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的追问:从"是者"到"是"

对本体的追问是“人”与生俱来的。从“人”对“天”、“上帝”、“诸神”的膜拜,到对“始基”、“逻各斯”、“理念”、“道”、“理”等的探求,再到对“存在（是）”的贞认,标志着“人”对本体的认识的进步。“人”对本体的认识是由对“是者”的探求而深入到对“是”的贞认的,这也是“人”自科学意识苏醒之后哲学意识的苏醒。“是”显现于“是者”,对“是”的把握是“总有一天会死”的“人”。在持守“思”与“是”同一的境域中,“人”能通过“思”实现对“是”的把握。     

"9·11事件"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9·11事件”之后 ,美国对其全球战略做了调整 ,保卫美国成为首要任务。但是 ,这并没有改变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 .随着美国势力进入中亚 ,“战略包围中俄”的态势基本形成 ,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将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颜色革命"·美国的民主战略·对策

近期,从中亚到中东刮起了一股“颜色革命”的风暴,它与所谓的“天鹅绒革命”一脉相承,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操纵的以和平的“街头政治”形式颠覆民选的非亲西方政权的系列事件,是一串“美国化”的事变。它的最大卖点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不流血的方式,它反映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强势地位。我们应以两手积极应对。     

论格律的回归与美国“新形式主义”诗歌

以格律的回归为标志的“新形式主义”诗歌是美国８０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本文拟对该诗派的主要理论进行介绍,对其对手所提出的所谓“新形式主义”诗歌是“右倾”的、“非美国”的观点进行批驳,并对逐渐堕落的自由诗的现状予以分析和批判     

布什政府"先发制人"战略评析

“9.11”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为布什政府巩固美国霸权地位提供了有利时机。为了消除“迫在眉睫的重大威胁”,布什政府实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发动了两场侵略战争。尽管布什政府千方百计论证“先发制人”战略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但始终无法掩盖美国以侵略战争的手段谋求霸权利益的真正目的。事实上,“先发制人”战略已成为美国继续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将对世界和平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别琴英语"剖析

“别琴英语”是华人在早期中外贸易交往的实践中逐步发明的中英混杂语言。由于晚清对外贸易的特殊性,“别琴英语”由“广州英语”发展到“洋泾浜英语”。“别琴英语”虽是一种很不规范的英语,但它却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对当今英语教学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孔丘论"学"过程初探

孔丘最早对“学”的过程进行了理论阐释，他认为“学”是一个流程，应该分为“博学”，“思”，“习”，“行”四个递进的阶段，这对我们研究教与学的理论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9·11”事件后美国战略思维的新变化－－“先发制人”战略探析

美国总统布什将在 2 0 0 2年秋向国会提交其上台以来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正式公布向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发动的“先发制人”战略 ,这一新战略标志美国战略思维将发生重大变化。本文探讨“先发制人”战略的形成过程及其概念初步界定 ,并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考察了影响“先发制人”战略形成因素。文章认为 ,“先发制人”战略一旦实施 ,将对美国安全战略和国际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     

"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的新教文化解读

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和扩张主义(Expansionism)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却又貌似迥异的两项重要外交政策:从表面上看,两者所奉行的对外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从更深层次上看,两者都是美国人所持有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特殊的使命感”(Missionary Impulses)的反映。本文从新教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的相互关系,以揭示这对外交政策的内在联系与作用。     

约翰·昆西·亚当斯与美国"大陆帝国"的构建

美国开国先辈已有构建美国“大陆帝国”的初步设想。约翰.昆西.亚当斯继承了国父一代的扩张思想,通过主持美西谈判、与西班牙政府签署《横贯大陆条约》,使美国领土向南延伸到整个佛罗里达半岛,向西推移到太平洋沿岸。因此,昆西.亚当斯为美国早期“大陆帝国”的构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皇民化"运动及其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强行推行臭名昭著的“皇民化”运动，妄图使广大台湾同胞“日本化”，使台湾成为支撑其侵略战争的殖民地。台湾同胞强烈地抵制和唾弃“皇民化”运动，努力维护并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但是，“皇民化”运动也造就了一批殖民地“顺民”和“御用绅士”，这些人形成一种依附于日本的“皇民化”心态。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个别抱有“皇民化”心态的民族败类在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下搞起“台独”来。时至今日。岛内极少数顽固“台独”分子的“皇民情结”仍然挥之不去，其“亲日媚日”行径的根源乃出自于此。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评价标准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江泽民则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评价标准的历史性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对“三个有利于”的继承性主要体现在都强调了生产力的基础地位 ,都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价值取向等。其发展性则主要体现在“先进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尚雅"与"崇礼"精神

中国美学尚“雅” ,以“雅”为人格修养和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雅”之境是人与自身心、性的构成 ,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相互对待、相互造就中的构成。“雅”的开端 ,是“作人” ,就价值体系的差异而言 ,“雅”与“俗”的区别首先表现为主流文化与精英审美意识和大众审美意识之间的疏离与对抗 ;从人生美学来看 ,中国古代“尚雅”审美意识的确立 ,与中国文化中的“崇礼”意识分不开。雅俗之争 ,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中 ,对如何确立人的地位 ,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人的自我实现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     

"猴子审判"与自由教育原则

历史上的两次“猴子审判”相映成趣,两者都涉及自由教育原则,但结果却大相径庭。第一次“猴子审判”借助自由教育原则帮助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入美国学校课堂,而新版“猴子审判”却在自由教育原则下试图用“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取代进化论。“猴子审判”向美国自由教育原则提出了挑战,迫使对自由教育原则进行现实反思。     

从"共治"到"善治"--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探析

中国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加入WTO后将发生进一步的变革。面对WTO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全方位的挑战,市场、政府、社会任何一方的“单兵作战”都将难以应付。政府与社会“强强联合”,实现从“共治”到“善治”,将是应对共同挑战的客观抉择。政府在达成“善治”目标的进程中要完成两件任务一是培育社会的自治能力,二是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     

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谈英语翻译中词义的"实"与"虚"

英文的翻译是一项看似简单却较为棘手的工作。英语翻译或以物质名词取代抽象名词 ,或以人的某种表情或动作揭示人的内心世界 ,此类的以“实”喻“虚”的表达变抽象为具体 ,变空洞为形象 ,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像。对于英语中以实喻虚的形象表现手法 ,翻译时应想方设法维系原文的具体性及形象性 ,一个常用的手段即是从“实”到“实”,将英语的以实喻虚译成汉语的以实喻虚     

"地方合作主义"中的权力"越位" --对转型期地方"红顶商人"现象的反思

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是转型期中国所存在的“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是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自主性增强的背景下出现的。地方政府在“市场化”驱使下容易成为利益主体;同时,地方政府在渐进式改革中对地方市场、企业拥有一定的干预权力,“红顶商人”是一种“地方合作主义”的产物,这往往会带来地方政府非法的权力“越位”。     

马赫的"感觉要素一元论"与广松涉"意义的所识"

广松涉通过批判地析取马赫哲学“复合感觉要素一元论” ,提出了主体与对象整体性、函数性功能关联的“场”及人们关于物体的概念符号是“共同主观性的意义形象”———“意义的所识”之命题。但马赫哲学在骨子里是主观唯心主义 ,然而它表现出来的却是“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的折衷主义 ,而其所谓关于“物”的“思想的缩约符号”(广松涉称其为与人的知觉及“对象的所与”相联系的“意义的所识”) ,因其失去了由实践到认识、由感性形象认识到抽象思维和理性认识的说明 ,也就难以得到科学的理解与把握。其实 ,这些关于对象世界的概念性称谓 ,只不过是人们在实践及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而形成的人们关于对象世界的一种理性把握的思维形式或观念符号     

立足"3R"打造矿难治理的准备构成

打造矿难治理的准备构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的工作,也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对矿业行业的具体要求。矿难因为涉及到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导致矿难频发的重要原因在于矿难治理的准备机制不足,因此治理矿难频发关键要立足“3R”,即“备战、反应、关联”,打造矿难治理的准备构成体系,建立、健全我国矿难治理的长效准备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