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义》中的君臣之礼

作为一部汉代礼制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在尊天、忧患意识、谦让、公天下、德治等方面为君主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了汉儒对君主所寄托的厚望和对君主的制约冲动;在“臣礼”方面,《白虎通义》规定臣子在辅助君主治理国政时,要敢于进行谏诤,不过也要注意谏诤的方式和方法;在君、臣关系上,《白虎通义》在坚持“臣事君以忠”的同时,又重点强调了“君使臣以礼”的传统要求。《白虎通义》在君臣礼制上的这种规定是汉儒政治理想的必然要求。     

试论《白虎通义》中的“孝”观念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经历历史潮流沉浮后,终于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登上汉代政治舞台,成为两汉的统治思想和主流文化。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认为,"孝"是仁的基础,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是教化的源泉。汉代独尊儒术,也是首次公开倡导孝治的朝代,且"以孝治天下"著称。那么,《白虎通义》作为由汉章帝亲自主持会议而编纂整理而成的一部书,以最权威的形     

"周礼"的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

<周礼>乃是战国时期、亦即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的儒者的一套"乌托邦"、"理想国"性质的社会制度规范的设计.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周礼>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其所设计的那些具体的、可以损益的制度规范(礼),而在于其背后的普适的正义原则(义),包括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公平性)、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地宜性).正当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为仁爱,并且超越差等之爱,指向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具体的生活方式的时间、空间的条件.通过这种正义思想的揭示,<周礼>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再次成为重要经典.     

论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现代启示——基于阶级分析视角

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的一种普世价值,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理想和最高境界.透过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分析,尤其是基于阶级视角的分析,在理论与实践中加深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理解和运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思想与皇权的协调——论孝观念从孔孟到《白虎通义》的转变

孝是先秦儒家提出的整合社会的思想观念之一,到<白虎通义>已经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规范.但关于孝的讨论,从孔孟经荀子、董仲舒到<白虎通义>,无论在孝的源由、内涵、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既反映了儒学理论自身矛盾的发展,也有皇权意识的制约与渗透.孝从孔孟到<白虎通义>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儒家思想上的观念如何转化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一般过程.     

孔子的社会正义观及其当代启示

孔子生活在周王朝名存实亡、时局动荡、新旧交替之时代。面对翻天覆地之社会大变革,孔子从政治正义、经济正义、教育正义三方面之制度设计解决社会秩序问题。同时孔子具有社会正义之理想追求与情怀,他的“理想国”是个大一统的天下为公之尧舜时代。孔子社会正义观中的政治公正、经济公正、教育公正等方面思想能够为当代中国以至世界的公平正义建设提供思想资源与借鉴。     

论邵晋涵《尔雅正义》因声求义的训诂成就

本文通过<尔雅正义>的训诂实例分析认为:因声求义作为一种解释词义的方法,已在这部著作中得到比较成熟的运用.邵晋涵借助"音同"、"音义同"、"声相近"、"声之转"等术语来明通假,探语源,考连语,系联同源词.其因声求义的明确主张及广泛实践,开乾嘉学派以声音通训诂之先河,在中国训诂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国传统“义”观念的现代伦理学价值

古人在对"义"阐释中潜在地认识到了义相较于仪的道德性含义、相较于利的正当性含义、相较于仁的理性特点和自觉自律性特点。在对"义"的现代阐释中,我们发现"义"有正义性、合理性和适当性含义。"仁"所关照的往往是个体的人,"义"所关照的则是社会全体,"义"更具有现代公德性含义。在现代社会状况下提倡"义"更具有现时代的积极意义。     

近代西方正义理论视阈下儒家“义”德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学"五常""四端"说,皆以"义"为核心范畴之一。"正义"自古以来就是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正义表现为关涉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交往关系之间的一种美德;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秩序的原则、规范和体制。儒学讲"内圣外王",大体而言,"内圣"是道德哲学的谱系;"外王"则是政治哲学。就儒学"内圣"体系、内圣开外王的路径而言,"义"是"仁"的道德实践;而就儒学"外王"体系而言,"义"表征为"仪",即"礼",人行"义"而"仪",以实现和维持和谐公正的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正义的遵行和对非正义行为的规诫和惩罚,即矫正正义的实施。"义"作为正义的原则,该原则自身是否合乎正义?儒家性善论和儒家天命论为此提供了合法性证明。     

《论语》君子观及其现代启示

目前学界对古来“君子形象”的描述较多抽象与笼统,论文从德、才、学三个角度分别阐释和综合概括出现代人、现代社会可资借鉴的“君子之义”,力求回答德、才、学的相互关系,即德统率才、学,才的发挥表现德的品位和境界,学使德、才得以完美结合;以此回归君子形象的一般形貌,从而充分张扬《论语》君子观的现代启示意义。     

从制度正义走向人性完善——读罗尔斯的《正义论》

与传统契约论者不同,人性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不是一个逻辑起点,而是他要追求的一个结果,即人性的完善——自由、平等、博爱。这种结果是他通过用纯粹程序的正义来规范制度时自然生成的。在《正义论》中制度的正义是寓于纯粹程序的正义之中的,而正义的制度一旦确立,在这种正义制度的背景下,人性自然走向完善。     

论《白虎通》中“天”的混沌性与三纲六纪

在《白虎通》中,“天”的自然性或神性只是其混炖性的一个分支,“天”是混炖的。“天”的混炖性使人用“天”作论证时,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条证据的背后会有真实的、神秘的、想象的为它作论证。三纲六纪与“天”互为因果,互相比附,循环论证,三钢六纪被赋予了绝对性、神秘性,而“天”被赋予了伦理性,从而使混炖性的“天”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实事求是”之学及其问题——以《论语正义》为中心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表现有三：重礼、考史与“事实至上”。但检寻刘疏,会发现他未能贯彻“实事求是”的要求,所以引证材料时有“求同略异”“断章取义”的嫌疑,甚至会牵合材料以证成先入之见,且“实事求是”之学亦有其内在问题。刘氏所援引的历代《论语》注疏,与“实事求是”的解释方案并不同质,这将招致一个悖论：“实事求是”的要求,反倒使刘宝楠无法实事求是地运用材料,追索经义。最后,“实事求是”之学作为一种解读方案,与结构松散的《论语》并不相适。集合众多零散“思想点”的《论语》,需要整全的背景或一贯的立场,这便需要“实事求是”之外的“决断”。藉由对《论语正义》的反思,可管窥清代实学之深层问题。     

论王船山“教本政末”之教育理念及其现代启示

王船山关于教育与学习方面的论述很多,几乎在任何一部著作里面都有关于这个方面问题的探讨,而且其教育理念颇为先进,其关于教育本质的论述颇为深刻,至今仍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论述船山教育理念形成的社会影响因素、船山对教育战略地位的远见卓识、对教育价值取向的辩证定位以及船山教育理念的现代启示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与沈阳先生商榷

沈阳先生在“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不无积极意义，但有三个大的方面仍然值得商榷：一、基督教教义与宪政理论虽然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由此把两者用线性因果关系捆绑在一起。以基督教教义去证成宪政政治正当性、真理性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二、基督教及其教会组织对此岸世界宪政政治实现的促进，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利于权力得到有效制约的政治文化环境，而不是它直接卷入现实政治、积极去从事激进政治运动：三、究政政治体现的正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的、底线性的和“消极被动”执行的世俗正义，它和由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教义规定的，带有真理性的“普遍秩序”与“普遍价值”是很不一样的。     

从《左传》看春秋的“义”“利”之变

《左传》是阐释《春秋》的传书。春秋是动荡势态下的历史过渡的时代,重“义”尚“礼”的社会风气在社会变革中逐渐向“利”靠拢。本文将从《左传》入手,从引用《诗经》和战争中剖析这种现象。     

论“义绝”之“义”

"义绝"制度是中国传统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制度,"义绝"之"义"是对古代婚姻基础条件的抽象概括,其本质是宗法的、伦理的,是"义"这一传统法基本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从立法技术层面来看,"义绝"制度不乏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其所蕴涵之正向价值应当被现代立法所正视.     

论黑格尔的“善”及其对现代教育体系的启示

对于“善”,学术界的观点始终不一,一直以来都是中西方学者讨论的话题。黑格尔关于“善”的思想在伦理学中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善”一方面有主观性,同时又具有客观性,即对现实的把握和反思。作为道德的善,他强调目的性和目的性实现的统一;作为义务的善,也不是形式的抽象的规定,而是要经过特殊化的处理进入到个体的具体场景中的义务。总之黑格尔特别的强调我们应追求活的“善”,即主观要和客观统一起来。黑格尔的“善”对我们现代教育也有很大的启示。     

荣辱思想的道德哲学基础——荀子荣辱观及其现代价值启示

荀子荣辱思想是与人们的利益行为紧密联系,先义后利,重义而不轻利;在荣辱意识的形成中注重“变”的本性;注重荣辱的名分等级,维齐非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中,荀子的荣辱思想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启示.     

谁的正义？——试论莫言《檀香刑》中“正义”的错杂性

莫言的《檀香刑》借镜传统章回体形式和猫腔民间艺术,与其之前偏重汲取西方文学资源的创作相比,有较明显的改变,但不能将此简单地理解为向传统文化母体的回归。作者以酷刑、猫腔和中西双重语境下的身体话语为载体,策略性、多维度地思考文化的“正义”性,而以“正义”或“非正义”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点来评定和统摄都是简单粗暴的表现。“酷刑”惩罚具有 “政治正义”的内涵,但行刑者作为生命体和民间社会中的一员,需要自我建构政治“正义”和道德“正义”的统一体。猫腔汇入大量异质文化,超越了单一的历史文化形态,莫言运用这一民间艺术形式质疑单一“正义”性思维和解构宏大叙事;莫言以个人话语为突破口,思索个人解放的“正义”性,借助身体欲望既凸显个人话语的“正义”,又反省了西方经济文化的偏执。本文将焦点置于莫言的“批判现实主义”理念上,试图勾勒莫言创作中“正义”观念表达的焦灼与内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