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叙事视角艺术及其叙事文体的独立

唐传奇叙事文体的独立与其极富灵性的视角操作艺术存在密切关系。传奇作者们通过采取全知叙事框架下的局部限知叙述、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以及多视角的交叉与转换等叙事谋略,使传奇文本在叙事话语、叙事结构及叙事的时间、节奏等方面都超越了母体史传,发育成独具小说审美品格的叙事文体。唐传奇叙事艺术成就的获得,既吸纳了中国传统叙事艺术如史传、六朝志怪的营养,也借鉴了国外叙事艺术,如印度的佛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经验。     

脂砚斋评对《红楼梦》小说阅读空间的影响——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谈起

自19世纪20年代脂砚斋本<红楼梦>被学术界发现并刊行后,对于读者而言,小说<红楼梦>的文本阅读空间较之以前通行的百二十回本,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脂批从叙事和评点两个层面共同重塑了小说<红楼梦>的阅读空间,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近乎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内在焦点式的叙事效果,这是之前广泛流传的程本系列所未尝具备的,带有了一定的自叙传色彩,不过,与严格意义上的自叙传小说相比较,脂本<红楼梦>虽在某些情节的叙述处,采取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但这种叙事的使用,是相当有限度的;而评点在强化第一人称叙事者时,由于叙事者指称的混乱,也很难保持内焦式叙事者的一致性.更何况,文本还有大量的全知叙事与之并存,这些都影响了小说的自叙传的有效性.     

元小说《冠军早餐》的叙述视角解析

《冠军早餐》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创作的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小说是叙述的艺术,元小说更是格外关注小说的叙述语言和叙述策略。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既运用了第一人称侵入式叙述这一元小说创作技巧,打破传统的叙事框架,揭示了小说的创作过程和虚构性本质,又结合了传统小说惯常采用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和全知视角进行叙述,使小说的叙事呈现出清晰的脉络。     

“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新论

中国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有着相当密切的渊源关系,过去人们从文学虚构论出发,局限于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藩篱,看不到两者间真正的互文性优长。事实上,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对中国小说的文体形成与叙事建构是有相当贡献的,它并没有阻碍中国小说的发展,应该说后世的小说叙事者对史传的追慕,恰恰促使了中国小说的壮大与成熟。所以,当我们把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统一在纪实的语境中来探讨时,就会对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进行较为公正的评判,而不是如诸多照搬西方文学话语的论者那样进行过多的否定。也就是说,中国的小说叙事只有继承了史传叙事传统的精髓,才能真正彰显其现代性文体价值。     

"三言"的叙事视角模式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于“说话” ,受其影响 ,存在着一个说书人叙述格局传统 ,导致了白话小说文本叙事的拟对话模式以及叙事视角的全知与限知动态结合模式。拟对话表现在形式上大致是虚拟对话场景和阐释典章制度及民情风俗等 ,直接与读者 (听众 )交流、沟通。“三言”故事都是在全知的前提下 ,作者保留、延宕某些信息而成限知 ,限知和全知视角形成动态组合 ,但易出现视角越界现象 ,造成艺术上的疵漏。     

叙事的悖论:《恋情的终结》的叙事解读

格林的小说《恋情的终结》有着独特的叙事特点。首先,小说采用了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形式,多个第一人称叙事者使小说具有层次感和立体感;其次,小说放弃全知视角而采用有限叙事视角,注重对人的主观内在信仰和对上帝内在经验的审视;另外,小说本身对创作理论的探索以及开放式的结尾使这部小说具有元小说的特点,增加了小说的深度。     

试论电视新闻的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

当前的电视新闻在叙述顺序与时距方面体现出鲜明的特征。叙述顺序可分为顺叙、倒叙和预叙。电视新闻运用最普遍的是倒叙尤其是外倒叙和部分倒叙。可以说没有倒叙 ,就没有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电视新闻常用的时距类型是“概要”和“场景”。从重“概要”到重“场景”的嬗变是电视新闻发挥优势、突现自身特质的一个侧影。就叙述视角来说 ,电视新闻大多是对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第一人称目击者叙事 (限知 )和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 (全知 )类型的单独或者交叉使用。各种叙事类型相互转换形成叙事的多元视点 ,实现叙事的立体化 ,是电视新闻创新的一大方向。     

沈从文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与艺术的成熟

论文突破了通常的将沈从文小说按题材分为都市与乡村两部分,而别有新意地从叙事视角上,按沈从文小说中“自己的成分”的多少划分为影子作者叙事与非影子作者叙事.认为沈从文小说凡是以第一人称叙事,带有自叙传性特征,以影子作者进行叙述的,由于受到自身生活的束缚,特别是追求小说的真实性、感染性和趣味性而不免带来叙述上的琐碎,拖沓,冗长,而离作者自我较远一点,冷眼的作旁观者,以非影子作者叙述的,作者就能与“自己分离”,“冷眼的作旁观者”,追求小说的艺术性,让人感到艺术上的明净节制,客观沉静,一扫“自己成分稍多一点的”小说的那种令人腻烦的囉嗦散漫、拖沓琐碎.论文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沈从文从第一人称叙事到非第一人称叙事,从影子作者叙事到非影子作者叙事,从“故事”的第一人称讲述到构建叙述框架进行讲述,从“自我”的突出到“自我”的退隐等叙事视角的转换,认为正是这种转换有力地推动了沈从文小说艺术的成熟.论文并且探讨了沈从文叙事视角的这一转换与艺术规律的关系.     

唐传奇的叙事成规

本文依托现代叙事学关于虚构叙事在于特定语言成规的思想,分析了唐传奇建构的两种叙事成规:"个人化观点"和"情节化修辞".前者是对史书全知观点的蜕变,后者是对史传编年实录和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飞跃.唐传奇叙事成规的形成,在中国叙事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见证之“我”与苏联成长小说的教育意义

一般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苏联官方文学中,全知视角占主导地位,且承担教育功能,而内视角一向是被排挤的。高尔基《我的大学》及在其影响下哈萨克斯坦苏联时期作家穆坎诺夫所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生活学堂》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两部著作中承担教育功能的是内视角,以见证之"我"为典型,对文本教育意义的阐发产生了重要影响。见证之"我"与苏联成长小说教育意义关系的探索,对该时期文本第一人称叙事乃至整个苏联文学的叙事研究至关重要。     

中国古代小说叙述者简析

中国古代独特的“史传”和“说话”的叙事传统，造就了中国古代小说所独有的两个“叙述者”形象：文言小说的“记言者”和白话小说的“说书人”。他们鲜明而独特的模式化特征，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文本的特殊风貌。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者形象暗合了隐含作者（作者的“次我”，正统文化的价值集合体）的价值观，自身已强化为理性化的、具有价值整合功能的特殊形象。这正是中国古代小说叙述者长期模式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推卸”叙述责任的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

第一人称小说的虚构性在五四之后基本得到了明确,但是传统的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观念仍然存在,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作者在小说中尽可能减少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小说“真实性” 的责任,因而形成了一类“推卸”叙述责任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类小说或者采用“我听故事”、“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或者采用分层叙述。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从小说艺术的发展来看,“推卸叙述责任”乃是使叙述自然化、逼真化的手段,这与中国现代小说总体倾向上的现实主义传统相一致。     

《史记》《汉书》叙事中融入诗歌的原因探析

《史记》《汉书》的史传叙事中融入诗歌有多方面原因:从文体角度看,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是史传文体复调潜质的显现;从文化传统角度看,史传叙事中融入诗歌既受引诗传统的沾溉,又受楚骚文化的浸染,同时也有民间文学的渗入;从创作主体看,优秀的史传作者往往具有"史德""史学""史识""史才",且兼具诗人气质,这为史传叙事中诗歌的融入提供了创作主体上的可能性和倾向性。     

史传文学的影响与情节模式的突破——《儒林外史》的结构创新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彻底蜕尽传统的结构模式而进化为近代型的小说,是在20世纪初期。晚清新小说家及五四小说家对西方小说形式的积极移植与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共同促成了中国小说结构模式的转变。在这一飞跃之前,中国小说的结构模式一直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在这一进化的过程中,《儒林外史》的地位是很引人注目的。吴敬梓在叙事结构方面既广泛借鉴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的手法,又赋予了新的创造革新,从而使《儒林外史》在结构模式上具有近代型小说的色彩。     

先秦楚歌的文学模式

先秦楚歌记载于诸子散文、史传著作或传说故事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模式.一方面,楚歌的创作者与演唱者是同一的,并且有特定的叙事背景;另一方面,诗歌和叙事又是相互说明和印证的.它自然地表达出作者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情感,塑造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形象,并且古琴的音乐个性与楚歌的文学情调有着特殊的艺术关系.先秦楚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文学模式影响了后世诗词与小说等叙事作品紧密相联的中国文学独特的叙述方式.     

传统叙事的持守与偏移:论国家话语中晚清新小说的叙事特征

晚清新小说家不仅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在叙事立场和价值选择上保有文学的传统叙事维度和宏大价值旨趣,而且以一种想象逻辑实现着对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章回体叙事结构模式的广泛运用,以及对史传传统与历史叙事的偏爱,都体现出晚清新小说浓厚的传统叙事特征.由于晚清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文化场域,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中还体现出对传统叙事的突破与偏移,如主题的多义性和复合性、反讽揶揄调侃的叙事手法、叙事文本情节的跳跃与断层、叙事人称和视点的转换等,在叙事逻辑上呈现出对传统叙事的复杂态度与多重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事上承袭了较多的传统规则,虽然不成熟且存在明显不足,但其在"传统"根基上所生发的"新"向度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文论史意义.     

当代先锋作家生存哲学的价值变迁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代先锋作家便一直致力于小说叙事视角的形式革新.但这一看似形式主义的叙事实验,却同样反映了先锋作家某种生存哲学的价值变迁:从反对现实主义文学全知叙事所代表的自失哲学起步,先锋作家利用第一人称的全知叙事,高扬起了人之主体性的旗帜.然而,这种自圣哲学却因其对小说人物的叙事压迫,最终在90年代转向了"我-你"关系的相遇哲学.     

《左传》叙事视角研究

当我们用现代的概念工具去分析中国最早一部具有叙事文学意味的历史作品《左传》时 ,会发现其视角类型具有相当的特殊性 ,它是全知视角 ,但又与西方叙事学家们所总结的几种全知类型有相当的不同 ,本文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史家式全知叙述”的视角类型。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对这种视角的内涵、形成原因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别开生面的艺术世界──《玫瑰门》叙事和语言艺术初探

当代女作家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在叙事上突破了单一的叙事手法，综合运用了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来结构全书，从而使作品在整体性、真实性、协调性和倾向性四个方面取得了不同凡响的审美效应。在语言运用上作者也作了大胆尝试，运用了线型、面型和场型等多种语言形式，使小说呈现出一个缤纷多采的语言世界，这集中体现在语言的淡化和非规范化语言的使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