哲学化是在战国时期完成的。最初"神"是形容"化"的神奇、神速、不可思议,其表述常常是"其化如神",既可以指自然界之变化,也可以指政教之感化。《孟子》《荀子》同时出现"所存者神,所过者化"一语,朱熹认为这可能是孟子、荀子同时引用的一句古语,这里"神"与"化"开始对举出现。到了《易传》《管子》,"神"哲学化、本体化,指向存在之整体性,明确以"神"为"化"的动力因,"穷神知化"为道德修养之最高境界。战国末期或汉初的道家典籍中开始直接出现"神化"一词的合成词,认为"神化"为自然德教的最高境界,强调"神化为贵""太上神化",道家自然无为的气息浓厚。西汉《盐铁论》及东汉蔡邕文集中也常常用到"神化"一词,"神化"思想广泛影响到社会文化和文学层面,用来形容德行或德政之高。后世常以《庄子》所说"《易》以道阴阳"为《周易》的主旨,朱熹对此也甚为推崇。也有学者批评《庄子》"《易》以道阴阳"之说为"未知《易》"。实际上,司马迁《史记》引孔子所说"《易》以神化"更能揭示出《周易》的主旨和根本精神,孔子"《易》以神化"比《庄子》"道阴阳"之说更为深刻。     

“论”与“史”的有机结合——评王先霈《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

王先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以下简称"王著")是一部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的著作.说王著全面、系统,是因为其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的主要历史时期及中国古代所有重要的艺术心理思想;说王著深入,是因为其是将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放置于中国文化(乃至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心理这样广阔的宏观背景上来展开研究的,在研究方法上是以现代心理学理论作参照和导引的,是与古代及现代的艺术活动实际有机结合的.     

《蒂迈欧》“述”“作”中的真实与礼法

在整体论的思路下，对《蒂迈欧》的解读不能像传统的解释那样只集中在《蒂迈欧》关于宇宙创生的讲辞上，而尤其要重视开场部分与宇宙论部分的关联。这种关联突出地表现在：开场部分克里蒂亚对古雅典历史的讲“述”和宇宙论部分蒂迈欧对宇宙生成数学诗的创“作”之间有诸多针锋相对的对应。因为这种对应关系的存在，所以对《蒂迈欧》的解读就不能只从克里蒂亚的发言计划所声称的合作视角出发，在表面的合作下实质是克里蒂亚和蒂迈欧的竞争，他们事实上呈现了两种相当不同的对人和城邦秩序的构想。前者凭借记忆带着虚荣悖谬地讲“述”他“听”来的理想城邦，强调真实却背离真实，最终为僭主政治埋下隐患。后者则依据对可见世界的“观看”凭借理性创“作”宇宙法歌，承认似真却捍卫真实，最终为理想城邦奠基。在人与宇宙的亲缘和城邦—灵魂类比的视角下，蒂迈欧的宇宙法歌最终为取法于天的理想礼法和理想城邦奠基，也最终完成苏格拉底设下的任务。     

以人为本 特色创新——谈《温州年鉴》的“创新”编纂思想

一、“创新”编纂思想的提出记得1998年10月,在第一部温州年鉴诞生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连续开了4次编务会议,4次编务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创新。这几次编务会议讨论研究的结果,是提出     

儒家“慎独”思想的真实含义

儒家的“慎独”不是指个人在独处时其行为要遵守社会道德规范，虽然它涵盖了这层意思；也不应该对其进行现代赋值，认为它注重人的“个性”的发展；“慎独”，最根本的含义就是“诚意”，而“诚意”，本文认为主要包括有三个层面的要求。     

《红楼梦》的“好了歌”与破了产的“四人帮”

反党野心家江青在向某外国作家的“谈话”中,把自己吹嘘为马克思主义的“红学家”。她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吹嘘自己是建国以来开展《红楼梦》评论的发动者与组织者。其实,江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她在《红楼梦》研究中散布了一系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直接违抗毛主席对《红楼梦》     

“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的艺术哲学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乐记》的艺术哲学思想:一是从主客两个方面建立了乐的本源论;二是从形式创造切入论述了乐的审美特征;三是从乐与礼的关系入手论述了乐的功能;四是博采众家之长构建了儒家“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     

《坛经》思想与中国艺术的关系

《坛经》是我国佛教思想史上第一部由中国僧人惠能撰述的佛教典籍。惠能在《坛经》中将传统佛教的真如佛变为心性佛,将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注重自性自度,将传统佛教强调修禅静坐变为注重道由心悟,将传统佛教强调经教变为注重不立文字,将传统佛教强调出世间求解脱变为注重世间求解脱等重要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和雕塑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