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一文化分离论——评萨义德、霍布森等人地理一文化重合论

东方和西方不仅是地理概念,而且是文化概念。地理上的东方和西方与文化上的东方和西方的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由此产生地理一文化重合论和地理～文化分离论的分野。地理一文化重合论主张在东方地理上产生的文化就是东方文化,在西方地理上产生的文化就是西方文化,即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是分别相互重合的。地理一文化分离论则相反,即认为地理上的东方或西方同文化上的东方或西方是分别相互分离的。本文主张后者,对李大钊、萨义德、霍布森等人的地理一文化重合论做了全面梳理,并用史实对之做了批评。     

和合文化视阈下现代慈善文化的构建

本文在传统和合文化的视阈下,探讨如何构建现代慈善文化:在目标指向上,现代慈善文化必须要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在原则上,应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在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其他慈善文化;在价值观上,应以和爱作为现代慈善文化的价值观。     

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促进江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是当前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做好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工作,在内容上要覆盖自然生态文化、自然科学文化、建筑景观文化、历史资源文化、影视表演文化、休闲疗养文化.在工作的推动上,要主抓文明创建,文化资源的保护、登记和整理,旅游景区布展陈列,旅游景区文艺表演.在改革与创新上,要明确定位、提升档次,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推进机制体制创新,以市场为导向,做出效益来.     

“多元文化”的悖论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问题

提倡多元文化的初衰无疑是反对一极化、一体化和中心霸权主义.有悖于提倡者初衰的是,多元文化的提倡也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落后的甚至低级趣味的文化思想和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权威政治思想提供了合法化的借口.在很大程度上,多元文化也被广泛地、有意识地被误读为"文化平均主义".在"宏观多元文化"层次上的边缘弱势却在另一"微观多元文化"层次上变成了中心和霸权主义.在"微观多元文化"层次上新形成的"地域性或民族性文化霸权主义"就是只在自己以上的层面即"宏观多元文化"层上大讲多元性,而在自己以下的层面即"微观多元文化"层大讲统一性,把文化的多元性力图阻止到自身而止而不愿向下延伸.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

全球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它不是在某个单一社会层面上发生的过程,而是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层面上统一发生的过程.中国当代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可能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也有可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丧失自我.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性,"自主型"发展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有互补性,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会产生新的有益于人类进步的世界文化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必将对人类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

文化"软实力"对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构成意义上,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在发展意义上,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动力.表现在特征上,从空间角度看,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差异性;从时间角度看,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发展性.当前,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需要奠定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把握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主题,抓住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实效.     

文化就是社会化——广义“文化”概念的逻辑批判

文化概论众说纷纭,但根据“文化”一词在古今中外的各种实际用法,我们认为,广义的文化概念,在外延上包括一切社会现象,所有社会现象都在文化的外延之中;文化的特有属性就是社会化,因而从内涵上可以把文化定义为“社会化的过程及其结果”     

齐鲁文化在基本思想导向上的一致性

齐鲁文化是个大文化概念 ,不仅在文化来源上是多源的 ,而且在内容上也是相当庞杂的。但齐鲁文化之所以被统为齐鲁文化 ,关键在于齐鲁文化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 ,它内在地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 ,即以道德形态出现的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     

自由主义视域下激进论与调和论的分殊——"五四"前后的两种新文化构建方案

"五四"前后,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在应对东西文化与新旧文化问题上,文化激进论与调和论应时而生.激进论者更多看到的是传统文化的惰性及与西方文化的差距,希望以"开放的文化观念"接纳西方文化,以新代旧.调和论者则批评激进论者对西学不加鉴别,主张接续新旧,调和东西,创造新文化.主张的不同在于:激进论者在文化上追求"理性共识"的一元论,而文化调和论则力图承认文化的多元以达到不同文化的涵化整合,促进新文化的生成.这种分殊体现了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主张上的类型差异.     

徜徉于历史与文化之间

对世界各种文化长期共存、共同发展战略作历史和文化的诠释。从走向历史深处和走向文化深处上讨论东方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 ,从历史———文化上阐述了在历代起主要作用的社会因素的世俗化进程 :政治世俗化、宗教世俗化、科学世俗化、文化世俗化 ;从文化———历史上阐述历史世界和超历史世界在东方文化和现代化问题上的不同境际。认为东方文化的历史赓续方式之一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诠释。人文价值在于人从外部取得自由及其在内部的升华     

《朝花夕拾》与绍兴民俗

鲁迅《朝花夕拾》中有许多关于绍兴民俗的描写,寄予着作者复杂的思想情感和深刻的文化思考。《朝花夕拾》既展示了大量绍兴淳朴的民俗,描绘了一个民风淳厚的乡土世界;也描写了一些绍兴民间陋俗,它们留给作者的是痛苦的记忆和愤慨的情绪。民俗与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关系密切,在对民俗的描写中,渗透着鲁迅对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论佛教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佛教伦理思想是理解佛教具有现代性的重要方面。一方面佛教在积极地适应现代文明的发展规则,另一方面则通过自身丰富的思想、历史、文化底蕴,向现代社会提供着构建和谐的积极因素。从现实的经验层面看,研究佛教伦理学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故而本文从佛教自身的资源出发,通过国家管理、道德建设和生命文化等三个方面,分析佛教伦理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论政治话语下新时期小说中的死亡美学

从政治话语下死亡的符号化、死亡的人性化,再到死亡的苦难表述出发,阐释了政治话语下死亡的美学含义,发现了作家一方面对死亡本质具有了人性化的理解,并试图在审美领域上作新的尝试,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主流话语的束缚,在死亡叙事上仍然保持有功利性地再现宏大的历史境遇的传统观念。     

文化的三阶层——论钱穆的“文化构成”说

在钱穆看来,文化即人生。人生必须面对＂物世界＂＂人世界＂和＂心世界＂,相应地,文化则是物质的、集体的和精神的三部门之融合体。作为其文化学理论的基础内核,＂文化三阶层＂理论从人类生活、文化要素及人文演进3个层面展现了文化的立体性。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文化三阶层＂理论启示我们要注重文化体系各部门配搭的协调发展,尤其是要重视发挥道德的引领作用。同时,也要重建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     

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思考

在对外文化传播当中,要想使国外公众真正认同中国文化,就必须使其深入了解中国的思想文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物质和艺术文化层面。因此,必须打造以思想文化为主体,以物质文化和艺术文化为两翼的对外传播体系。同时,国外公众由中国文化引发的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和评价,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现代文化决定的。因此,基于中国现代文化缺乏特色、创新乏力的现实,必须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建设和传播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     

实证视域中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来自全国多个农村地区的实际调查表明,村民自治在实践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困扰。在法律保障方面,村民自治的相关法律不够明确不成体系,村民民主权利维护的功能有待完善;在制度设计方面,县乡两级党委政府与村委会村党支部之间的指导关系不明晰,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运行界限模糊;在政治文化方面,农村传统政治文化观念较为浓厚,村民向现代公民的公共意识与参与行为转变普遍存在困难,村干部的民主法制意识与能力素质和村民的自治渴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通过综合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村民自治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也深切感知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艺术自律：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灵魂——兼及王国维对中西美学资源的融合

王国维美学的核心和灵魂是艺术自律思想,其形成一方面借鉴了道家的美学精神,建基于对中国古典艺术观念的反思;一方面受益于西方美学资源,特别是康德的审美自律思想。王国维的艺术自律思想主要体现在审美心理、艺术形式本体论、美学价值论三个维度,其思想用审美性架起了从中国古典美学到现代美学的桥梁。王国维并没有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的极端,而是从美育的视角把艺术自律与人的精神自由联系在一起,其理论充满了辩证色彩。     

晚报副刊传播符号视觉化的表征、影响与对策

受到消费主义与新媒介技术的影响,读图时代的晚报副刊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从表现形式上看,副刊多频率地运用各式图片与形象构图传播信息,视觉化趋势增强;图片专版大放异彩,摄影文学则为副刊视觉传播开拓了更深广的领域。另一方面,从承载内容上看,快餐式的视觉文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副刊文学性的消解、受众参与性的式微与思想性的解构。副刊视觉化传播的主流应是融合时代性、文艺性与思想性的作品。     

解读薇拉·凯瑟《我的安东尼娅》中的文化观

薇拉·凯瑟的经典之作《我的安东尼娅》取材于作者的生活经历,讲述的是一群欧洲移民在美国西部艰苦创业的故事.作者认为,移民既要坚守自己的传统文化、发展传统文化,又要形成与适应拓荒文化.二者对美国精神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