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个案分析

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其除土地外另一种主要的谋生方式.农民外出务工现象,近年来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鉴于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对农民和农村带来的重要影响和变化,笔者也对其进行了实证调查,用个案分析的方法,结合当前已有的理论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原因、找工作的途径、对家庭的影响现代性的获得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的影响效应——以西部为例

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对西部地区的289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样本,对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及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具有积极效应;家庭及外出劳动力的数量、流动者受教育程度、流动者外出年限及每年外出务工的月数等因素对缓解家庭贫困均具有积极作用。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老年人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主体.运用IV-Tobit模型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影响,并将这一影响进一步分离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其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人数所引起的"替代效应"处于主导地位,而且非常显著:外出打工收入所带采的"收入效应"不显著;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整体上显著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如果不考虑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决定的内生性,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老年人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效果将被低估.     

宿州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转移就业中存在问题的调查分析

为深入地了解农村劳动力外出在城市打工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制定出合理化的对策建议,并为此开展了调查工作。以宿州市为着眼点,对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在职业规划、阻碍外出打工影响因素、在外打工维权影响因素、城乡差异影响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了促进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顺利实现转移就业的对策建议。     

外出务工农民政治参与双重性探析

本文针对当前外出务工农民在流出地农村社区、打工单位和外出务工的城市社区参与政治活动中的双重性表现,阐述了对双重性应持有的正确认识态度及造成双重性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技术赋能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技术赋能的理论视角,本文利用全国1189个外出务工村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乡村治理参与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数字治理平台通过增强外出务工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其对村务信息的了解、与村民的联结四方面中介传导机制,间接促进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3）数字治理平台对数字解决问题素养较高、与村庄的利益关联较深、政治权利意识较强的外出务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更强。这些结果对促进外出务工村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与农地制度调适

农民外出务工存在面向村庄的兼业生存和面向城市的职业生存两种逻辑。不同逻辑的农民务工对农地权利提出了不同的诉求,需要农地制度在未来一段时期进行包括农地所有权职能定位、农地权利流转和农地权利的退出机制等方面调适。     

广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形成既割舍不断又不甘仅束缚于其上的新型关系,这种若即若离的新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合法合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农民进城务工后.土地能继续合理利用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广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然成为广西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解决农民外出务工后继续合理有效利用土地,尽可能发挥其最大效用的一种选择.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影响因素探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居民作为一个广大的潜在消费群体,已经引起了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近20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农民的消费观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探究了影响农民消费观念的多种因素。通过阅读近20年来国内外学者们关于农民消费观念影响因素的大量相关文献,并对学者们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文章分别从外出务工因素、资本因素、风险因素三个方面论述了对农民消费观念的影响。     

影响农村外出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甘肃省10个样本村的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回归模型,对影响外出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多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年外出时间、务工行业和流动区域等因素对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比较显著.     

社会保障视角下的“民工荒”现象分析

近年来,由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首发而逐渐向中部和西部地区扩散的“民工荒”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众多学者对“民工荒”现象的产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本文认为,随着我国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动机已从以经济动机为主向以非经济动机为主转变,社会保障水平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会越来越显著,“民工荒”现象的日益扩大,正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必然结果.对此,本文在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780户农村居民的微观数据

研究基于农民旅游消费意愿的相关理论,采用浙江省780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旅游的若干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的旅游消费意愿受到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以及电脑和互联网等因素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会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的农户,旅游消费意愿越高;有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人均收入较高的农户旅游消费意愿较高;参加了养老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农户,其旅游消费意愿也较为显著。     

农村人口外出流动与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演进

采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2004—2011年4次调查中的农村家庭样本数据,基于收入、健康、医保、教育及生活质量五个维度,引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测度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并通过多维贫困分解得到各维度的贫困贡献率。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教育与收入维度贫困贡献率占比较高。通过引入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特征及有无老人变量对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外出务工及有无老人对于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析中引入家庭工作特征变量,以在家务农为参照进行多元logit回归分析,发现当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者本地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当教育、收入维度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倾向的更高;而健康维度BMI指标贫困发生率与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显著负相关。     

政府主导作用是务工农民合法权益保障的关键

在许多农村,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合法政治权益保障问题,农民工子弟的就学难等问题依然存在,在某些地区还比较严重.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关键,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规范劳资双方的关系;通过建立制度化的公务员培训机制,提高公务员对保障务工农民合法权益的认识.同时,进行相关立法,使政府部门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时有法可依.     

外出务工对农户收入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基于陕西省安康市3县1106个农户的调查与分析

文章利用在陕西省安康市的农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上研究了外出务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外出务工、资产、存款、劳动力数量等都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教育水平、风险因素等对农户收入有负向影响.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及改善途径

新一届中央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不断推出新政策:鼓励农民外出务工、解决农民工遭遇的欠薪问题、破除农民进城务工的种种障碍等,这些举措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这些政策在短期内的能量释放,必然会起到加速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对于缓解三农困境乃至宏观经济走向意义深远.但目前影响和制约农民进城务工的不仅仅是种种政策性歧视,农村劳动力自身的素质也是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笔者就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状况及改善途径提出如下见解:     

新疆少数民族外出务工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分析

文章运用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依靠新疆和田地区少数民族实地调查数据和政府统计数据，在分析少数民族外出务工特征的基础上，研究少数民族外出务工对当地经济的回馈和社会的影响。为当地政府如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依据。     

外出农民工返乡的收入临界值分析——基于江西、广东两省32县市的调查研究

目前,我国农民工的迁移行为呈现外出务工和返乡交织并存的双向流动新特征,农民工返乡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农民工返乡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收入是最主要的因素。通过对江西、广东两省32县市620名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可以发现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务工的收入临界值。此项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诠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和返乡问题,从而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提供参考。     

金融危机背景下湖南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分析

女性是农村外出务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外来者与性别身份往往使其面临着较多的流动风险与就业风险,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其处境将更为复杂与艰难.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金融危机对不同行业务工女性的影响并不均衡,不少务工女性在多年的流动中主体意识、主观能动性及抗风险能力都得到增强.我们试图通过对湖南这一劳务输出大省部分外出务工人员的考察,来了解和把握金融危机以来不同性另q农村劳动力的外出特点、就业状况、权益需求、流动趋势和择业意愿的变化,从而为健全政策法规、制定相应对策提供现实依据和参考,以此部分削减金融危机为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须从整合社会资源破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外出务工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由此引致的留守儿童问题成为全国的普遍性问题。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重庆,留守儿童问题较为严重。据《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状况专题调研报告》,重庆市有0～16岁农村未成年入440万人,其中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235万人,占农村未成年人总数的53％。这其中．双亲长期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达13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