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文风和庾信后期创作

庾信后期的作品,在题材、形式和风格上,都与前期的有很大不同。一般文学史研究者都指出他后期创作的变化来源于生活环境的巨大变迁的影响,以及北方文风的积极作用。本文拟循这一思路深入,探索庾信接受北方文风影响的契机和途径,并对他后期创作中融合南北文风而形成的某些特点作一简略论述。     

丽末鲜初科举试赋变律为古述论

高丽朝科举呈现出由重诗赋而渐重经学、经世的演进特征,随着科举救弊之呼声兴起,文坛反骈文、律赋,尚古文、古赋之文风渐盛,其背后有宋代科制与文风的影响.高丽末期接受兼顾词章、经学的元朝科制,罢考诗赋代以策问和古赋,开启了朝鲜半岛科举考古赋的先河.朝鲜朝建国之后,古赋正式成为科举文体,并历时500余年,使得元代科制在域外长期延续.朝鲜朝初期针对科举考赋问题,发生过经义与诗赋、古赋与律赋、实用与否的多次争论,反映了时人对古赋文体及科举考赋问题的不同认识.     

节操意识:庾信后期情性之作主题解读

对庾信后期诗赋等情性之作主旨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决定庾信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是他后期情性之作,而情性之作的主旨不是“乡关之思”,而是复杂的节操意识。真正造成他晚期诗赋取得极大成就,造成赋境大变,并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创新的主要原因是他执着于“节操意识”的艺术外化。     

繁钦与建安文风的嬗变

建安文风经历了借鉴并改创《诗经》、《楚辞》及两汉以来乐府歌辞的阶段后,逐步向文人雅化方面发展。繁钦是这一转变期的代表人物,他早年流寓荆州时期的诗赋风格苍凉沉郁,与当时“梗概而多气”的文风契合,并初步体现出文人化的创作趋向;归入邺下后,其创作风格渐趋成熟,体现出繁丽、俳趣、绮艳、内敛的特色,既与建安文风的主体风貌一致,又对其多样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林馆学士对南北朝文风融合的推进

设于北齐后期的文林馆是一个编修御览的文化机构。当时在此云集了以北齐本土和由南入北为主的大量南北文士,统称为"待诏文林馆"学士。相较于文林馆的短暂存在,文林馆学士从三方面于朝代更替之中延续着对南北朝文风融合的推进:一是对南朝文风的崇尚与模拟;二是在南北文风观念上的相互认同;三是南朝对北朝文风在创作实践上的接受。     

浅谈北朝山东文学区文风的嬗变

北朝时期山东文学区的文风有显著的变化,前期文学风格呈现出方正淳和的特点,而后期风格则清丽典雅。细究其变化,应是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双重作用所致。内部原因在于传统文学家族创作陷入低谷,外部原因则是南来文风的渐入。双重原因导致了山东文学区在北朝期间文风的转变．这种转变实则是隋唐南北融合的一次预演,呼唤着新的创作时代的到来。     

俄国作家蒲宁的爱情小说

俄国作家蒲宁爱情小说的主要思想艺术特点是社会现实内容淡化,在爱情中追求灵与肉的统一,爱情的悲剧性结局,不塑造典型人物等。其爱情小说要达到的目的,与其说是塑造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毋宁说是探讨爱情的法则,人物塑造描绘只是工具和手段,服务于他对爱情的研究。他的爱情小说继屠格涅夫之后开创了一代新文风。     

王粲诗赋的思想与艺术

今人对于王粲诗赋的看法虽间或有所论及,但迄今还没有见到比较全面的专文论述。至于谈到他的创作道路的发展,以及后期作品的思想意义,某些论见倒是很值得商榷的。他的诗赋的艺术成就及其对后来诗人的深刻影响,更有待人们逐步作出较为深入的评论。王粲在建安诗人中是一位很有才华而又早熟的作家。从他十六岁写《七哀诗》第一首起,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这是在他少年时代的学习、经历和思想等各方面生活     

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

北宋的党争不仅是政见之争,也是学术思想、文学观念的冲突和论争。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否定诗赋取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立足点,则不尽相同,一为重实用,一为重道德。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诗赋取士持开明的态度。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北宋后期的辞赋各体均有人尝试创作。绍述以后,新党用事,复罢诗赋取士,北宋末期文人的荒疏学问和辞赋鄙俚与此有很大关系。由于以怨报怨的恶性党争,北宋后期少有大胆论政的辞赋力作。随着元以来党争的加剧,畏祸心理在这时期的辞赋中有显著表现,而且,辞赋中越来越浸入悲凉之气,宁静平和的心境逐渐让位于悲苦不振的心绪。     

“道胜文至”与“诗穷后工”——评欧阳修的文学理论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是宋初诗文复古革新运动的领袖。苏武说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吴充说他“居三朝数十年间,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可见他在北宋文坛上,是一个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他在参加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革新派向保守的权贵集团作斗争的同时,也领导了当时文坛上所进行的诗文复古革新运动,为扫除晚唐和西崑华靡文风,继承与发扬唐     

一个法国的哈姆莱特——论莫里埃的“理性”喜剧《恨世者》

法国戏剧家莫里埃的喜剧《恨世者》塑造了一个供人嘲笑和讥讽的优秀青年阿尔赛斯特。他 像英国的哈姆莱特一样思考、探索,憎恨这世上的一切虚假和丑恶,追求正义、公正和爱情 ,不过他却寻找不到复仇的对象和可以热爱的情人。最终这个嘲笑别人的“英雄”反被别人 嘲笑,但他的悲剧性与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一样耐人寻味。     

论黄庭坚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黄庭坚是宋代伟大的诗家,其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黄庭坚将庾信作为"忧愁诗人"的典范,肯定庾信的"乡关之思",以之为"凌云健笔"文风质素,他常自比庾信,阐扬庾信"哀愁"精神;黄庭坚承传了庾信"抒写性灵"思想,在创作上主张"吟咏情性",通过书写净化苦闷心灵,释放人生怨愤,调和社会矛盾,做到"哀而不怨";黄庭坚自觉论析和实践庾信"诗法"技艺,将庾信诗赋定位为"不使句弱""不使语俗",肯定庾信诗赋"清新""气韵深稳""有趣",篇章"可为楷式",创作时不少字、语词、句式乃至意象、典实等均从庾信处继承和袭用,并在庾信诗文的基础上,通过"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方式,变化生新。     

入北南人的拟作与南北朝文风的融合

入北南人,是南北朝时期实现南北文风融合的一支最主要的力量,而拟作乃是他们变革文风的重要方式.入北南人的文风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魏分裂以前时期,这一阶段入北南人的文风变化是不自觉的.第二阶段是北齐(东魏)、北周(西魏)阶段,这是一个模拟汉魏古体以救南朝文风之弊的阶段,是入北南人文风变化的自觉阶段.第三阶段是隋统一以后的阶段,这是入北南人模拟北朝文士的阶段,也是南北文风开始真正融合的阶段.随着模拟对象及方式的改变,入北南人的文风变革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南北文风也经历了一个从互不影响、相互排斥到交叉融合的过程.     

悲剧意识的荚学观照——王鹏运悲剧命运与词风

悲剧性时代与悲剧性人生孕育了晚清词人王鹏运的悲剧意识。他的悲剧意识在悲剧性时代与人生中滋生、衍变 ,相应地影响了他的词风的转变     

对罗尔斯宣言的一种解读

罗尔斯所致力于的,不是经验地描述既有的制度允许或是不允许哪类行动,不是把任何给定的制度或行动当作现成的正义模型然后再对其他制度和行动予以解释和评价。罗尔斯关注的,是如何为制度正义、行动正义、动机正义乃至人格正义的结构内容和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提供合理解释和规范辩护。因此,当罗尔斯在他正义之思的开篇宣言里重点提及制度的正义问题时,他一定不是在漠视行动正义、动机正义或人格正义。相反,当罗尔斯强调正义的首要主题是社会制度时,他一定有更深的理由认为:要首先对关乎社会制度的社会正义进行建构式理解,才能更深地洞悉人的正义(行动的、动机的、人格的正义)。     

南北朝赋的艺术突破

南北朝时期的诗赋,因遭唐初文人的激烈批评而一直受到贬抑,被放在唐代诗文革新的对立面上.这是不公正的.首先,唐人批判六朝文风的绮靡,立足于建立时代的文学风格,其批评不是在全面公正的评价基础上作出的.事实上,那些批评最严厉的初唐作家,也就是受六朝文风影响最深的.其次,唐人引以自豪的诗歌,尤其是近体诗的成就,其受溉六朝者正自不少;没有齐梁文家在音韵学方面的发见,并把其成果应用到文学创作中去,唐朝近体诗要达到如此辉煌的艺术境界,是不可想象的.第三,南北朝诗赋回避现实的倾向,原因复杂,其作用亦非完全消极,即以贬斥最甚的赋而论,其发展轨迹遵循了文学演变的一般规律.     

生命悲剧的审美救赎——论尼采的审美人生观

尼采的美学思想都是围绕"为人生而艺术"这一要义而阐发的,这也是尼采面对生命的悲剧性而开出的良方。他认识到生存是充满苦难的,但并未由此而否定生命的意义,悲观厌世。而是肯定人生的悲剧性不可改变,主张笑对悲剧性的命运,用艺术来拯救人生,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人生通过艺术的审美观来提升人的生命强力克服人生的悲剧性。他褒扬希腊悲剧艺术,歌颂酒神精神,发现了潜藏在悲剧艺术中的人的强大生命力量和克服人生悲剧性的希望。并用悲剧艺术解读人生,诠释生命,把人引入神圣的艺术审美境界,使个体生命与本体生命融为一体,在艺术审美中体味真实的生命感并获得了与世界本体融合的最高欢乐。     

试论两汉之际关于隗嚣割据西北的散文创作

两汉之际,割据西北的隗嚣集团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好文之士,他们针对其时天下形势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从这些文章中,我们感受最多的是这些文士们权衡形势,分析厉害之睿智,以及昂扬向上、气势磅礴之文风。笔锋锐利、激扬畅快之作,与战国策士文风无异,显示了乱世文学文风的一致性。此时期散文文风与西汉后期雍容典雅之文风大相迥异,又与东汉中期沉稳从容之文风相去甚远,显示了其时文风的独特性。     

理想的破灭，悲剧的必然——试析福克纳笔下的人物形象

美国南方的社会历史、地域特征和传统文化造就了一批浪漫理想主义者,他们自视为英雄,传统的继承者与维护者,家族罪恶的赎罪者与正义的捍卫者。文章拟从这一角度分析福克纳笔下的昆丁、艾克、贺拉斯这三个悲剧性理想主义人物形象,从人物塑造方面对南方社会悲剧进行剖析,以求对悲剧给出一种阐释。     

蔡邕赋的成就及风格述评

以细致的文本阅读为基础,分析东汉末年文学大家蔡邕赋的整体风貌。作为汉魏文风嬗变时期的关键人物,蔡邕对汉末文风的转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虽然认为＂辞赋小道＂,未加全力制作,但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他的赋作成就却依然相当可观。经辑佚考证,他的赋现存18篇,总体而言,这些作品具有题材多样化、篇幅短小化、表现个性化、情感真挚等特点,充分彰显文风转换时期的鲜明特征,对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及魏晋时期的作家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