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非诚信行为的政治学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阈下

信息不对称理论主要研究经济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公务员非诚信行为中,表现为政治委托人(公众)和政治代理人(公务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关系.信息不时称理论的政治学意义就在于作为分析的工具,在诚信政府的建设中,在控制公务员非诚信行为中,我们的思路会更加科学,行动会更加理性.信息不对称与公务员非诚信行为的关系表现为公务员录用前的"逆向选择"和公务员在工作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公务员非诚信行为损害了政府的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同时给人民群众带来损失.以制度约束力矫正公务员非诚信行为,即弥补正式制度缺失和发挥非正式制度积极作用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经济学向法学领域的扩张——法经济学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法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它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得最为深入的领域.法经济学业已成为当代法学领域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学派;而在经济学理论界,则引导和促进制度主义思潮的勃兴,并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强有力冲击.法经济学不仅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为法学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与方法,开阔了法学研究的视野,而且对于我国法治建设也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其具体表现在法制改革、立法活动、司法实践、推进法治化进程等方面,尤其是:第一,基于"法与金融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而进行制度结构改革时,应采取循序渐进式的策略,可进行低成本法律移植;但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约束条件,应注意"法律外生性的内生性转化".第二,可以尝试借助"第二财政"、通过发行"法治彩票"的方式筹集资金,补充"法律援助基金",扩大法律消费需求.     

政府信用建设的伦理路径探析

诚信、公正和责任是政府信用的伦理要素,关涉着政府信用的高低。而目前我国政府在制度、组织和行政人方面存在的某些失范现象,却损害了诚信、公正和责任的政府形象,使政府信用陷入伦理困境。社会转型是这种困境出现的根本原因,而制度的合理性、组织的公共性不足以及行政人的道德异化则是导致这种困境的具体原因。对此,从制度伦理、组织伦理和行政人道德三个维度可以实现对政府信用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伦理建构。     

"诚信龙江"构建的理性分析

作为美德或个人修养、伦理规则或公共道德的现代诚信范畴,最终要通过社会的制度安排体现出来.黑龙江省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及其衍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使其诚信社会建设较之发达省份存在着严重的体制性障碍.鉴于此,扭转诚信缺失现象,构建"诚信龙江",需要建立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社会诚信管理评价体系框架,并借助现代信息化的力量,构筑有效的支撑平台.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检察监督中的适用

《民事诉讼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意味着检察机关非诚信监督的本质从不道德转化为违法,而司法机关违法将直接对司法公信力造成沉重打击,必须予以有效防治。导致检察机关非诚信监督的原因极为复杂,有必要对检察实务中常见的非诚信监督进行梳理归类。在洞悉非诚信监督病因的基础上,除从宏观上采取培育诚信监督理念与氛围以外,亟需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制度及其周边制度,以避免监督与不监督的两难境遇、消除非诚信监督的动力、提高非诚信监督的代价、弱化外界对检察监督的干预。     

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改革的实践

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备受国内外学界的争议.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推进则主要得益于有关推进与巩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的一系列法律(尤其是民商法和经济法)改革.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法律作为经济改革的护航者提供着"双轨制"激励以及中国式的特殊制度弹性,而作用的变化趋势则是向正统理论回归.     

恪守诚信时的＂守经达权＂

诚信与其他道德规则是相互关联的,但各种道德规范在不同境况下又是能区分出轻重缓急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恪守诚信时要做到既坚持原则,又能变通.但为了假仁假义而违背诚信规则是不可原谅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不诚信行为的监督和约束.     

学术规范·学风建设·人才培养

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集中表现在道德规范的无力化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性格的欠缺.道德的问题属于"遵纪守法"和讲究"诚信"的层面,其是非昭然.科学研究性格的确认与确立,是解决今日学界问题的根本途径.研究意识、研究方法手段、研究的技术操作、研究结果的检验这一系列研究本体活动急需科学化规范化,而统御这一切的科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当务之急.改革开放--像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样,取法近代以来西方人文科学研究制度之长、特别是催生近代文明的"实证"精神,应当是反思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视角.教育制度教育方式的改进也是同一框架中的问题.核心是科学有效的制度的确立.     

主权理论革新与国家人格否认制度之同构

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构建引出新时期主权理论的界定问题。若坚持绝对主权论,则该制度对国家主权形成侵害,这与战后国际法倡导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背道而驰;而主权过时论又有可能引起人权大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弊端。所以,主权理论在新时期应作新的审视和解读,各国只有通过协商一致进行主权适当让渡才能使国际法有存留和发展之空间,从而使国家主权权力的行使亦受到国际权力的限制,以更好地保障各国的国家权利。"晚期现代主权论"的核心理念则正好证成了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正当性,同时也进一步反证了在国际社会中倡导"晚期现代主权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两者逐步实现了理论上的自洽。     

从微观基础研究到宏观基础研究:后瓦尔拉斯主义的兴起

宏微观经济学经历了三次融合.在微观基础研究中,新古典主义把预期形成机制理论作为连接宏微观经济学之间的桥梁,而新凯恩斯主义则通过工资-价格粘性的原因解释和不完全市场结构的分析来构建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他们关于代表性主体、理性、均衡以及协调问题的观点都是不合理的,因此必须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早在宏微观经济学分立之初,凯恩斯对这一问题就有所关注,西蒙开创性地提出了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满意决策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则从制度上来研究宏观基础,其协调失灵学派还提出了协调失灵理论.对宏观基础进行系统研究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瓦尔拉斯主义,其学者指出,具有有限理性的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经济系统方程具有多重均衡解,从而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但宏观制度的协调功能会使经济处于相对稳定状态.